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眼镜蛇派”小组和西班牙战后时期及意大利的非定型主义画派
荷兰的“眼镜蛇派”小组和西班牙战后时期及意大利的非定型主义画派
其实，在非定型主义的口号“艺术就是粗鲁的趋势渴望”之下，画家阿斯杰·约恩、卡雷尔·阿佩尔、科尼耶和皮埃尔·阿列钦斯基，诗人诺瓦特和多特蒙特都被归入其麾下。
而且，这些人于1948年在巴黎成立名为“眼镜蛇”(Cobra)的组织,并一起工作到1951年。
之所以称为“眼镜蛇”，是因为这个名字取自这些人所来自的城市哥本哈根(Copenhague)、布鲁塞尔(Bruselas)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首字母的缩写。
在之后的一场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儿童艺术展览，唤醒了这些人对该艺术的兴趣。
因为，在战争导致人们对西方人类价值的幻想破灭之后，他们认为艺术是唯一能够实现文化复兴的力量。
阿佩尔(生于1921年)是该团体所主张的简单性的主要代表。
他在“眼镜蛇”时期的作品，如《手持宝珠的圣婴》(1950年)、《鸟与男人》(1952年)和《男人》(1953年)等作品，展示了该群体如何受到当地传统和超现实主义的滋养。
除此之外，在不尊重轮廓的情况下，在画布上以快速和激烈的方式使用鲜艳的色彩，显示出了蒙克，恩索尔和第一批前卫派中北欧表现主义的影响。
与此同时，他们从超现实主义中汲取了因潜意识获得解放所产生的自发表达，作为充满活力和纯真的一种体现，没有任何审查的束缚。
尽管有自动主义，但其主题并没有完全放弃在戏剧性和滑稽性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化。
阿佩尔创作的人物被简化为其主要特征，表现出头大和身体小的特点，并以幼稚的方式被标记出来。
阿佩尔及其伙伴们把艺术家的状况看作至关重要的承诺，因为只有不受污染的艺术才能使他们在战后欧洲盛行的混乱中、恢复渴望的普遍和谐。
同时，色彩、行为和原始含义也出现在该团体最活跃的成员阿斯格·乔恩的作品中。
他将自己定义为寻找艺术的当代原始人，因为艺术是其起源。
他画了《骄傲的胆怯者》(1957年)、《慕尼黑的旅行者》(1958年)和《后裔》(1963年)等作品，使用从管子里挤出来的糊状颜料，像眼镜蛇一样，并使用画刀而不是画笔。
除此之外，此时出现意大利的非定型主义也非常值得说一下。
此时，意大利的非定型主义者埃米利奥·韦多瓦、卢西奥·丰塔纳和阿尔贝托·伯里也回应了在艺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传统。
韦多瓦(1919-1995年)根据线条、角度和许多黑色,绘制了《集中营》(1949-1950年),这推动他创作了诸如《宇宙视觉》(1953年)等作品，并以手势的自发性以及有节奏和明亮的运动性为基础，因此，这些作品达到了一种独特的抽象。
卢西奥·丰塔纳(1899-1968年)和阿尔贝托·伯里(1915-1995年)则代表着最激进的一面。
丰塔纳使用的是单色表面，首先在作品上面钻些孔，然后开儿条大缝，如《空间概念:等待》(1965年)《空间概念:期望(1970年)。
撕开织物的行为是非常深思熟虑的。
不过，这不仅仅是对潜意识的解放，还是对空间的一次缜密研究，它回避了其先前的幻想主义表现，并以绝对自由的方式在画布上进行创作。
之后，随着画布的开放，他消除了绘画和雕塑之间的差异，并成为后来趋势的先驱。
同时，伯里也被认为是后来趋势的先驱。
职业使然，这位曾在前线从事救治伤员工作的医生，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了口袋、粗麻布袋、旧抹布和各种废料，如塑料木、铁杆等。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制作了拼贴画，在这些作品中，用撕裂和缝制的袋子与涂漆的区域形成对比。
在《袋子5P》(1953年)、《袋子B》(1953年)等作品中，都有一个建设性原则，就像加纳利的艺术家米拉雷斯的书包那样。
在西班牙战后时期的绘画，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结束了20世纪前30多年发展起来的胆怯的先锋派风格。
战后，国际艺术的新风格开始大量传入这个国家，并经历了一些转变。
这些变化是新的视觉思想与西班牙历史文化之间发生对抗和对话的结果。
由于胡安·爱德华多·奇洛特(1916-1973年)的努力，非定型主义于1957年传入西班牙，从那时起，西班牙的造型围绕着三大格调聚集:规范和几何抽象化，现实主义的各种形式，以及广泛的非定型主义。
先锋派的复活最早在巴塞罗那受到赞赏，标志是1948年“骰子七点”这个团体的形成，这个团体的创建者有画家安东尼·塔佩斯(生于1923年)、约瑟夫·塔拉兹(生于1918年)、莫蒂斯特·库萨特(生于1925年)、琼·庞克(1927-1984年)，诗人琼·布鲁萨(生于1919年)和哲学家阿瑙·普格。
这时的他们编辑了一本杂志，共享超现实主义的利益，将米罗视为“师祖”，并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承担了重要的文化革新的任务。
第一个获得赞誉的西班牙非定型主义者是安东尼·塔佩斯。
在他和“骰子七点”一起创作的早期画作中，他和他的同伴们创造了一个充满卑微和令人不安的神奇世界，体现出这些作品受到保罗·克利和米罗作品的影响。
塔佩斯很早就开始创作高质量和连贯性的绘画。
这时，具有具象意义的元素消失了，材料获得完全的主角地位。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通过墙壁形成了自己的个性语言，自那以后，这成为他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他的作品如《灰色材料的叠加》(1961年)和《赭色和粉红色的浮雕》(1963年)等作品中获得了墙壁效应，以精心的技术为基础，制作了粗糙的调和颜料。
首先，他在织物上涂上一层清漆，在织物干燥之前，先涂上大理石粉、乳胶和颜料，然后通过撕裂、切开、刮擦和染色的方式,在织物上做标记……且，这些符号在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十字架在他的作品不断出现，如《凹陷的拼贴》(1947年)、《三个黑色十字架》(1961年)、《黑色背景上倒写的字母T》(1961年)、《匕首》(1988年)等，暗示着他姓氏(Tapies)的首字母和他的妻子特蕾莎(Teresa)名字的首字母“T”。
在墙壁上出现的裂缝，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就像活动后留下的足迹一样。
其他标志，例如《塞尼耶拉，加泰罗尼亚精神》(1971年)或印记，就像萨尔达纳舞［萨尔达纳舞是西班牙卡塔卢尼亚的一种民间集体舞。］后足部留下的痕迹，是加泰罗尼亚所属身份的标志，表现出反对政治集中化的斗争态度。
此后，从1957年起，经过小幅度的政治开放，随着“埃尔帕索”在马德里的出现，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和艺术领域的复兴。
这个团体由安东尼奥·索拉(1930-1998年)、曼努埃尔·米拉雷斯(1926-1972年)、曼努埃尔·里维拉(1928-1995年)、巴布罗·塞拉诺(1910-1985年)、拉斐尔·卡诺加尔(生于1935年)、胡安娜·弗朗西斯(1927-1990年)、路易斯·费托(生于1929年)和安东尼奥·苏亚雷斯(生于1923年)成立。
后来，马努埃尔·维奥拉(1916-1987年)和雕塑家马丁·奇里诺也加入进来。
这个团体的寿命虽短，但成果很多。
他们成功地为艺术家们创造了市场，并振兴了西班牙的当代艺术。
虽然，没有明确的造型准则，他们接受了不同的风格;没有放弃材料表现的特点，但发展了非定型主义中行动绘画和非定型主义的表现主义成分。
该团体的两个主要人物分别是行动绘画和材料绘画的代表性人物安东尼奥·索拉和曼努埃尔·米拉雷斯。
且，索拉的绘画虽是自动行动绘画，他的作品没有放弃具象化。
他的系列作品:十字架系列;历史人物系列，如《菲利普二世的肖像》;女人系列，如《西尔维娅》《布里吉特·巴多特》《雷米亚夫人》;牧师和半沉没的狗等--这些元素均在他经历怪异转变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迷恋式地重复出现。
并且，这种美学回应了索拉和“埃尔帕索”的愿望，即批评当局利用传递“西班牙精华”的那些人物和时代。
索拉使用单色调色板，创作了笔触激烈的绘画。
而曼努埃尔·米拉雷斯(1926一1972年)，在经过其超现实主义的初期阶段后，成为“埃尔帕索”的一员，并创作了该团体中最具个性和最有趣的作品。
他的作品反映了他的两个基本关切，一个是他对潜意识的兴趣，另一个是对早期的加那利文化根源的兴趣，如《原始1号》(1951年)。
而且，自1953年起，他在画中引入了麻布，作为对关契斯人木乃伊的记忆，麻布渐渐地获得主角地位，并将画作本身变成了材料本身，而不是幻觉主义者的空间。
诸如《拼贴画》(1954年)、《画作173号》(1962年)和《画作122号》(1962年)等作品中粗糙的画法，以粗暴的方式展现出来。
艺术家本人将画弄出皱纹、破损、刺破、污痕，传达出与他意图控诉相关的苦恼感和好斗性,例如其作品《非利普二世的石棺》(1963年)。
作品用色朴素，使用了粗麻布般的棕色，将白色与黑色做对比，并且添加了红色的点缀，以此使构图更具戏剧性，仿佛尖叫一般。
部分现藏作品：
韦多瓦的作品:《宇宙视觉》(1953年， 胶合板上的蛋彩画，82.8厘米x56.5厘米，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薄物馆。）
安东尼·塔佩斯的作品:《匕首》( 1988年，刻在拱形纸上,200厘米x200厘米，现藏于帕迪奥·赫雷里亚诺·德·巴利亚多利德博物馆)。
曼努埃尔·米拉雷斯绘制的《拼贴画》(1954年，混合媒体和粗麻布拼贴，55厘米x73厘米),现藏于马德里的当代艺术中心。
PS：部分资料来自世界绘画史和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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