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桑女人(上):努璐
第一次对坦桑女人有所瞩目的,其实是宸哥。
来坦桑没几天,同事带我们去小区对面那排临街小矮房子中的某一间去买东西——当然,殿堂级路痴的我是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个位置关系的,当时完全是一头雾水地跟着瞎走的。我们走进一家肉店去买肉,冷气开得很足,迎面扑来的是一股非常浓重的生肉气息,偏素食的我立刻感到了发自胃肠的一阵抗拒,连连作呕,就忙不迭地逃了出来,宸哥也跟着出来,我们站在街边等——尽管外面的不安全在各种宣传和假想中一直在不断发酵,我依然选择了走出去。
不时有行人经过,穿着各式衣服和鞋子,见到我们总是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很善意的笑着跟我们打招呼,大声地说着“Mambo”(斯瓦希里语“你好”)或“Hi”甚至“你好”,我们也报以同样热情的回应,心情也不由地好了起来,恐惧感开始一点点散开去。
过了一会儿,宸哥突然问我:“妈妈,为什么女人都不和我们打招呼?”
我一愣,本能地反驳他说:“不会啊,刚才过去的几个小女孩和那个店里的奶奶不是都跟我们打招呼了吗?”
宸哥坚持:“不,我是说女人,年轻的女人。”
我咬着嘴唇飞快地在心里腹诽了一通:典型的直男逻辑!年轻才叫女人?那我们小的时候和老的时候都算什么?
腹诽归腹诽,问题还是要回答,但我也想不出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注意到。于是我准备套路一把,把问题抛给他:“嗯,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你觉得是为什么?”
宸哥坚定地说:“你说吧,你是女人!”
好吧,无可辩驳的理由!套路失败。
“我想也许我们碰到的女人都比较害羞吧,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看看有没有主动一点的,好吗?”我试探着问他。
“好吧。”宸哥说。
不过我很快发现他说的的确没错,绝大多数男人和孩子都会主动又热情地扬起手,笑着跟我们打招呼。有意思的是,跟男孩子略带挑战性的大方不同,小女孩们欲躲未躲的眼神里显然藏着她们天生的羞怯,她们往往会大着胆子扬起手看着我们“Hi”一声,得到回应就会显得特别开心,眼神里的羞怯也就随之褪去,代之以自信和满足。女人则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漠然——或者假装漠然地——走过,面无表情,只有在经过我们身边时那不易察觉的、迅速打量的眼神才会出卖她们那隐蔽的在意。
作为女人,特别是一个以含蓄为美德、性格又偏内向的中国女人,我对这种刻意的伪装并不陌生,那出于女人天生的矜持或是某种意义上的骄傲,除非感受到更大的威胁。
那之后不久的一天,我第一次和几个同事去尚未启用的新办公大楼工作,忙活了一个上午,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们结束了工作,因为还惦记着需要确认一点事,我就让其他同事先离开了。等我忙完事停下来,突然发现在那偌大一片楼周围就剩下了我一个人,身处陌生的环境之中,我心里初来乍到的高度警惕和惶恐依然没有消退,虽然是大白天,太阳正火辣辣地盯着这个世界,我还是感到了恐慌。
环顾四周,只有保安亭那间小小的铁皮房子里坐着一个穿保安制服的女人,可贵的是,她身边还有一把椅子!
我当机立断,向她走去。走到旁边的时候,她依然在装模作样地朗读着什么。
我说她“装模作样”,是因为我看到她手里握着手机,而她的拇指正严阵以待地准备按键。如果在平时,我会体贴地成全她的矜持,但是此刻的我顾不得了,那把象征着安全的蓝色塑料椅对我有着致命的诱惑力。
我于是热情地用英语跟她打招呼:“嗨!今天太阳真好!”
她立刻抬起头来,笑着回应:“嗨!你好!”我注意到她缺了一颗上门牙。
我继续笑着自报家门:“你好!我叫赵,等这幢大楼启用了,我就要在这里工作了,我想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
“哦,是吗?那很好!”她立刻热情地说,并擦了擦那把空着的塑料椅,示意我坐进去,“我叫Nuru。”
“Nuru?你好,Nuru,很高兴认识你,”我非常安心地坐了进去,“Nuru在斯瓦希里语中是什么意思?”
“明亮,就像阳光般的明亮,”她指着太阳,自豪地说。
“哦,我喜欢你的名字。”我笑着说。
“谢谢你!”她很开心地说,接着又问我,“你是老师吗?教什么?”
“我是汉语老师,”我说,“你想学汉语吗?”
“好啊,我正想学呢,”她放下了手机和笔,“你会斯语吗?”
“不会,我才来一个星期,”我说,“不过我肯定要学,你教我斯语怎么样?”
她非常开心,教我简单的问候,又问我这些用汉语怎么说,让我帮她写在笔记上,我只写了拼音。后来再见面,她真的可以用学会的汉语跟我打招呼。我发现这是很多非洲人的特点,他们不一定要会写就能记住怎么说,但我对文字的依赖太深,似乎必须从拼读规则学起,只有看到写出来的文字才能记进脑子里,只靠听发音或者零零碎碎的记忆是永远学不会的。
Nuru学得很用功,每次我去新楼办事,她只要看见我就热情向我打招呼,门牙中间那个洞坦然地空着。我要离开的时候,她总是会从那间小小的保安亭里走出来,手里拿着那个小笔记本,让我再写两句话给她,并教会她怎么读。作为交换,她会教我斯语,很惭愧,我总是没带笔记本,光靠听我掉头就忘,所以我的斯语进度一直很慢。
工作开始进入正轨,我也越来越忙。因为总统还没有正式交接,中国援建的新楼还不能正式启用,但新学期的课又必须在新楼准备,所以我们就只好在新楼和旧楼之间不停穿梭。我经常会匆忙驶过了保安亭才想起Nuru,但也不会特意折回去再向她问好。
有一次,我又去新楼,离开的时候突然隐约听到有人大喊“Zhao!Zhao!"回头一看,是Nuru,她正从马路斜对面远远地跑过来,她的身材本就壮实,加上尚在哺乳期,裹在保安套裙制服里,让她看起来很魁梧。我也向她走过去,跑到我面前时她已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手里居然还拿着那个小本!因为我还有事,简单说了两句,我就抱歉地跟她说我得离开了。
第二天,我在新楼门口看到了一个小个子女保安,就随口问她:Nuru今天没值班?
她没回答我的问题,反问道:你认识Nuru?
我说:嗯,认识有几天了,现在算是朋友吧。
她有点不高兴地说:你跟她是朋友?那你可以跟我做朋友啊!
我哑然失笑:当然可以啊!
她开心起来,含娇带嗔地笑了——我想她的脸应该有点绯红,只是我无从判断,——她马上跟我贴了一下脸,这才告诉我:Nuru今天休息了,你知道,她有个六个月大的宝宝。
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提到Nuru宝宝的事,也不知道Nuru今天休息是工作安排还是因为私事。
不过我依然笑着说我知道,然后就以一句客套的“很高兴认识你”跟她分手了。她有点雀跃地走了,走出几步还回头来跟我挥手道别。
后来的几天我一直只见到这个女保安却再没见过Nuru,新楼的保安公司后来重新招了标,中标的是另一家公司,新保安是清一色的小伙子。
我之所以一直记得Nuru,是因为在后来的生活中,我发现很多缺一颗门牙的人,据说是某个民族的特征。每见一个这样的人,我都会想起Nuru,她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坦桑女人,我曾经差点以为那就是坦桑女人共同的样子:健壮,阳光,孩子气。直到后来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女人,我才知道原来坦桑女人是有着万种风情的。
我默默地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努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