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关于《谁先爱上他的》《断代》和湾湾经历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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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月补了一堆电影，《谁先爱上他的》最让人惊喜。
影片让我想起了前阵子读过的《断代》，也想起了在台大交换时的一些经历。
动听的故事似乎都悲喜交加。
影片的总体基调，至少表面基调，是欢快的。导演选了一个轻松打趣的少年视角进行叙事，穿插了不少活泼的视听要素，可爱的笑点不胜枚举，结局更是达成了「不圆满中的最圆满」——每个「不容易」的小人物都收获了对外（世界）和对内（自我）的平静。
但是，尽管如此欢快，看完后还是止不住的悲伤。
这种悲伤一方面来自于人物共情——虽不是所有人都会经历伴侣出柜、爱人早逝的劫难，但「与其说讨厌不如说是无能为力」的感受，相信大家都有；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湾湾同志文学《断代》里的一些片段，和影片密切相关的社会背景和群体处境，也不自觉地用《断代》中的文字来回顾影片。
「有的人决定出柜，有人决定不出柜；有人不出柜也平稳过完大半生，有人出柜后却伤痕累累。无法面对被指指点点宁愿娶妻生子的人不少。宁愿一次又一次爱得赴汤蹈火也无法忍受形单影只得人更多。所有的决定，到头来并非真正选择了哪一种幸福，而更像是，选择究竟宁愿受哪一种苦。」
《断代》里的这段话，同志的两种选择，讲的便是宋正远和阿杰吧。宋正远说，他想做个正常男人，然后离开阿杰，娶了刘三莲，生了宋呈希；阿杰在他一天天的「一万年」里肆意买醉，形单影只。
宋正远尝试挣脱世俗的眼光，却活在自己打造的枷锁里，直到得知自己时日不多，才敢面对自我。阿杰无畏同志身份，却无法强求爱人同样无畏，在他离开后，面对无边寂寞。
勇敢的，不勇敢的，谁是幸福的呢？到头来，戴上面具还是纵情生活，都有各自的苦。可能在这世上（至少在影片中的时空里），与其说要追求某一种幸福，不如说想规避某一种痛苦。
「不消几年时间，同修变同志，孽子满江湖，一间间插立彩虹旗的新道场开幕，宣告了一张门票一场春梦的时代已然降临。」
上个世纪末，在同志议题还未被推上政治舞台之时，同志之间还称「同修」，提及同志酒吧也还会贯之以暗号，公然出柜的人更是寥寥。
后来，在自上而下的推动、自下而上的呼应下，同志群体或主动、或被动地被推上时代舞台。政客们振臂高呼，承诺推动改革；百姓们频繁游行，齐声高喊love is love。如今，湾湾的婚姻平权主张已人尽皆知，甚至和公投结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海峡对岸，新的时代似乎已经降临。
但是，放眼尽是彩虹旗，真的是所有同志所期许的场景吗？在这个「少数群体」内部，就没有好几个更少的「少数」，秉持着不同意见吗？
关于这个疑问，我想起在台大交换时认识的一个男生。
「我，XXX，一个铁铮铮的男同性恋。」
这是前阵子湾湾公投时，该男生在脸书上写的话。出于好奇，我点进了他这篇出柜文章。
他说，自己素来不爱被人关注，总是安静旁观，也未向人表达自己的同志身份。记忆里，他确实总是安安静静，除了小组讨论时偶尔会提见解。他长相清秀，衣着低调干净，电脑上贴着「保护动物」。
他说，这一次想站出来。个中原因篇幅很长，也牵涉到湾湾时势，我没能仔细读。大意是，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权益渴望，争取自己的公投立场。
看影片时，我时常想起他。我想，他既不像宋正远，需要一个同妻掩饰什么；又不像阿杰，对外界眼光不管不顾。他想沉默，又在时代洪流下被逼得发声。
你能说他是主动表态的吗？你能说他自愿博取关注抑或同情吗？不能。
我突然觉得，除了热爱派对、热爱口号的部分，是不是还有很多像这样的安静派？或者说，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安静派才是「少数群体」中的多数，只是他们不常出声？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过着安全幸福的正常生活，他们从没有机会也没有意愿去了解，不属于他们世界的人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情需要。病态、堕落、下贱、无耻。他们只能以他们优先的生活经验订出标准，摆出自认高尚的姿态。」
还是在台大交换时，我和湾湾同学一起做过一个关于「无性别厕所」的研究。所谓无性别厕所，就是两性和LGBT群体都可使用的厕所。
实地调查时，我们询问了大众关于无性别厕所的看法。不出所料，几乎所有被访者都觉得「很好」，可是当我们深入访谈，他们都会表露出「我觉得怪怪的」的态度。这个反映非常有意思，以至于后来我们把「我觉得很好，但是怪怪的」当作整个课题的一个关键句。
这也是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少数群体的看法。大众都主张同志无罪，但当身边出现同志，又免不了背后议论。
大概正是这种膈应，促使宋正远娶妻生子（我并没有赞成他的做法），也进一步产生了更多的刘三莲。
在读女性主义相关理论的时候，我发现最后的最后，想要「不贴标签」，就要从一开始就「不分类别」，就不应该把「少数群体」当作一个同质均匀的群体，而该把他们和自己一样，看作无数个平等的、互异的、碎片化的个体的集合。
不仅仅是同志群体，针对任何一个不太一样的个体，都是如此。
宋正远，阿杰，刘三莲，宋呈希，你，我， 宋正远没有谁的生活经验是优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