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时期的陈寅恪

人一旦成为研究对象，则极易出现脸谱化的危险。自《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后，陈先生逐渐被标签为“文史大家”、追求自由精神独立思想的爱国者，而其作为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便慢慢地被隐藏在这些人为的光环之下。或许正因如此，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共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让我们重新从家人的角度，去感受这位著名学者的丝丝温情。

命运对天才总是诸多颠沛。陈寅恪先生家学渊博、博闻强记、学识过人，但却一困于国难战火，再囿于双目失明，也正因如此，这份困境中的坚持与努力更加令人钦佩与景仰。诚如陈家三姐妹在该书后记中指出，虽然文学价值不高，但至少保存了抗战时期的家庭史料，重现了知识分子在那个艰难年代的风骨与追求。

从1937年10月举家逃离北平，穿越大半个中国落难香港，陈寅恪先生与妻女分离，独身一人赴西南联大任教。1940年准备赴牛津大学任教未果后，在沦陷的香港艰难生存两年之久，方于1942年辗转到达桂林。尽管颠沛流离，陈先生依旧心牵时局，甚至与朋友站在路边谈论国家动向而忘记回家吃饭。即使身患疾病、经济拮据，他依然认真履行作为一名学人的根本职责，关心学生的求学生活，冒着战争危险到其他学校讲课，在漏雨闷热的房间里就着木箱笔耕不辍，甚至还几次往返重庆参与中央研究院的行政活动，为保存战火当中那来之不易的一点学术种子，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43年陈先生入住桂林西林公园，那里原是清末重臣岑春煊的燕山别墅，陈先生对那里的红豆树颇有印象，若干年后再得该树所结红豆，触发其晚年倾尽全力撰著《柳如是别传》。后人常常困惑，以陈先生的学识功力，何故尽十余年于一女子之研究。而读过本书后，诸位或许能够从这段艰难岁月中体会陈寅恪先生的用心：同是民族存亡的乱世，同是民族大义与苟且偷生的抉择，同是一种肉体的煎熬与精神的坚持。人文学者怎会一无是处，在我们最痛苦与最无助的时刻，他用一种身体力行与学术追求，守住了我们精神家园的最后一道防线。

笔者收藏的陈寅恪集及部分研究陈寅恪先生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