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序言:寻一个鲜活、多元的宜居之所
(原载于《风物中国志·同里》)
撰文/于威达
想要寻找一地的文化源头,追溯人口的构成往往是条捷径。通常,人的来源、身份,是塑造地方文化的最为直接的因素。倘若此刻再追问一句,人为何来,来的又为何是这些人,这时便有一条可供理解的脉络,从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显露出来。
同里旧称“富土”,先秦时已成集市,至宋代正式建镇,并改称“同里”。在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兴盛的江南水乡,市镇一级的区域,曾是不少拥有大量田产的地方大族的集聚之所,这在建炎南渡(1127年)后尤为明显。至明代中晚期,全国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嘉靖年间,白热化的兼并使同里的人口总量减少到了万人以下,同时却继续强化了同里大户的数量和规模。反观同里自身特殊的地理条件:过去陆路难行,对外只通水路,以至于一般规模的战乱、动荡,都难得殃及此处;每到了这样不安分的年代,官宦富贾们便携妻儿老小,带着毕生家产避乱至此,从而在同里人口分布本有的特征上,涂抹上了更浓重的一笔。
如今,人们从当地仍看得见或已看不见的明清深宅大院中,即可稍稍窥见、想见旧日同里官宦的集聚。不仅如此,到了稍晚些的民国初年,在等级制度的限制下觊觎官宦大宅许久的富贾们,也总算闻到了自由空气,开始了新一轮宅邸的营造。官宦、富贾,再算上镇上拥有大量田产的“不在地主”,便构成了旧时主导同里走向的人口,而这三个身份,也往往集于一身。据说解放前,全镇两千多户人家中,这样的人口足足占了五百多户。
避乱自然是不得已之举,可不曾想这避乱之所,却也给了官宦、富贾、地主们更多的商业可能。同里作为市镇,自然是辐射一方的贸易集散地;而紧靠太湖和京杭大运河的地理区位,也大幅延展了同里的商业空间,强化了它的贸易功能。宋代建镇后,同里渐趋成为了“民物丰阜、商贩骈集”之地;各行业中,尤属米业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及至民国,同里已经成为了“江南四大米市”之一,其出产的“白粳”,在上海米市特标为“苏同白”,并一度占据上海全年食米供应的十二分之一。米业、油业的兴起,逐渐带动起了同里的整个商业氛围。明清时,同里即是方圆数十里的商贸集散中心;民国时,英美商人在这看似不起眼的小镇上建起了火油分公司,本地人也办起了经营“洋货”的三友实业社和东莱糖果公司;到抗战前,同里已有60多种行业、600余家商店。
商品经济的兴盛、士家大族密布的人口构成,以及江南一带整体与西方较早的接触,共同塑造了旧时同里的性格。这在今天仍清晰可见。
初到同里时,有人随口讲了个逸闻趣事,说有时镇上张贴的通知一不小心笔误,都会有“强迫症式”的老人,看后掏出笔改过来。我想这难得的固然不是认得出几个错字,而是一方水土养成的文化上的严谨。
旧时同里的人口构成,形成了其“崇文重教”的传统,以至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一大批新新旧旧的知识分子由此走出。而商品经济的兴盛和与西方较早的接触,也给予了这些知识分子以更宽的眼界,从而使他们能够更清晰、理性地判断内外局势,以革新的意识和能力,免于拘泥于定式。
若是有人肯静下心来,在古镇里走上一遭,那些沈氏旧宅、同川学堂、丽则女学、南园茶社、陈去病故居……都会以其背后关于革新、革命的陈年往事不断提醒着这一点。而到了今天,曾经在这些陈年往事中驱动着革新、革命的性格舒缓下来,也让同里以更柔雅的风格保持了鲜活和多元。在古建筑保护与新建筑用地之间的矛盾、张力显而易见的背景下,同里古建筑保存的完整、修缮的得当堪称罕见,从中可见当地在文化遗存和城镇发展的关系上独特的认知;在诸多古镇为景区开发的便利而大规模迁出本地原住民时,同里依然保留了景区和社区合一的建设格局,以至于当人们厌倦于游人纷攘、整齐划一的商业景点时,终于还能在同里感受到一点原汁原味的水乡生活。古镇内部因地制宜的消防设施,逼仄空间的限制下对崇本堂、耕乐堂、退思园等建筑、园林的保护和利用的兼顾(崇本堂同时作为水乡婚俗馆,耕乐堂同时作为根雕展馆,退思园内设有剪纸手艺人工作室)……无论大的规划,亦或是小的细节,均说明了一件事:老同里的性格,还在。
这样的同里是让人喜欢的,也是能够让人看到一个地方基于自己的传统,所养成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的。在该有规矩的地方井然有序,有基本的坚持;在该灵活的地方有所变通,有些人情味儿……至于究竟哪里该有规矩,哪里又该有变通,估计同里人自己也说不清。在一个地方的性格面前,语言确实往往苍白无力。不过这样的一个同里,也无怪乎一些选址挑剔的文化类、服务类企业纷纷入驻,无怪乎不少外地人舍弃既成的事业,甘愿到同里开始新的生活。在同里一家精品酒店采访时,它的一位创始人说,“之所以选择同里,正是因为它独有的舒适感和文化氛围。”
同里人似乎并不介意外地人的存在,正如他们也乐于看到几代人迥然不同的生活。早晨你可以看到古镇的老人们点起煤炉做饭,倚在门边、望着河面喝一碗清淡的白粥;夜里在商业区的酒吧街和咖啡馆,你也可以和本地、外地的年轻姑娘、小伙们谈天说地,唱几首或柔情或幽默的歌。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小孩子,各有各的生活,也各得其乐,没谁觉得有什么不妥。身在异乡的同里人也不少。觉得有必要了,就出去走走看看,在外地工作,出国读书,或许三年五载就回来,亦或许在国外某个机构、高校任职任教,一走就是几代人,到了思乡心切时,再带着全家老小回来祭个祖,让子孙后代也认一认这片赋予自己性格的水土。原始社区的保留、商业区的开发、古建筑的保护、外来企业的引进、传统生活方式的继续、新的生活方式的接受……同里在这一系列因素中找到的基于地方特殊性的平衡,使得不同身份、经历的人,不同代际的人,在这个小镇上共享着一个鲜活、多元的场景。
无论大的变革还是小的变通,往往都难以凭空而就。基于经济、知识素养、文化底蕴和眼界的整体“财富”,则会促成“思变”的意识和能力。革新、变通,以及文化氛围的形成,都需要在此种力量的引导下进行。过去的同里曾处于一个并不合适的历史境地,这些出身于士家大族、接受了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们发现,他们于清末民初之际面对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积重难返的老旧帝国;而今天的同里,沿袭了它的“富而思变”,也更加鲜活而多元,不必再去想那些既往的内忧外患,倒是可以专注于生活,提供一个宜居的样板。这宜居所指涉的不只是衣食住行,同时也是鲜活的社区、多元的文化,是不同的人都能感到舒适的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