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清平书稿摘选

施主请留步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风里来，雨里去，大千世界能够遇上，都是缘啊！

寻找故乡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现在还住在北京，但我的故乡不是北京。

我的故乡是西直门外北下关娘娘庙胡同。

西直门外北下关娘娘庙胡同不就是北京吗？

不是。它是七八十年代的北京，不是现在的北京。现在的北京跟七八十年代的北京，已经完全是两种感觉了。

外地来的北漂，思念家乡了，可以买张火车票回去看看。我这个北京本地人，思念我的故乡西直门外北下关娘娘庙胡同了，到哪里去找寻它的影子呢？

如今它被推平，变成了高楼大厦。下面也掏空了，变成了西直门地铁总站。

我的故乡，从地面到地下，都没有了。

想抓一把故乡的土都抓不到，全是洋灰、柏油、钢筋。

虽然身在北京，其实我是个客居他乡的游子。满目的高楼大厦、餐厅酒吧，还有拥堵的道路，让我找不到一点儿乡情。

现在北京的胡同，保留得最完整、最集中的，就是后海一带，于是我到后海的胡同里去找寻故乡的影子。

坐着三轮像幽灵似的在胡同里穿来穿去，倾听穿着红坎肩，上写“胡同游”的车夫，用带有外乡口音的北京土语，向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介绍着北京的胡同。

我想跟他说，“我就是北京人，不用你介绍。”话刚要出口又收回来了，他介绍的那些老北京胡同的趣闻传说，我听着还真挺新鲜。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时候就生在胡同长在胡同，谁还有那份闲心关注它有什么典故呢？

后海没有我故乡的影子，它只是一处旅游景点而已。

要想寻找我的故乡，只能从记忆里面了。

西直门和娘娘庙

1969年，国家拆除了西直门城楼。这一行动引来很多文人学者、有识之士的惋惜之声，梁思成先生因此痛哭流涕。

那是珍贵的文物，是无价之宝，是北京城的标记。眼看着被一镐一镐地变成一堆废砖烂瓦，能不伤心吗？

假如当初听了梁思成先生的建议，保留下这些老城墙，晚上坐在城内四合院里的葡萄架下，透过城墙上的蓬蓬衰草，仰望城外彩灯闪烁的高楼大厦，那得是什么情调呀？

说什么都晚了，雄伟的城墙已经变成了废砖烂瓦！

城墙一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随风飘散。年轻一代北京人也喜欢穿个中式褂子，手里揉俩核桃，上潘家园溜达两圈儿，再上小剧场听几段传统相声。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跟老北京人是两码事儿，是既不新、也不老的“夹生”北京人。

城墙一拆，北京城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底蕴也给拆了。如今的北京，有历史没文化，只剩下一个故宫，每天迎接着大量人流，排着队前门儿进后门儿出，仿佛向遗体告别似的转一圈儿，就算领略了博大精深的皇家文化。

痛心疾首半天，其实拆城楼的时候还没我呢！拆掉西直门城楼的第二年，也就是1970年，我才出世。

西直门往北一里地有个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就是泰山老母，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送子娘娘。所以老百姓管那座庙叫娘娘庙，挨着它的那条胡同就叫娘娘庙胡同。娘娘庙正殿的后墙外边有一排平房，我就出生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

我出生的时候庙里的塑像全都被推倒了，为的是破除封建迷信。人家才不管什么文物不文物呢，那么大的西直门城楼子都拆了，一座小小的娘娘庙算什么呀？

据说慈禧老佛爷信奉佛教，而娘娘庙是道观。老佛爷去颐和园必经此处，大臣们担心她看见道观心里堵得慌，就在娘娘庙前头修了座影壁，挡住老佛爷的视线。

您瞧瞧，老佛爷都没有因为信仰问题拆了道观，没想到让咱们给拆了。推倒了娘娘塑像，空空的娘娘庙大殿，改成了房管局。送子娘娘不在了，胡同里的人们照样儿三个五个的生，家家户户儿女成群。看起来送子娘娘挺有修养，你把我的塑像拆了，老娘不跟你们一般见识，照样给你们送去子孙。

要不人家成神仙了？她老人家不像咱们凡人，冤冤相报，人家是以德报怨。

后来修建西直门地铁总站，推平了娘娘庙胡同，捎带手把没有塑像的大殿也给拆了。附近的街坊们都就地上楼，分到了住房。送子娘娘最惨，连个独居都没分着，因为她老人家没有户口。

凡夫俗子们感觉对不起老人家，又重修了娘娘庙，地址就在我们胡同居民就地上楼的那个小区把口儿。小区的居民有意见了，在家门口儿弄个庙，烟熏火燎的多闹得慌呀？所以娘娘庙是修好了，塑像也立起来了，就是一直紧锁大门，没有烟火。

等到什麽時候娘娘廟允許燒香了，我一定給她老人家敬三炷香，供點兒燈油。我就出生在大殿後牆外，肯定是送子娘娘送來的。

拆掉西直門的第二年，我降臨在人世。我這人閑得沒事兒的時候愛編故事，于是在腦子裏就編開了——拆掉西直門跟我的出生之所以在前後腳兒，這裏頭是有原因的。

我猜想，我跟白蛇、孫悟空一樣，千年修煉成精。劉伯溫修建北京城的時候，怕我禍害一方，把我壓在了西直門城樓子下面。就這樣壓了八百年，到了1969年，正趕上動亂時期，神仙們一瞧，“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太苦了，應該有個人說笑話逗大夥開開心。”這才發了慈悲心，讓人們拆掉西直門城樓子，把我放了出來。

如此說來我不光要感謝送子娘娘，還要感謝那些拆掉城樓子的城建工人。

西直门城楼子的旧址上，修建了西直门立交桥。这是北京最难走的立交桥，甭说外地司机了，北京人开车上去都迷糊。传说那位伟大的设计师，想亲眼看看自己设计的作品，开车上了立交桥，结果呢？三天没转出来，困死在自己设计的桥上。

当然了，这只是个笑话，形容这个桥难走。还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西直门立交桥修好之后，第一任在桥上执勤的民警，头天上岗就接到了几十条投诉。都是司机告他瞎指路的，有人想去新街口他给指到了动物园，有人想去复兴门他给指到了四道口，还有个司机想去昌平，按着他指的路一直开下去，结果到了保定……

又有那好调侃的北京人说了，你们别埋怨设计师了，人家当初设计这个桥是出于战备考虑。万一哪天打起仗来，敌人进攻北京城，开着坦克车上了西直门桥，当时就晕菜了，根本找不着二环路，所以也就甭想找着那些政府机构。他们在桥上转磨的工夫，咱们的大部队到了，把敌人全歼在西直门立交桥上。

你如果上了立交桥没转向的话，兴许在桥的西北角能找着个出口儿，写着“高粱桥斜街”，沿着这条街步行二十分钟，就能到娘娘庙。

在70年代，斜街把口儿是西直门浴池。现在北京城已经没有这种式样的澡堂子了，取而代之的洗浴中心。过去的澡堂子是光着屁股进休息厅……男人一屋，女人一屋！文明点儿的围条大毛巾，开放点儿的直接裸奔。

过去的人没那么多藏着掖着的，现在的人隐私多了，所以到休息厅都穿上衣服了。过去澡堂子就两个部门，男部和女部。现在的澡堂子要是更人性化点儿，还得增加一个部门——“不男不女部”。

现在洗一回澡，最少也得花几十块钱。20世纪70年代，一张澡票两毛六，搓澡还是两毛六。高消费的群体，可以再给服务员一毛钱，他拿出一个一寸见方的小纸包，里头包的是茉莉花茶。再拿出白瓷茶壶、茶碗，给你沏上壶茶，再提个绿暖壶放在你的床头。那你就可以在这儿泡上一天了，一只泡到浑身发白。

老澡堂子的休息大厅跟现在的洗浴城休息大厅也不一样，没有洗浴城大厅豪华，但是很温馨，很亲切。

每个人休息的床位是固定的，在你洗澡期间，这张床就属于你一个人。床位跟火车卧铺那么大，脑袋前头是个箱子，放衣服用的。赶上节假日洗澡的人多，床位不够用，很多人就得把衣服脱到筐里。连筐都用完了，服务员把你的衣服用衣架撑好，拿根儿带钩儿的竹竿，挑到房顶的水管子上挂好。

住平房的人洗澡都得上澡堂子，所以节假日洗澡的人很多。您进洗浴大厅一看，跟集中营的人体实验室似的，人挨人，人靠人。池子里头或站或蹲，稍微出现个空挡，马上又有人给填充上。有那霸占到好位子的，脖子靠在池台儿上，会扯着脖子来两句京剧。有时候也有人拿起池台儿上的铁扳手猛敲水管子，“水太烫！”

每个喷头前面都排着好几个人，你冲完了我冲。池子前头有个大板凳，搓澡工累得满头大汗，不时有人预约，“还有几个？”搓澡工操着浓重的定兴口音回答，“八个。”“我排第九，您记着点儿。”

现在去洗浴中心是享受，那时候去澡堂子是快乐。

出了澡堂子往北走不远，有一条河叫高粱河。如今高粱河已经变成暗河了，高粱桥作为文物被保留下来，是我的故乡留下的唯一标记。

高粱桥有个古老的传说，就是高亮取水的故事。北京城过去是苦海幽州，归龙王爷管辖。刘伯温修北京城，占了龙王爷的地盘。龙王爷不高兴了，运用法术把北京城所有的井水、河水全都装到两个篓子里，放到独轮车上。他在后边推，龙王奶奶在前边用绳子拽，要把北京城的水全都运走，让大伙没水喝。

刘伯温知道这事儿之后，拿出一杆银枪来，跟手下人说，“你们谁能拿着这杆银枪去追赶龙王爷，用银枪刺破水篓？”众将知道银枪刺破水篓之后，如果不能飞速逃进西直门，就要被大水淹死，所以谁都不敢领命。

有个修皇宫的瓦匠叫高亮，他急众人之所急，毅然领命。骑快马追上龙王爷的水车，用银枪刺破水篓，掉头就往西直门方向逃跑。

刘伯温嘱咐过他，跑的时候千万不要回头。高亮逃到西直门城外，已经看到城楼上的刘伯温了。他想看一眼大水到底有多凶猛，刚一回头，就被大水淹没了。

高粱河就是当初高亮取水之后，大水流回北京的河道。人们在高亮牺牲的地方建了座桥纪念他，就是高粱桥。至于高粱两个字，原本是高亮，后来误写作“高粱”了。

过去的人们谈资比较少，没有什么明星绯闻、高官二奶之类的八卦话题，所以只能编点儿典故传说解闷儿。以后估计不会有什么新传说流传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变更得太快，很少有什么故事能够流传几百年。

过了高粱桥，路东是个兽医站。这条斜街一直是京西农民进城、出城的必经之路，我们小时候还有很多马车经过，大部分是往城里送菜的。汽车都经常出毛病，何况牲口了？所以兽医站总是爆棚。兽医站有个铁架子，把骡马绑在上面，用漏斗儿往它嘴里灌药。或者拿把刀子，给牲口修脚。

牲口长期进行马拉松运动，脚会长出厚厚的茧子。要用刀子把茧子削去，再重新钉上马掌。削下来的茧子用水泡了，那水就是好的花肥。钉马掌的大爷就住在附近，经常会把削下的马掌带回家，作为礼物送给养花的街坊们。

路西有家理发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式的理发椅，白色铁质的，皮革面儿坐上去挺软和。椅子侧面有个类似舵轮的东西，理发师一摇舵轮，椅子就会平躺，为的是给客人刮脸方便。让理发师刮着脸，躺在椅子上睡一觉，对当时的男人来说，就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椅子旁边还挂着一条皮带，刮脸刀不快的时候，理发师会拽起皮带的一头儿，熟练地把理发刀在上面鐾来鐾去。

我们这些孩子去理发的时候，理发师就会在椅子的两个扶手中间搭一块儿木板，让我们坐在木板上。一般的孩子都护头，每回理发都跟宰猪似的嚎叫。家长就得说，“听话，推完头带你上动物园。”

孩子不哭了，坚持到推完头，跟家长说，“上动物园吧？”家长变脸了，“什么动物园？回家洗头去！”在理发店洗头得多交一毛钱，所以家长一般都让孩子回家洗头。

过高粱桥不远，这条街就该往西拐了，拐过去叫北下关。拐角处有家饭馆儿，绿色的木头门窗，门上方有个木头牌子，写着“北下关食堂”。

每天中午这里格外热闹，赶马车的车把式把马车停在门口儿，让牲口吃着草料，他们到食堂来碗“洋火烧”（后来才知道，这东西学名叫卤煮火烧），再打三两一毛三的白酒。吃饱喝足，晕晕乎乎地接着赶路，那种感觉简直赛过神仙。

富人有富人的享受，穷人有穷人的乐子。现在的人就算喝一万块钱一瓶的洋酒，估计也很难达到车把式们喝“一毛三”时候的快感。

胡同里富裕的人家，赶上饭口，会让孩子拿个铁锅，端上一碗“洋火烧”回来吃。其实到食堂吃更省事，但是人家要的是孩子端着铁锅走过胡同的那个过程。邻里们会投来赞许的目光，婶子大妈们会议论，“人家谁谁家那日子，过得真不错。”“是呀，出去俩啦。”她们管孩子上班儿叫“出去”。

记得文革结束后的某一天，父亲补发了点儿工资。母亲非常高兴，给了我九分钱，让我去北下关食堂吃一碗馄饨。卖馄饨的是小明子他妈（小明子是我小时候的玩儿伴），她给我盛了满满一碗，小心翼翼地替我端到桌子上。那种味精、酱油夹杂着香菜的香味儿，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

后来北京出现了个体户，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爷爷会面案上的手艺，推个三轮车，在食堂门口儿卖螺丝转儿、糖火烧、糖耳朵之类的面点，抢了饭馆的生意。气得小明子他妈站在馄饨锅旁边骂，“这老家伙，又来啦！”

北下关食堂往西不远是个小铺，卖烟酒点心。过去人喝酒一般喝不起瓶装的，喝酒的人家都有个酒瓶子，家长让孩子拿着瓶子到小铺打酒。

小铺的谭爷爷慢吞吞地接过酒瓶子，在瓶口儿插上漏斗儿。然后拿掉酒坛子上面裹着红布的盖子，用提子打出酒来，小心翼翼地倒进漏斗里。酒倒完了不马上把提子拿开，一直等到最后一滴酒滴进瓶子里，他才满意地把提子放回去。

小铺还卖烟。印象最深的是工农烟，两毛钱一包，整好一分钱一根儿，所以可以一根儿一根儿地零卖。我们小时候学坏抽烟，拿着一分钱去买烟。谭爷爷问，“给谁买的？”我一脸真诚地回答，“我舅舅来啦。”谭爷爷一边从烟盒里取出一根儿烟，一边念叨，“你妈真抠门儿，来客人就买一根儿烟。”

我心中暗笑，“这谭爷爷，老糊涂了都！”

小铺往西两百米，是北下关菜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快入冬的时候，卖冬储大白菜的情景。

快入冬的时候，菜站忙活起来了，卖冬储大白菜。只要有卡车往菜站门口一停，大伙就赶紧往家跑，拿钱去。那时候的人有福同享，边跑边喊，“来白菜啦！”屋里的人听见之后，赶紧翻箱倒柜拿钱。

不一会儿菜站门口儿就排起了大长队。其实不用排队过两天也能买着，但是人们都在那儿排着。这是物质极度匮乏时期落下的病根儿，生怕东西卖没了。

排队还不老老实实排，后面的拼命往前挤，前面的玩儿命往后拱，队伍像条蟒蛇，左右摆动着。有那刚吃完饭的，把屎都快挤出来了，跟后边的人说，“我上趟厕所，一会儿还排这儿。”

有人低声说了一句，“来啦，来啦！”卖菜的推个地秤出来啦。大伙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了人民大救星，激动地喘着粗气。有那心脏不好的老太太，还往嘴里塞了一粒速效救心丸。

大伙越着急，卖菜的越不急，他得多享受一下儿万众瞩目的感觉。他拿起罐头瓶子喝了口水，又整理了一下儿脏兮兮的蓝大褂儿，抻了抻花套袖，猛吸了两口嘴里的烟屁，用鞋底子给捻灭了。伸着脖子往队尾看了看，用冷酷而低沉的京片子腔说了一声，“再挤不卖啦！”

这话很有震慑力，现场马上肃静。偶尔有个小孩冒出一句，“姥姥，咱买多少斤呀？”他姥姥赶紧用手把孩子嘴捂住，生怕惹恼了卖菜的，转身回去了……

我在网上查了，活人的旧居也可成为故居，所以用了这个标题。

北下关街路北就是娘娘庙胡同，我的故居在娘娘庙胡同二号。并排五间房，我们家是最里面那间。我曾经幻想过，等我成为艺术大师之后，把那间十二平米的小房，改成“方清平故居”，跟梅兰芳故居似的，供人参观。

家具完全按照我小时候那样摆设——

一张枣红色木床头的双人床，洗得发白的淡粉色床单。床上靠墙有个四四方方的被窝垛，一床棉被是绿缎子被面儿，一床棉被是红缎子被面儿，这两床被子还是我父母结婚时候置办的。

被窝垛上面是个小小的窗户，我小时候常站在被窝垛上，透过后窗户，观察后院的人们在干什么。有少数住平房的人有个不好的毛病，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这里也包括孩子。

床边有一个高低柜，是我妈托院里的街坊全喜帮着打制的，我妈自己刷的漆。她本身就是油漆工，干这活儿挺专业。先刷个黄色儿的，过个一年半载的感觉不好看了，再从单位“拿”点儿红油漆，给刷成红色儿。

高低柜是70年代流行的家具，由一个竖柜和一个横柜组合而成。横柜有玻璃拉门儿，里头儿放着几瓶白酒，别人串门儿送的，舍不得喝，留着串门儿的时候再送出去。

竖柜上放着台十二英寸黑白三洋牌电视机，外头用红丝绒布缝制的罩子盖着，丝绒布上绣着“小猫玩球”的图案。这台电视机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候买的，四百五十块钱，家里攒了两年，还跟互助会借了钱。

那年头工厂实行互助会，一个互助组十二个人，每人每月拿出十块钱，每月就有一百二十块钱。谁有事儿就先花这钱，以后按月交钱就行。那年头的人都讲信誉，办互助会没风险。现在的人，借完钱还不还哪，谁组织互助会谁倒霉！

家里还有张电镀腿的方桌，这是当年最时尚的家具。隔壁叔叔先买了一张这样的桌子，骑着自行车把桌子绑在身后，像凯旋的将士一样回到胡同，街坊们围上来，像参观红木家具似的，参观这张桌子。

大杂院的人都有攀比心理，你们家买了，我们家没有，连吃饭都不香。没过一个月我们家也买了，跟他们家一样，我爸爸背着桌子面儿，我妈背着桌子腿儿，骑车回来了。可惜这回没人围观了，上回看过了，不新鲜了。

桌上放个搪瓷茶盘子，里头放着大把儿缸子，也是搪瓷的，上面印着毛主席穿绿军装的半身像。那是晾白开水用的，不论谁回来，先端起把儿缸子“咕咚咕咚”灌一水饱儿。

那年头家里很少喝茶，买了点儿茶叶末子，那是待客用的。街坊邻居来用不着沏茶，家里又很少来其他客人，那点儿茶叶能放好几年，把花茶都放成普洱了。

桌子上放个台灯，我妈手工制作的。灯罩由废旧的胶卷儿组成。灯柱是四个玻璃酒杯，两个一组，口对口儿扣好，求单位的电焊工在杯子底儿打个眼儿，中间串根儿铁管儿，铁管儿里能走电线。底座儿有点儿粗糙，就是一块儿厚钢板。

那年头人们生活节奏慢，有的是时间，很多家居用品都是DIY出来的。废旧的挂历卷成细纸管儿，剪成两寸长一节儿，中间穿上线，就是夏天防蚊的门帘子。挂历上花花绿绿的图案把门帘子装点得挺好看，不亚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用那帘子。

还有用玻璃丝织成的杯子套儿。玻璃丝就是塑料线，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能织出字来，像什么“吃水不忘挖井人”啦，“工业学大寨”啦，“社会主义好”啦。

我们家那电镀腿桌子挺好，但是吃饭从来不用，怕把硬塑料面儿烫花喽。有个木头做的小地桌儿，每人拿个小板凳，窝在那儿吃。屋外头有口大缸，常年腌着雪里蕻。窝头、棒子面粥就着雪里蕻，就是我小时候的本命食。

我的故居大概就是这样。可惜我没成为梅兰芳，建故居的幻想也就化作泡影了。

我在北下关生活了十一年，只是我现在的生命的四分之一时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关于旧时的回忆，有百分之八十都是有关北下关的，仿佛我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时间。

我感觉我的人生只有两个阶段——北下关时期，还有后来的这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