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的回归（李耀胜）

来到这个世上，在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听到的全是甘肃中部一个叫会宁县的“土话”，从来没有听到过其它“杂音”。

开始念书起，所有老师全是用会宁话来讲课，也没有听到过其它“新鲜”的话语。

在一个人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也是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单调的语言环境中熏陶过来的。所以，三十年，我只会说一种话：会宁话。

2000年，在而立之年，当我来到新疆后，突然发现自己说话成了一个大问题。

本来，我对语言的敏感程度一直表现得非常迟钝。经常羡慕别人能从说话中判断出来是哪儿人，可我就是学不会这个本事。

刚来新疆时，几乎每次一张口说话，对方总会用最快的速度打断我：“你是甘肃人？”

每当这时，我心里就会冒出两种最强烈滋味：一种是骄傲，一种是尴尬。

我心里明白，这是对方在友善的提醒我：你的口音太重，方言太浓。所以，每次我都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必须说的话赶紧说完。

对方看到我嘴不动弹时，都会问上一句：“你说完了？”我知道，他们几乎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在新疆生活了十多年，慢慢地我发现，生活中想听懂你说话的人，会不厌其烦地弄清楚你说的到底是啥。不想知道你说什么的人，都会说你的方言太重，没听明白。

我记得有一句解释“生活”两个字的话说得很直白，但也不乏一定的道理：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

套用这个解释，应该说我是生在会宁，长在会宁，活在新疆。

在新疆，最怕的就是让我说话。说话变成了我工作生活中的一个心里负担。

于是，我开始努力地学习普通话，不为别的，只为能和周围人比较顺利地沟通交流。

在新疆，我经常听汉族同胞说河南普通话、湖北普通话、四川普通话、江苏普通话、山东普通话、上海普通话、天津普通话、湖南普通话、陕西普通话、甘肃普通话……

在新疆，我经常听民族同胞说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克尔克孜语……

天山南北容纳了五湖四海的人，广阔的新疆大地上生活着46个不同民族的同胞。

听新疆人说普通话，好比会宁人的一句歇后语：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在新疆这样复杂的语言环境中，要想找到一种大家相互都能听懂的语言，几乎没有可能。说好普通话，在新疆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再加上我的“会宁话”根基太深，天生对语言反应迟钝，十多年下来，我的努力似乎没有多大的效果。

其实，语言上的不通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心灵上的不通。

俗话说：水路不通走旱路，旱路不通另找出路。因为一直说不好普通话，所以在新疆，慢慢地我就学会了听话，也逐渐理解了“听说”两个字的真正意义：听比说重要。

人这一辈子，非说不可的话并不多。在酒桌上、在聊天时、在公众场合我都基本保持“三缄其口”的状态，经常以“沉默是金”和“言多必失”来自我安慰。

事实证明，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这十多年的新疆生活，已经把我的会宁话改变得有些面目全非，然而始终没能脱离乡音。

在QQ群里的会宁老乡，大家偷闲的时候，都用会宁话聊天，这里，真正有了“乐在乡音中”的感觉。

虽然到现在一开口说话，别人还是能准确地判断出我是甘肃人。但在老乡群里的聊天，我又突然发现，自己说会宁话也成了一个问题。

最让我纠结的是，每次给大姐打电话，她都会开玩笑地说一句：“你又在编言子，我没听清楚。”

也有让我欣慰的事，女儿在我们两个人的时候，经常用标准的普通话，纠正我的发音。

进入不惑之年后，开始不停地思考一个问题：我有没有必要说普通话？中国人有没有必要都说普通话？

每当夜深人静躺在床上，会经常反问自己：如果我说普通话是一个什么场景？中国人如果见面都说普通话又是一个什么场景？

这是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的问题。

有一次，在和一个好友喝酒聊天时，我表达了一番自己的“谬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新中国成立庆典上，毛泽东主席用非常浓郁的湖南话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当时，全国人民都听懂了这句话。

后来，这句话成了新中国一个划时代的象征和标志。

所以，就看你想不想听懂他。

就这样，我错误地得出了结论：用什么语言说话并不重要，关键是看你说的话重不重要、管不管用，别人想不想听、能不能听进去而已。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生活中真正想听明白我说话的人其实并不多，他们现在都能听懂我说的话。绝大多数人并不想听明白我说的话，也就没有必要为他们学说普通话。

乡音难改。如今，让我学说普通话的动力越来越小了，在内心我也慢慢放弃学说普通话的想法了。

乡音不改。我这一辈子，还是觉得不失自己的本真比较妥当，回归到当初的乡音比较自然。

也许这样，以后在新疆的日子，我可能活得自在些、舒坦些。

人这一辈子，经常在迫不得已中改变自己；但有的时候，也没必要为了讨好所有人，委屈求全地去改变自己。

谨以此拙文献给新疆的会宁老乡。

2015年1月6日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