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牌与自由

为了提高办健康卡的效率，我早在网上就查好了要过去填写的表格以及必须的证明：1.证明我是我；2.我这半年都在省内居住。这个居住证明可以是银行账单或者电费账单，或者入学通知。排队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张表所要求的信息——地址。之前我和无家可归者聊天，有个对我来说很惊奇的发现，我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安全的住所和食物，其实他们最需要的是地址。

地址不仅是一个居所，更是一种身份证明。就像我办健康卡要地址、我去找工作，简历上要写地址、甚至我买电话卡也要求我有地址、我办银行卡需要地址……顺便一提，我之前也申请过失业救济金和新冠导致的收入滑落的救济金，申请用的税务账号也需要地址。也就说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即使符合很多救济津贴要求，也无法得到急需的补助。再顺便一提，加拿大卡车游行领头的几个人也被这样“社会性死亡”对待了，政府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号和很多网络账户，手机账号，他们的房东也把他们赶了出去，相当于他们被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

我看过一本书叫《地址的故事》，里面提到另一本关于门牌号的书叫《门牌号码》，有这样一句总结："门牌号码的发明并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其中的一整章。"《门牌号码》主义者坦特纳总结,门牌号码可以称得上是启蒙时代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正如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帮你找到路，而是为了帮助政府找到你（让你更容易被征税，更容易实施监禁和维护治安）。

门牌号起始于18世纪，那是一个沉迷于秩序和分类的时代。14世纪之前，大多数欧洲人没有永久的姓氏。（秦朝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就要求有姓氏，这是“为了税收、强迫服劳役和兵役的目的”。）在欧洲，人们只有一个名字，如果需要加上别的什么，他们可能在名字中加上职业（磨坊主、面包店老板、铁匠），加入住址（希尔、布鲁克），或者加入父亲的名字或家族名称（约翰逊、理查森）。但仅仅凭名字是找不到人的。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90%的男人只有8个名字：约翰、爱德华、威廉、亨利、查尔斯、詹姆斯、理查德、罗伯特。所以统治者开始要求永久性的姓氏，这是国家权力扩张的又一迹象。

现在公民信息联网肯定是一个进步，但我在想是否有可能更进一步让政府的数据库更灵活呢？比如我们做数据库设计时候有关系型数据库和非关系型数据库，如果强制所有人都用关系型数据库，无形中就要求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资产，比如可供识别的居住位置，统一的对国家的认识，以及稳定的姓名。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一则关于原住民的新闻，一个原住民认定自己属于黑脚部落（blackfoot），而不是加拿大或者美国之中的任何一个，就被困在边境。那护照上要求填写的国籍，是否本身就是对思想的一种束缚（必须承认国家这个概念才能符合护照信息填写要求）。加拿大原住民命名习惯也不同于本地人，比如本地人姓氏是出生后继承父辈的，可能在结婚后改变；但原住民可能在一次成功地狩猎之后，名字由“五头熊”变成“六头熊”。

1833年的一项法令要求，所有犹太人，不仅仅是取得普鲁士国籍的犹太人，必须从政府为他们选择的名单上选择一个姓氏，比如鲁宾斯坦和伯恩斯坦。不久之后，在1845年，犹太人在法律上被限制在一个封闭的姓氏列表中，而且不能改变名字，这让他们后来被纳粹毫不费力地识别出来。正如历史学家蒂茨·白令所说：“1812年，对于犹太人来说，合法聚居区的大门对他们来讲是半开半闭的状态，没有完全打开。现在，他们将再次被囚禁在另一个犹太聚居区：一个由名字构成的聚居区。”

再说地址，很多原住民努力和政府抗争的源头也是地址。加拿大以自己可以识别，能够理解的方式重新命名道路与位置。有的人以为原住民不满是因为地址将神圣的土地祛媚了，其实他们的感受（我觉得）是土地被当做国家资源的一部分而强占了。毕竟对（国家的）财产进行命名和分类是国家构建的一部分，也是确认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当然这一切都被美化为更宏大的“文明工程”的一部分。

加拿大很多农庄最开始也不愿意被加上地址，因为这样就处于被监察范围下了，可是这是文明社会，没人能抵抗得了国家机器。加拿大对乡镇的法律里提到农户自家产的鲜鸡蛋、面包、生牛奶就不能在集市上卖，甚至在树上立个广告牌也不可以。大房子不让建，小房子不合法，养鸡的数量都有限制，20英亩（=中国120亩地）只能养200只鸡。20英亩200只鸡对我来说就像产品经理随便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数字，推行这种法律也就默许了强制大家接受英亩的定义以及相关规定，不再接受人们对土地和大小的其他定义方式。

对有的无权无势的人来说，摧毁他们的门牌号码无异于夺回他们的人性。当男人们为了逃避服兵役而拔掉自己的牙齿或砍掉自己的拇指时，他们是在行使自己唯一的权力。对他们自己的暴力，对房屋的暴力。在面对国家掌握的地址编制权力时，就只剩下这些可以进行对抗了。如果国家不能给你编号，如果国家不能征召你，如果国家不能看见你，国家就不能拥有你——你真的是一个自由人。

（补一下《技术熟练可以让我们立足吗》里面提到的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