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自由态，侠与游侠的哲学思考
什么是哲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人类最大的哲学问题可以归结到一个点上：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可见哲学有起源、有过程、有目的。从无到有和从始到终，是思考和实践的过程，正好应对“哲学”一词在古希腊词汇上的起源：“philo”以及“sophis”，即热爱与智慧，换句话说，就是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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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出自于笛卡尔的“邪恶魔鬼”寓言，这个寓言说明了我在思考，我在怀疑，就是在证明我的存在，但是这个本体认知无法解释思考者的现实意义。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存在的，但凡能够思考，就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叫自我意识，并且人类不是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很多其他的比如黑猩猩，甚至有的鱼类，都能通过镜子反应出自我意识。
我并不是说笛卡尔的哲学观没有可取之处，至少他的二元论在推动现代哲学思维上还是贡献巨大的。但有一点要提出来，物质和精神的独立本源并不存在，每一个人的存在价值，都是和世界联系、与他人交集的结果。也就是说，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由外部世界所决定，人的自我，只是感受的一个容器和载体。
- 自我意识有意义，但无价值。
自我意识只是用来确定自己的存在，而自己存在的原因和价值并不是依赖自身进行转化的，即使是住在终南山上闪光的道士，也是要连接世俗的，他灵光乍现，也绝非风餐露宿——一切得道成仙的凡夫俗子，都有自己的信仰和信徒。
肯尼亚的哲学家约翰·姆比蒂在他的著作中《非洲的宗教与哲学》中提到一个观点：我在，因为我们在；因为我们在，所以我在。这与马克思的哲学观有殊途同归的内核：“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人的一切存在，莫不以他人为基础。
从这里，人们可以发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不能解释世界和自己的关联，问题就在这里，笛卡尔的理论只能说明“我”知道“我是谁”，而不能说明别人也知道“我是谁” 。这也就是自我意识对自己有意义，但无价值的原因——我知道我是谁是无法创造价值的。
- 自我与他人，共同演化
以上，也能发现，自我存在意识和价值，其实并非同一的整体，因为我们以他人的认知为基础，来形成自我认知迭代，其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人的自我和世界联系时的共同演化结果。
为什么，人的自我要和世界共同演化，其核心在于，我们自我的很大一个部分是从生活历练中得来的，是和社会联系得来的，这意味着人的自我是经历繁复的一种积淀化，是在磕磕碰碰中完善饱满起来的一种自我认同，是不断修正的。这意味着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为了获得一个相对完美的自我体验，会经历很多人事和故事和残缺和不残缺，每一个迁就和退让以及进攻和防守，都是为了提升自我，也就必须演化。
俄罗斯的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一个人只有通过和世界的连接，与世界上的人们进行沟通才能确定自己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意义。他的主意是和别人交集，谈话，共事。这其实就是人类生活的本质行为，这也说明人和社会的联系是动态演化的，也说明自我意识是永远处在波动状态的。
一个结论是：他人对我们的自我，其评价不像表面那样牢固和千篇一律，有可能今天是好的，明天就坏了。
- 自我的自由态
因为自我与他人共同演化的趋势和必然，会给自我带来一种压力，就是趋同于世界的不稳定因素：有可能你想这么做，但现实要求你那样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自我就势必和世界失去了联系，没有价值，孤立的自我永远毫无价值，就像我们在这里写书，无视读者的写作就是绝对的自我，自己觉得有再大的意义，对于社会和他人来说，毫无价值，亦无意义。
事实上，每个单独的自我，都有他的自由态。
自由态是一种态度：对自我的态度，对他人的态度。个体对自我的遵从度能反应出自我和他人的距离，和法制、道德、伦理、契约的距离。
关于个体的自我自由，其实就是理性与非理性选择，哲学家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描述过，解救非理性的激情必须用理性。换句话说，就是要理性追求，理性追求也是康德式任性的体现：即以责任和义务为出发点的相对自由性。可见真正的自由与责任是密不可分的。
自我的自由态，从日常生活经验里考察，我们会发现，任何联系自我的外部事物一旦我们想要脱离，就会形成麻烦和牵制，无论是你的孩子、工作、或者事业还是朋友，联系一旦产生，就很难单方面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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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侠的自由 （1）
现实生活里，个体的自由态十分受限。人们对权利的变化十分敏感——为什么不是权力？斯宾诺莎在《伦理学》讨论过，权力变化就是人类的激情——而我们（China）显然没有权力，也就无所谓变化了，然而激情常在，毕竟我们还有权利——然而当权利遇到权力，就很可能像斯宾诺莎说的那样，全是喜乐和哀乐——权利得以获得或将失去。
自由处在一个起伏不定，波云诡谲的环境里，主要是因为处在一个受外部事物支配的环境中，而这个原因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身份的单一而暴力，大部分人都缺少多元社会文化的定位，一个人，他可能是厨师、是领导、是父亲、是志愿者，但在单一而暴力的身份认同语境下：他不是穷人就是富人。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人们很难谈自我的自由态，大家都是被流行文化挟持的某个人质。在我们可以想象的空间里，侠，有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自由态，虽然侠也有附加其上的责任，比如复仇使命、惩恶扬善等等。但侠们总能应付得游刃有余，两袖清风。
- 侠的自由 （2）
我对侠的意象一直很痴迷，认为侠的哲学形态仍有借鉴的基础。侠最早从战国晚期的士演化而来，在分封制的历史背景下，士是寄人篱下的，受主公恩惠，是主的家臣，地位介于贫民与贵族之间，主给予士地位，士为主效忠，这就是伦理契约，即，相对的责任。
为什么，我觉得侠，才最具有自我的自由度？早期社会的侠文化被社会注入了复仇色彩，在东汉时期的社会忠孝并列，复仇是被国家和社会认同的行为。在文化的角度上，这是复仇，在个人的角度，就是报复，报复心理是人类在进化发展中的自然产物，是一种本能，这是因为在公正观荡然无存的过去，报复的行为能够消灭敌人并且避免自身的利益蒙受损失。
现在仍有报复行为，如果没有公正，人们就会使用自我的手段。
任何报复，都需要胆量和魄力以及谋略，换句话说，自我的自由态也是胆量和魄力以及谋略换来的，当然，还有责任，责任让自我意识的践行师出有名，哪怕是去复仇，总归还有个原因吧。
- 侠的自由 （3）
侠的另一个色彩是以武犯禁，这是侠的自由风格表现。无论是墨子、荆轲还是郭解都不是好惹的主，这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侠，影视剧中的侠，更是两袖清风犯我者千里必诛。
侠的人设，在所有历史和非历史上的人设中，拥有自我的最大自由态，是能想能做敢做的象征，在君王眼里都有顾忌的事情，在侠眼里可能就不值一提，侠的自由态拥有一种超脱生死的内涵，以及对制度和权势的漠视。
即：“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
人不能，也不敢超脱生死的存在，因为一旦超脱可能真的就死了。人都怕死，至少绝大部分人是怕死的。但是，人怕死的心理不是怕死的原因，而是人没有倚仗，没有能量，还有所寄托，有所留恋。
侠和普通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侠可以放下，普通人，放不下，放得下的普通人就不是普通人，是侠。然而人普遍的放不下外部世界的事物，也就不能成为侠。
也就不会有侠的自由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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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侠观 （1）
侠成为游侠是三国晚期之后的事情，分封制没落之后，侠也在演化，一方面保持侠的自由态，一方面结党营私。侠和游侠的区别就在这里，侠脱离了贵族的萌庇，他们要保持自我的自由态，就必须发展出新的策略和意识，独立起来。
但是，任何社会形态下的自我价值都是和他人交集的结果。分封制时期的侠的自我意义和价值有主的认同，分封制没落之后，流转传承下来的侠的自我价值形态就必须和社会产生联系，也就是和他人产生联系。
可见，侠在历史的发展中，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自我形态，是根据自我需求和社会联系的结果。从历史上看，侠在《史记》和《汉书》是有差别的，前者表达的侠是一种光正形象，就是司马迁说的“千里诵义，为死且不顾”；后者表达的是社交手段，荀悦是这么说的：“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为什么《史记》中的侠，和《汉书》的侠如此不同？虽然我喜欢《史记》的侠，但《汉书》的侠才是趋势。从《史记》和《汉书》的出书时间来看，前后对于侠的印象描述，其实隐约可见社会的变迁，其中最大的影响还是权钱在贫穷和动乱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人的意识中深入骨髓，流转传承。
- 游侠观 （2）
“立强于世者”就是对自我的推崇。为什么要立强于世？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中国历史上，大小战争不计其数。不强，就意味着被鱼肉，被死亡。在过去落草为寇都好过做百姓的历史背景下，带着以武犯禁复仇色彩的侠，其出路必然不是种田，而是“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
只有立强于世，才能稳定侠的风度和自我的自由，怎么立强是一个哲学问题。荀悦总结道：“立气势，结私交。”这么看也符合现代心理科学，事实上，气势就是自我的外相，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就曾发表科研结果，男人看美女就是条件反射，女人看男人就是看男人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可见人类无论怎么发展，思考方式仍有远古的基因。
并且“自我”也相当重要，认识“自我”是拥有气势（气质）的开端，而私交可结的前提就在于气势（气质）。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其实，“我在”是肯定的，不管“我”思不思，我都在。但“思”和“不思”对于“我在”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是有影响的。“我思”是灵肉的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我不思”的存在往往就是肉体的客观的，只是存在，相对于哈伊尔·巴赫金的哲学观，这往往更没意义——除了个体没有自省思考，与世界也失去了联系。
- 游侠观 （3）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荀悦活在二十一世纪，他会不会定义游侠为：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过去的侠，结私交也十分有限，以前的人类活动半径比现代人小，还没互联网。
相对于荀悦的年代，侠的“作威福”可能就是现在的黑社会。从文化和现象来看，黑社会在普通人眼里就是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分析这种结论，作威福其实只是立强于世者的目的，立气势是方法，结私交是手段，立强于世才是自我认同。
前面说过，个体的“自我”是共同演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自我认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与联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整个社会追求和平和个体价值和幸福度的大前提之下，“作威福”的历史强权标签已经日渐式微。
但是，自我表达和社群化意识依然是个体走强的关键，这两点与荀悦说的立强于世的基础没有本质的改变，甚至更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自我表达仍然是通往社会的方法，社群意识下的广泛私人联系依然是获利的优势手段。
其实，还有一点没有变，不管是远古的侠，还是现代的侠，立气势和结私交都是杠杆行为，只有在杠杆有支点的情况下，立强于世才会成为现实，这个现实的基础就在于个体自我在群众中的地位。
群众是怎么看的，这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 当我凝视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在凝视着我
如果从哲学来考虑问题本身，就是用方法来解决问题。面对问题我们要思考，正如尼采的深渊凝视一样，他在《善恶的彼岸》中说，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尼采的这个哲学观就是自我对话，没有深渊也没有怪物，所有的深渊和怪物都是自己的内心，是自我的思考，自我的怀疑，是自己对待外部世界的扪心自问：要怎么做的问题。
回到问题本身：立强于世。
这个问题有两层，首先是世，世界的问题，其次是强的问题。荀悦在谈侠的“立气势，作威福”这一现象，有历史背景原因，这原因是规则的统一、价值的统一、法制的统一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秩序和规范的问题，没有秩序和规范，也就乱世出游侠了。
为什么现在没有游侠？还是因为秩序和规范的问题，秩序规整了，侠就不能乱来，不能罔顾秩序和规范。但是，谈秩序和规范的时候我们忽略重要的一点，秩序和规范的建立到底是给人带来了什么？
只能说也许是正义。正义在任何年代都是个不确定的东西，因为所有的正义都建立在特定的秩序和规范上，而秩序和规范是人建立的，也可以说，人的自我决定了秩序和规范，在秩序和规范之上存在。
但什么人可以建立和把控秩序？当然是立强于世者，但是不是侠，不好说，虽然历史上建立秩序和规范的一些人就有侠的影子，比如赵匡胤就是个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