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在成名之前，都干过什么？

知名作家在成名之前，都干过什么？

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前，狄更斯曾是负责给鞋油筒贴上标签的工人，阿加莎·克里斯蒂曾是助理药剂师，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是一名工程师……

作家路遥说过，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的进程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在劳动节到来之际，让我们来看看那些从普通劳动者中走出的作家，以此向作家们致敬，也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

余华：那些年，忙着给病人拔牙

作家余华曾是一名牙科医生，他在《我为何写作》里曾这样回忆他的工作：

二十年多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拨牙长达八个小时。

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拨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付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布雨伞下走进医院的楼房，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我所在的医院以拨牙为主，只有二十来人，因牙疼难忍前来治病的人都把我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名店员。

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作的。

在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材，他们说不能再让我拔牙了，说应该让我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我进了文化馆。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寻找自己的工作，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我从医院到文化馆工作时，我的调动文件上盖了十多个大红印章。

我知道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写下的人物也会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写作确实会改变一个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要说明文学或者说是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当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的同时，他的心灵也会经常地感到柔弱无援。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现实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准则，或者说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具有了无孔不入的本领，他的内心已经变得异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写作，来自于身体肌肉衰退后警觉和智慧的茁壮成长，而且这丰富总是容易受到伤害。

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文学里，生活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对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时又真实可信的描写里……生活在很多伟大作家的叙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述里。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是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

刘醒龙：那些年，在阀门厂埋头苦干

作家刘醒龙曾任县水利局施工员、阀门厂工人，而从中学毕业进入工厂工作，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对于这段经历，他曾经有这样的感悟：“熟悉乡村，又当过工人，这是生活对一个作家的莫大恩泽。与赏赐不同，恩泽之下更有责任和承担，经历多了，获得多了，肩上扛着的东西就变得重了，那种‘小团圆’的意念就有苍白之嫌。”

有评论家将其1996出版的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称为“打工小说的发轫之作”，书中对阀门厂生产过程、用车床制作阀门的技术参数有着详细的描写，都是不可能凭空想象出来的，只能靠亲身体验。刘醒龙曾经在访谈中如此说道：

十年工厂生活，每半年按完成生产定额、产品质量、安全无事故等实打实的标准评比一次，我拿到二十张先进生产者奖状。这习惯用在写小说上，每个句子，每个人物，都像那些紧固在车床卡盘上的金属零件，从粗加工到精加工，每个步骤都不敢马虎。《咬文嚼字》杂志曾“咬过”十二部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结果《天行者》的错别字率最低。这与我当工人时情形相同，加工零件的废品率，虽然与技术水平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劳动态度。写小说和主编杂志也有劳动态度问题，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会亲自看稿选稿，更不相信我会天天到编辑部坐班，但我确实是这么做的，这也是工厂生活对我的影响。

《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与我有很多的亲密性，属于精神自传吧。我把我在工厂生活、工作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接触的问题在小说中都表现出来了。在小说中，其实我表现了我的困惑——普通劳动者的个人价值如何体现。关于普通劳动者价值的认定问题，我觉得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们所有的教育都倾向精英教育、精英意识，到目前为止，对普通劳动者似乎缺乏足够的应有的认识。从个人感情来说，就是工人作为一个阶层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这也是我在1996年写这部作品时所思考的问题。

刘庆邦：那些年，在矿区下井作业

作家刘庆邦曾是河南新密的一名煤矿工人。在他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创作了大量以煤矿和乡村题材为主优秀作品，电影《盲井》改编自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有一个说法广为流传：到陕北，只要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吃；到矿区，只要提刘庆邦，就有人管你酒喝。

刘庆邦经历过9年矿区生活，因为常常要在地下千米的地方工作，最初的一段时间，他常常感到耳膜像被加厚了好几层，但这还不算他关于下井最有趣的“发现”，他认为，凡是矿工，脸上都会“写着”只属于矿工的特殊标记——矿工常常会在井下受些小伤，而这些伤口会很容易沾上煤，煤尘渗透，会形成蓝色的煤斑。“只要看到这种煤斑，你就知道那一定是煤矿来的弟兄。”对于矿工特有的性格，刘庆邦喜欢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幽默”来浓缩。在生死攸关的沉重生活里，矿工们必须也只能以幽默来释放压力。黑暗中，男人们喜欢拿女人说笑，他们会在黑色铁柱上用白粉笔画女人裸体，把又冰又硬的地下柱子称为“铁姑娘”，把不见太阳的白毛老鼠称为“白毛女”。

最让刘庆邦难忘的是这样一个细节：矿工上井喜欢喝酒，上街看女人喂眼——这是矿工们发明的一个词，也就是上街看漂亮女人。矿区永远是缺少女人的，因此，他们很容易对女人产生强烈的渴望。除了女人，矿工们另一个消遣是喝酒，有时候空着肚子不喝酒，也能划拳。

刘庆邦对自己的写作，有着多数作家缺少的较为明确的职业定位，那就是“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在《红煤》后记中他写了这样一句话：“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

郑小琼：那些年，五金厂流水线上的245号

80后诗人郑小琼，曾经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打工者。2001年，四川南充卫校毕业的郑小琼，先在一个模具厂工作，没做多久又去了玩具厂、磁带厂，再到家具厂做仓管，几经周折，来到东莞市东坑镇黄麻岭的一家小五金厂打工。早上7时30分上班，12时下班，下午1时45分上班，5时45分下班，6时30分加班，一直到9时30分下班。每天机械地在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再按开关用超声波轧孔，她一天最多打过13000多个孔。在工厂，郑小琼的编号是245号。大家都叫她“喂，245！”叫了5年。

为了生存，郑小琼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日的劳动强度让她几乎无心与外界联系，她平时主要的乐趣就是诗歌创作，偶尔也向一些报刊投稿。一天，《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的主编许强在翻看《创业者》这本杂志时，看到了郑小琼的一首诗，让他十分震撼。许强感觉这个没有名气的郑小琼是个极有潜力的诗歌创作者。于是，许强照着杂志上的地址与郑小琼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主办的《打工诗人报》第三期头版头条刊发了《打工，一个沧桑的词》这首长诗。这首诗发表后，不少读者都被郑小琼的才华所折服，不少编辑与诗友都主动和她联系交流。

“打工，是一个沧桑的词……在海洋里捞来捞去，捞到的是几张薄薄的钞票和日渐褪去的青春。”在某个意义上，郑小琼对诗歌和生活的态度。更像是一个群体的缩影。她的诗歌充满了对世界不公平的挑战和蔑视，字里行间充斥着揪心的力量。“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正如她在《流水线》中所写：

“在流动的人与流动的产品间穿行着/她们是鱼，不分昼夜地拉动着/订单，利润，GDP，青春，眺望，美梦/拉动着工业时代的繁荣/流水线的响声中，从此她们更为孤单地活着/她们，或者他们，互相流动，却彼此陌生/在水中，她们的生活不断呛水，剩下手中的螺纹，塑料片/铁钉，胶水，咳嗽的肺，辛劳的躯体，在打工的河流中/流动……在它小小的流动间/我看见流动的命运/在南方的城市低头写下工业时代的绝句或者乐府。”

几年间，郑小琼写了大量反映打工生活的诗歌，引起诗坛的广泛关注。

为何会写诗？面对这个问题，郑小琼沉思了一下，慎重地说，“我告诉自己，我们是这个珠三角城市所发生的事情的见证者，应该把见到的想到的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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