南方丝绸之路及“邛窑”的传播（一）
胡立嘉 / 文
卷首语:正当我整理旧稿，准备集辑时，无意间在一篇调查记录中找出一张1987年8月20日西南师范大学和重庆电视台决定联合摄制《南方丝绸之路》学术风光系列片，并对南方古道进行综合考察，希望所到之处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支持的《介绍信》。回想上世纪80年代初，四川曾一度掀起“南方丝绸之路探索热”，并认真组织调查、召开学术研讨会、发布新闻报导、拍摄学术记录....二十年过去了，人们不再热衷于远古的，虽然更具魅力的“南丝古道”，转而炒作起始于唐、兴于宋的川康(藏)“茶马古道”和为时更晚的清代至民国滇藏“茶马古道”，以为发展旅游所需要。
我自己本人长年生活、工作在这条中国南方最古老的国际贸易小道沿途上的几个重要站点，对这条古道熟悉而且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曾苦苦追寻、苦苦探索，对这条古道的调查研究一直都没有停止。虽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却时时向年轻一代学者传播和灌输“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以期引起他们的重视。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象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刘彻一样，突然醒悟，重新认识“南丝之路”研究的重要意义，那便是我的心愿。
“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又称作“中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这是今天的学术界相对于著名的“西北丝绸之路”而给古代的“蜀———身毒道”新命的名称。然而事实上，这条“南方(西南)丝绸之路”大约要比“北方(西北)丝绸之路”早出五、六个世纪。
“身(音yuan)毒”———即“印度”的古代记音、译音。“蜀”，今四川。“蜀———身毒道” 就是从蜀(郡)到印度的道路。如同我们今天讲“京浦路”、“成昆线”一样的简洁明了。这是一条中国西南地区最为古老的“国际贸易通道”。主要分为东、西两条线路:①西路自成都经邛崃、芦山(雅安地区)、越嶲(西昌地区)渡金沙江进入滇西北，再往西至祥云、大理，由保山入缅甸八莫地区，再往西至印度。②东路自成都顺岷江而下经新津、彭山、乐山至宜宾地区，向西折入横江河谷入云南昭通、曲靖，抵昆明后又折向西至祥云与西路合。东路又可从宜宾地区沿北盘江南下至广州，或由昆明经由开远，沿红河入越南，出海至印度。形成沟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重要的民间通道。这条古道也绝不只是“丝绸”的专用商道，而是一条多元、多支、多功能的“民族通道”、“民间国际贸易走廊”。或者又可将其称为“中国南方最早的古代民间国际贸易小道”。这条“民族通道”和“民间国际贸易走廊”大约在春秋战国以前就已形成。但从民族迁徙历史文献和考古调查资料的角度看，有学者认为，这条古道的存在大约可以上溯到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
古代巴蜀的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因秦岭、岷山、龙门山以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横断山脉、大小凉山以及金沙江(长江)、岷江、嘉陵江、澜沧江、怒江一系列崇山峻岭、汹涌江河的阻隔，故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说。人们普遍认为，古代四川交通不便，因而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地区，从而否定中国古代巴蜀的对外联系和交往，否定古代巴蜀文化受中原外来文化影响，以及古代巴蜀文化向北方、南方传播的影响。这一观点已为“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和“出海路线”确立的事实所打破。基于邛崃(古临邛)是战国秦灭蜀后，于公元前311年所筑城置县之“巴蜀四大古城”之一，是“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古代南方重要的“国际贸易走廊”西出成都第一重镇，又是自西汉即以盛产盐、铁富甲一方之地；邛崃自古又以蚕桑、丝绸和茶叶闻名。唐代的邛窑陶瓷产品之丰富，流传之远，同样名闻遐迩(只不见诸于文字罢)。这些丰富的物产必然会随着这一重要商道传播。因此，笔者认为，研究“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对于研究“邛窑”的传播也有着重要的、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的形成
（一）、从“大石文化”看民族迁徙路线与“蜀——身毒道” 的雏型
从1951年资阳黄鳝溪出土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和一些“旧石器”遗址，以及分布极为广泛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我们不难想象出数十万年前，古人类在四川(巴蜀)地区的活动。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阿坝茂汶地区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墓葬形式， 考古界称其为“大石墓”。这种“大石墓”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很广。大致主要分布在阿坝、甘孜、雅安地区和西昌地区(凉山州)西部、滇西北地区一带。然而在四川盆地目前尚未发现。(虽尚未见“大石墓”分布，却也有不少“大石文化”遗存)。大石墓在西昌境内尚存百余座，安宁河流域有上千座(1)。云南洱海地区的宾川、祥云、大姚、姚安等地发现有大批大石墓。从文化面貌看，它们与北方草原文化和甘肃、青海新石器文化的关系密切。另外，在滇西北地区也发现一些大石墓和石板墓，与滇池地区面貌不同，但与四川、甘肃、青海乃至内蒙古的匈奴文化有一定联系(2)。这批墓葬的时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晚期。
在今天茂汶一带的羌人中流传着这种大石墓是“戈基”人留下的，“戈基”人的特点是“纵目”的传说。这个传说与古蜀蚕丛氏为“纵目”，“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塚”的记载相吻合。有学者认为“戈基”人就是史载的“冉駹”。冉駹夷应是笮人的一支。上古音“戈”、“笮”二音相近。羌语“戈基”义即为“戈人”，即“笮人”（3），过着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据当地羌人传说，这批戈基人后来被从北方南来的羌人打败而迁走了。羌人古称西羌，意为“西方牧羊人”，商周时通布陕、甘、青一带。羌人曾多次南迁。部份羌人在商末曾遍武王伐纣，定居中原。战国秦的扩张，羌人在秦献公时(公元前384至公元前362年)“又复南下”，迫使北方游牧民族中的一支(氐羌)沿古代的“西山南道”南迁。
这批有着相同文化面貌特征的“大石墓”的分布，已为我们初步勾画出了一条“戈基”人由茂汶逐步向南迁徙的路线图，即由茂汶沿今都江堰西的卧龙龙门山脉东麓，越巴郎山进入芦山、宝兴，或由都江堰南下经临邛(今邛崃)至芦山、荥经，越邛崃山，渡大渡河往西昌(今凉山州)、云南西北地区，并在那里定居下来。雅安的汉源曾名为“笮都”。今西昌的盐源也为“笮人所据”。今天凉山州的彝族把大石墓称作“濮苏鳥鳥”——意即远古时候(濮)人的墓。
同样，这批南下的羌人除一部份留驻在今茂汶一带而外，一部份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继续南迁，迁到了今天芦山、宝兴、天全一带，在这里曾建立了一个“古青衣羌国”。江水今仍名“青衣江”。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从甘、青、陕乃至内蒙草原南迁的氐羌民族，必然会沿着一条由甘南、陕南联接川西北地区的古道南下。这便是中国古代巴蜀与中原联系的通道。
（二）、秦灭巴蜀与古蜀——身毒道
战国末年，秦于惠文王更元七年(公元前318年)两次击败攻秦的联军之后，意欲兴兵伐楚。时司马错、田真黄力主“蜀有傑、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供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率，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4)
于是秦于周赧王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派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大军“从石牛道伐蜀”（5）。所谓“石牛道”，就是公元前321年，秦国为行兵便捷，假以能“便金的石牛”赠与蜀王，欺骗蜀人派“五丁”开山，为迎接“石牛”而修建的由蜀通往秦地的道路，所以叫“石牛道”，又叫“金牛道”(这是一则由胜利者的秦国编写的，意在挖苦“蜀人愚昧无知且贪心”的神话。古蜀的富饶和文明今天已被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辉煌所证实；古蜀王朝曾几度占有汉中，直取南郑，并曾兵至凤翔[“卢帝攻秦至雍”]，一可见其力量，二可知其秦蜀之间自古即有通道相联，并非什么“五丁力士”开“石牛道”，无非拓宽山道、整修栈道以利交通罢。实乃秦有并蜀野心在前，借口在后而已。今蜀人不以为耻，尤津津乐道，不知何故，但不在本文论及范围，故不多赘言。
这条古道在秦灭巴蜀之后始称为“金牛道”。这条古道从陕西沔县西南始，经宁强，翻越七盘山进入蜀境，至广元朝天驿进入嘉陵江河谷，经昭化、剑阁抵成都，全长约600公里，蜀境内约400公里。是自秦以来历代由汉中进入四川(蜀)的北方重要通道。秦灭巴蜀以后大修栈道，从关中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6)。而另一条大约开通于战国中期的褒斜古道，因取道于陕南的褒水、斜水二条河的河谷地带而得名。始于陕南汉中褒城。褒城在周显王时(公元前344至公元前321年)尚属蜀地，其后为秦惠文王攻占，始归秦。止于陕西县斜谷。关中以南则是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7），其与石牛道相接(也有人认为褒斜道本来就是石牛道的一段)，形成了战国至南北朝时期，四川盆地北越米仓山入汉中盆地，越秦岭至关中平原，沟通关中与巴蜀的重要南北通道。
公元前316年，秦为灭楚并天下，先趁巴与蜀争斗内乱之机，从金牛道、褒斜道入蜀，十月一举灭掉蜀国，又趁势攻取了苴和巴，将北起秦岭，南至云贵的广袤疆土纳入了秦的版图，在统一六国之后逐步设置郡县。
秦为了加强对蜀地的管理和进一步加强对蜀王室遗民的军事镇压，于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公元前311年)派蜀守张若筑成都、郫(郫县)、临邛(邛崃)和江州(巴县)四城。成都城的规模与咸阳同制。而郫城稍小于成都，大于临邛。“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层，而置观楼射阑(8)。这几个地方地理位置均扼守交通要冲，也都是非华夏民族集中之地。所以，秦政权采取“徙上郡而实之”的政策，把赵国等战败国中的豪强迁至巴蜀。移民是秦统一巴蜀的一项重要措施。秦之迁虏大多富豪，如赵之卓氏、山东之程氏(郑)皆工商之家，他们把北方当时先进的工商、冶铁工艺带到蜀地，在临邛“即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椎髻之民，富至僮千人”(9)。迁虏移民的路线和将蜀地(临邛)的盐铁远销至蜀西南(今凉山)、云南的商贸路线，促进了南丝之路的形成。
与此同时，秦国在巴蜀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大约在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至五十六年(公元前256至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任命李冰为秦国蜀郡第二任太守(有说为第三任者)。李冰任中，大兴水利，建成闻名天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形成灌溉网络，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是为天府”。进一步整治河流，“通正水道”， 整治成都检、郫二江(今府河、南河）、疏浚羊摩江(羊马河)、洛水(石亭江)、绵水(绵远河)、文井江、白木江；又凿烧南安青衣江溷岩(今乐山凌云、烏尤二山间)和岷江大滩礁岩(宜宾境内)，同时在蜀境广修栈道。“又穿广都(双流一带)盐井诸陂池”。这一系列以农田水利和交通为主的治理，由水陆交通的大发展，促进了蜀地工商业的大发展以及同中原、荆楚、滇越的经济文化交流。成都也就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工商重镇，是西南地区商业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乃至两汉后期发展成为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物产的丰富、商贸的繁荣、水陆交通的拓展，为南丝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后，秦始皇又使“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0)。五尺道即今宜宾至云南曲靖地区的古道。北起宜宾，经高县入云南昭通地区，南至曲靖。西通昆明、大理；东至贵州毕节、 安顺一带。秦时即在这一带设立郡县，对沿途地区非华夏民族的僰、羌、叟人加强管理和统治。因道路仅宽五尺而名五尺道，又因地处僰人居住区，故又称作僰道。对沟通西南与中原联系有着重要作用。隋唐时期，这条道又曾称作“石门道”。
（三）、蜀人南迁与古蜀——身毒道
云、贵地区边疆的开发，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年一前 330年)，使将军莊蹻将兵循江上，至滇池，以其威定，属楚”。其后因巴蜀内乱和秦灭巴蜀之战，至使滇、黔、巴、蜀“道塞不通”（11）。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1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借石牛道伐蜀。蜀王仓猝应战，亲率兵迎战于葭萌关(广元老昭化城)，兵败退至武阳(彭山、新津一带)为秦军所获。蜀王太子战死于白鹿山(彭山武阳北30公里)。冬十月，蜀平，开明王朝灭亡。蜀人包括蜀开明王室一部份人退走蜀西南，同秦国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顽强斗争。退走蜀西南的一部份人沿青衣江河谷、芦山、沉犁(汉源)，继而越大渡河退至今凉山、西昌一带。又逐步退过泸水(金沙江)进入云南、越南。蜀人在这里同西南夷各族友好交往、和睦相处，并将蜀人当时所掌握的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冶铜铸造业、制漆、纺织等工艺传入西南夷，赢得了当地各族民众的拥戴，尊为“雄长”。大约在战国末年，蜀人后裔的一支经云南、广西南迁至交趾北部(今越南)，建立了“安阳王国”。越南史志《大越史记》中有安阳王，“姓孙，名泮，蜀人也”的记载。《越史丛考·安阳王丛考》中也有相同记载，《丛考》称安阳王后为赵佗所灭。其后裔继续南迁，大约在三国蜀汉时在今柬浦寨境内建立了“扶南国”。
从西南各地区发现的战国晚期墓葬文化面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蜀人南迁的许多例证、蜀人南迁的主要路线和蜀人与西南夷各民族之间密切交往的主要路线，以及他们同交趾、缅旬、印度等国交往的主要路线。这就构成了古蜀——身毒道南方段的雏型。
此间，不乏商贾将蜀地盛产的盐、铁、丝绸、蜀布以及漆器等物品，沿着这些分散的、断断续续的小道运至云南、缅甸，再转运至印度、阿富汗等国。由于属于“偷运出境”，所以史志上都称之为“窃出”、“间出”。这些商人们往往都自称是“秦人”， 而印度是最早接触中国人的国家，所以古印度一直称中国“秦”。欧洲人又多是从印度了解中国的，再按当时古印度的读音，将“秦”转译成“支那”，一直沿袭至今叫“CHINA”了。
（四）、汉代西南地区的开拓与古蜀——身毒道
据《汉书·地理志》载，“昭王开巴蜀”。秦为了进一步巩固对巴蜀地区的统治，“乃移秦民万家以实之”(12)。秦移民政策进一步推动了蜀地工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西汉临邛巨富卓王孙(卓文君之父)，其祖上就是赵之迁虏。“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又，“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13）。临邛就是西汉蜀地著名的冶铁中心。作为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冶铸业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巴蜀地区农业、纺织、手工业：诸如蜀布、蜀刀、错金银器、漆器、蚕丝绸以及陶瓷业的发展，加之以盐井的开凿，火井煮盐的利用，商业贸易交流兴旺发达。成都成为主要的商业中心，设“市官”、“锦官”、“车官”。在临邛等地设盐官。“三蜀”专设有“工官”。当时的蜀地，“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王服美衣”(14)。
蜀地丰富的物产必然构成对外交流贸易。卓氏、程氏生产的大量铁器就需远销往川西南、滇西北。“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笮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15)。
到汉武帝时，为加强对巴蜀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控制，开拓疆域版图，设置新郡县，决定对蜀西南、滇、黔少数民族地区开拓发展。与此同时，西南夷中的邛、笮、夜郎诸部落及冉駹意欲臣服于汉。于是西汉王朝决定实施“开发西南夷”。
历史上最早明确记载西汉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开拓的文献是《史记》《汉书》。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三次出使西南夷和南越，都是以南方“蜀——身毒道”的存在为依据，借此提议汉武帝实施开发西南夷和南越。
汉武帝刘彻即位第三年(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大月氏，意欲相约大月氏夹击北方匈奴。张骞在途中为甸奴所获，羁十年。后得脱逃，越葱岭，经大宛(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康居(同上)、大厦(今阿富汗阿姆河流域)等中亚国家，到达大月氏。“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领”。留住一年多后复还。归途又为匈奴虏，拘禁一年多以后， 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才回到长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骞通西域”。张骞向汉武帝进述了十三年来的所见所闻:“骞在大夏时，见筇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16)此是后话。
早在张骞尚羁留匈奴之时，唐蒙和司马相如就曾先后出使南越和西南夷。
汉武帝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使番阳令王蒙风晓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并进一步建议说:“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17）王乃“以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直指牂柯江”。及至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发巴蜀，广汉吏率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18)，次年，“始置邮亭”。（19）
“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唐蒙在广州吃到四川特产的“枸酱”，因而发现其可能有一条由蜀往南的近道，回到长安问四川(蜀地)的商人(由此也可见西汉时蜀商南来北往十分频繁，涉足甚远)，搞清楚是从蜀南一带沿牂柯江(上段为北盘江，下段为红水河)直至番禺(广州)。僰道就是秦五尺道(见前)。
西汉政权的稳定，汉武帝一系列治国方略的实施， 使得秦时曾置郡县的西南夷诸部落都愿臣属汉朝。其中邛、笮、冉駹几个很有影响的大部落请求中央政府设置官吏。汉武帝接到这样的报告后，就问蜀人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说:“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秦时(一作异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于是，汉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西南夷”。司马相如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从长安经石牛道入蜀、抵成都。又由成都经临邛、芦山、严道(荥经)、越邛崃山(大相岭)、笮都(汉源)，过沫水(大渡河)进入今凉山地区的邛部。沿途“邛、笮、冉駹、斯榆之君请为内臣”。闻马相如“通零关道(今越西)、桥孙水(台登<冕宁>孙水河、安宁河)，以通邛都(西昌)。”（20）复又从邛都(西昌)沿安宁河谷至会无(会理)、渡泸(金沙江)至云南弄栋(姚安)，直至嶲(昆明)。晓喻各部族，“边关益斥，西至沫(大渡河)若(雅砻江)水，南至牂柯为徼”。在西南夷地区“置一都尉，十余县”。(21)
唐蒙和长卿这两次出使，蒙由僰道(宜宾一带)经滇东北，直指夜郎(滇黔部份),“略通僰道”。长卿也只到达滇西北弄栋、嶲一带，“皆阻于昆明”，“汉使终不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22)这时北方匈奴气势汹汹，而南方为开通西南夷耗费巨大，士卒民伕人等伤病死者无数。于是武帝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秋，下令“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23）
也正是同年(元朔三年)汉武帝“罢西夷”不久，张骞奇迹般生还。他向武帝讲述了异国见闻(见上节)。武帝闻之西蜀有道可通身毒(印度)，于是又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再派出使者十余批自巴蜀四出，寻找通身毒之道，未果。但这次却打通了从成都通往云南的道路。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反。汉军兴兵分五路讨伐。其中一路即由巴蜀沿僰道至宜宾、合江，再下牂柯江平越。其间又征调西南夷士兵参加。且兰等部不从，遂又反叛。六年(公元111年)平定南越叛乱。又回师诛讨且兰，震慑西羌，都愿归顺臣服。于是汉武帝在今云、贵一带南夷之地置“牂柯郡”；在邛都(西昌)置“越嶲郡”；在笮都(汉源)置“沉黎郡”；在川西北冉駹之地置“汶山郡”；在甘南白马氐之地置“武都郡”。其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又在今云南置“益州郡。”至此，汉武帝完成了开发西南夷的宏伟计划，西南夷各地均划人西汉版图。西南与中原的交通、经贸也日渐繁荣，有力促进了古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
参考资料 ：
(1)张正宁《西昌历史文化名城调查评价》
(2) 李昆声《云南考古五十年》
(3)《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历史研究》1986.1)
(4)(5)(8)(12)(14)《华阳国志·蜀志》
(6)《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7)(9)(13)《史记·货殖列传》
(10)(15)(17)(21)(23)《史记·西南夷列传》
(11)《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16)(22)《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李广利列传》
(18)(20)《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19)《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