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最后的农业社会的生活

年的记忆

2016-11-10  本文已影响242人  一目RyanLee

我们每个人都过年,不过各自对年的记忆是不一样的。

我记忆中的过年,永远和地处西北一个尘土飞扬、嘈杂还带几分野气的镇子联系在一起。我不想用过多美化她的语言,因为她呈现在我面前的确实是这样一幅面貌。但是,我迄今为止所有年的记忆,全都来自这里。以前我不懂事,总是想能去外面的大城市旅游,过年。因此我给我爸爸抱怨说:“我从出生到现在的十几个年都在这一个地方过的!”我爸斜看了我一眼,说:“我从出生到现在的四十几个年,都是在这里过的。”

以前每到大年三十的早上,我爷爷的电话便准时打过来:“聪儿,你婆噶嗒(方言:已经)把肉拦好了(方言:腌好了),你连你爸你妈啥时候上来加?(方言:你和你爸你妈什么时候回来?)” 在这样的催促声中,我们一家三口带着前两天买好的瓜子、水果回老家了。我们住的武都城距离爷爷奶奶住的安化镇只有大约23公里,汽车半小时就能到。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生活了十几年的武都城在年三十晚上是什么样子的,我只知道,过年的前半个月,街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随处可见卖瓜子、水果、对联和烟花的摊位,地上的垃圾也比平时多了许多,年味伴随着这样嘈杂的环境深深刻进我的脑海,以至于只要我想起过年,就能想起武都城那样子的街道。

在爷爷家门口下了车,这个镇子只有一条街,土很重。和武都城一样,街上人很多,卖年货的摊位鳞次栉比,吆喝声和熟人打招呼的声音此起彼伏。不同的是,这里街边停着很多摩托车,还有拖拉机,偶尔会有一些小车经过,那都是过年回家的人。

现在老家条件会好一点,基本上在街边的人家住的都是三四层的农家小楼,贴着瓷砖,而且一楼往往会租出去当门面,前面的屋子是商铺,后面的则用来做库房。我记得我家一楼是一家山里来的人,他们在这里开门市部已经好多年了。虽然我近年很少回老家,而且回来也只是住很短的时间,但是每次过年刚下车,门市部的那户人总是在第一时间过来问我们:“聪聪,回来过年来了啊?”“啊耶的(方言:是的),姨姨!”我也会很亲切的回答他们。

进了家门,我总是习惯在一楼仰着脖子喊一声:“婆!婆!回来咯!”紧随着一声的,是四楼厨房传来的我奶奶那一声乐不可支的回应:“哦!我的娃,回来了啊!上来!”我奶奶的声音几十年如一日,非常健朗和乐观。

我提着水果瓜子兴冲冲地跑上屋顶。我奶奶从厨房出来,用围裙擦擦手,因为我要比她高整整23厘米,所以她只能抱着我的腰,仰着头对我说:“回来了就好,我给你放的洋芋丸子,你放着烤箱里面吃去。”说话的时候嘴里还不时冒出咯咯的笑声。

洋芋丸子是我奶奶每年春节必须要准备的一个食物,因为她知道我看电视最喜欢吃这个,所以就会提前一周准备很多,放在缸里面贮存着。等我回家过年,拿出那些丸子,放在炉子里烤一烤,就可以直接吃了。久而久之,这个食物就成为我们过年的保留节目,年的记忆也和洋芋丸子深深烙在一起。

在我们老家,年三十晚上,街坊邻居是要互相走访的,往往这一家提着一瓶酒跑到另一户人家里,和那户人家把酒喝光了,再从那户人家里那一瓶酒,一群人结伴到下一家,喝光带的那些酒,然后再结伴杀向下一家,等到晚上十一二点,基本上都已经喝得晕晕乎乎的了。每到这个时候,我爸妈都会忙得不亦乐乎。我虽然没有跟着他们跑过,但是也知道,那都是小时候和我爸爸一起逃过学玩过滑轮车(农村小孩自制的那种,一块木板下面装三个或者四个铁轮子,在街道上推着玩)的哥们儿,现在他们有些人在外地打工,也有人在家务农,一年也见不了几面。相比较繁忙的爹妈,我则乐悠悠地躺在床上,嗑着瓜子,看着春晚,手机里抢着红包,同时也发着红包。

到零点的时候,镇上以及周边山上的一些人家,都会放烟花。因为安化镇有一个花炮厂,在当地很出名,我们买炮也是十分方便的。而且炮厂自己也会准备很多的烟花。这个时候,整个镇子都会被烟花的声音淹没,甚至当面讲话也要扯着嗓子喊。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来小时候过年放炮的回忆。花炮总是小孩子的最爱,那时候我们条件比较简陋,烟花的质量也不好,时不时遇到一个蔫炮。小时候的我胆小,而且有点呆呆的。大人因此不放心让我放炮,一般点烟花的事情都由大人或者我表哥来完成,我只负责站在一旁观赏就可以了。当然,偶尔我也可以放一些摔炮,就是那种不需要点火,往地上一扔就响的炮,专门给小孩子玩的。放完长杆烟花之后的那些纸杆子,我和哥哥会留下来当金箍棒耍。记得有一次,我们俩拿着各自的金箍棒对打,非要争出一个真假美猴王。但毕竟小孩子打着玩,棍棒不长眼,双手被打出好几道暗红色的伤痕之后,我放声大哭,指着表哥说他欺负我,我原以为只有我被打了,但是表哥此时见我哭鼻子,他也迅速蹲在地上,捂着脚踝喊疼。最终,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真假美猴王之争在奶奶的洋芋丸子面前偃息旗鼓了。

我们家的大年初一应该和别家差不多,是一定要在家待一整天的,哪怕无事可做也要在家老老实实,不能出去乱跑。于是我大年初一的记忆基本上就是从里屋逛到外屋,嗑着瓜子看着电视,最近几年也刷刷朋友圈,基本上就是如此。

初二初三是上坟的时候,此外初二下午要去姥姥姥爷还有舅爷家里。这两天是比较有趣的,因为在家无事可做,出了门就可以找我表弟和小舅玩耍。我两个表弟,一个94年,一个98年,基本上是一起玩大的,感情特别好。他们俩都是不大擅长表达的人,但是前年八月份的时候,我大一点那个表弟给我发来一封信,说了这么一些话(可能我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发出来不大合适,但是想想也没有什么比这封信更能体现我们感情的了):

我这个人有时虽然话多,但究其根本,都是体现在对具体事情,特定方面体现出的喜爱,至于各种情感方面,各种原因吧,我不喜欢直接的流露,话到此时一般也就戛然而止了,我更习惯地往往是细水长流的平静,一切尽在无言中的永恒。但今天我破了例,一是因为今年暑假一走,估计以后见面的机会不是太多,如果再往后甚至会长期分隔两地,那种相见的机会恐怕就更少了。这又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无论小学与初中,无论附中还是一中,感觉我们的联系要比别的弟兄们紧密得多,既是兄弟又是玩伴,从小时候的憧憬未来,到现在的谈天说地,笑侃当下,幸运的是一直都有共同语言。以前总当作儿戏的,出门在外才发现,时间呆的愈久愈能体会到亲情的重要。说实话,亲人在一起无需过多言语,总有一种踏实亲切的感觉。第二个原因是交流未来与自己的一些想法的。理想总是值得憧憬的,理想也是极具诱惑的。但就我个人的有限经验来看,实现理想的道路确实蜿蜒崎岖。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故弄玄虚,搬弄道理。只是想说,既然有些事如此困难,何不选择一条自己有兴趣的道路走呢?何不选择一条顺从内心的道路呢?再谈一些想法吧,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家风的重要,我们的家风或许是诚信守实,温文尔雅,没有攻击性的。在我看来,这种家风于做人是必须的,毫不妥协的。而与做事则无所谓好坏,我记得我曾比较过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我笃信的是政治家的信条,即:为了更大的目标,造福更多的人又何必去计较手段上的优劣呢?另外,据我观察,咱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情怀,我感觉这个社会需要这种情怀,需要一种为了坚持正义勇于赴汤蹈火的人,需要一种为了某种企望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需要一种凭借自己的合法努力创造价值的人。也许你已找到了这条道路,那我祝你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顺心,越走越开阔。以上仅是自己的一面之词,不足之处请指正。 又感觉话太多了,转眼已经千把字了。不过这是第一次写,容易收不住笔。一直喜欢一首诗,虽然有点伤感但情深意切,虽然是哥哥写给弟弟的故在此有点不太恰当但一时想不出更好的了。在最后的最后,权且作为收尾吧:

《狱中寄弟子由》其一

苏轼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千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姥姥姥爷对我从小就很好。还在我两三岁的时候,我姥爷在乡镇府上班,每天早上要路过爷爷家。小小的我便早早坐在家门口,等着姥爷带我去“上班班”。姥爷带着我上过“班班”之后,我会继续跟着他回家,那时候姥爷家里有一株葡萄树。每次跟着姥爷去家里,都会吃很多葡萄,等我实在吃不动的时候,便穿着开裆裤,抱着一大堆葡萄(晚上接着吃),由姥爷护送着回到爷爷家里。据说那几年,姥爷家的葡萄是我一个人吃完的。

我小舅舅只比我大五岁,所以与其说他是长辈,倒不如说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我的篮球就是他教我打的。不过他球打得很好,曾经是县上中学生篮球队的首发前锋。后来他由于受伤的缘故,球技下降,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和我们高中那一级球打得最好的一个男生对抗,依然打了个平手。我在兰州读高中的那三年,他每周末专门跑二十多公里过来陪我,甚至我学业重的时候帮我洗衣服做饭,而且每周必来。他的父亲,也就是我舅爷,是个地道的农民,少言寡语,而且说话不太利索。每次过年去看他,他总是想方设法能让我留下多吃一顿饭,多住一晚上。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的我很爱看动画片,这是孩子的天性,长大之后就不大看了。我刚上初中的时候,有次去看望他,他突然蹦出来一句:“聪儿,我记得你爱看动画片,这阵子电视上演着呢。”这是真事。

从高中到现在,我身边有很多随家庭几经迁徙的朋友,他们往往亲戚遍布全国,还有海外,而自己长大的地方也不是祖上甚至是父母年轻时生活的地方。相对于他们,我们每年的上坟就要隆重很多。在武都区,武都城区和部分乡镇的家庭习惯在大年三十上坟,而在我们老家所在的北裕河沿岸—一般称为北路上—都是在大年初二初三上坟祭祀。我们初二去我太爷爷的坟上,初三去大李家村,我们家的祖籍所在地上坟,这个村子距离我爷爷居住的安化镇十来公里,在去城里我们家的路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家的老根子全在这一带。这个村子的人全部姓李,据我爷爷说,整个村子有一个共同的李姓祖宗,那还是唐朝时候的事情,现在这个祖先的坟还在村子中央。我们要祭拜的祖坟在村子南北两边的山麓上,都是我们这一家的先人,粗略算一下,这几位先人,从共和国时期一直可以追溯到清朝中后期。每次论及我和脚下这片狭仄的土地的关系时,我总会想起这件事。

我们家的年一般过到正月初六初七,也就是说,大概这两天,我们会离开爷爷奶奶家里,算是年过完了。记得去年走的时候,奶奶说:“忽的一下来了,忽的一下走了,可还有(方言:又剩下)我和你爷了么。”我印象中的奶奶一直是很健朗的,去年过年我发现,她的腿有点一拐一拐的。

2016年2月7日 猴年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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