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镛博士的学术著作

查良镛出生于1924年，在二战期间曾担任重庆的图书馆管理员，后来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多家大学任职。他于1955年在剑桥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书本与剑的档案：乾隆帝与中国秘密社会》（The File of the Book and the Sword: the Ch' ien-lung Emperor and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本书的重点是清高宗弘历与“红花会”（Red Flower Society）在1758年的一项秘约及其破灭。查良镛综合了清宫秘档、地方志、红花会的几种会簿、维吾尔人的口头史以及当时的许多笔记、诗文和私人信函，翔实可信地梳理出事件的进程。这一著作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许多传统史学家斥之为“小说家言”。不过随着论战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赞同查良镛的观点，其中争议最大的一项，即清高宗的真正血统问题在近年由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的DNA测序研究得出了结论：高宗男性直系后裔的Y染色体和其他旁支的清代皇室的后裔毫不相同，相反，却和海宁的陈世倌家族完全吻合。[插图]这标志着查良镛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中的胜利。

当然，查良镛的这部早期著作仍有不少缺陷，譬如他武断地认为红花会是于万亭所创建的一个新社团，而没有注意到红花会只是天地会一个主要分支，是为了掩护自身存在的一种别称，来自天地会著名的红花亭。于万亭是天地会的复兴者而非另一个秘密社团的首创者。天地会的这种别称还有很多，譬如添弟会、仁义会、平头会、双刀会和三合会等，是天地会的特有现象。[插图]他因此也未能将红花会放在天地会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此有所驳正。

查良镛的第二部专著是出版于翌年的《绿色血液之剑：袁承志与明清政治》（A Sword of Green Blood: Yuan Ch' eng-chi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ing and Ch' ing Dynasties）。这部著作是对17世纪中叶一个名叫袁承志的小军阀的主题研究。对于此人史学界本来只有有限的了解，只知道他是李自成的部将，1645年曾经盘踞山东，与清军交战，后来逃离大陆。查良镛指出这位袁承志是袁崇焕之子，受到武术世界的支持，广泛参与了明末的许多事件并在深层次上改写了历史，这部作品受到学界赞誉，但相对关注较少。

1957年，查良镛出版的第三部专著《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The Condor—Shooting Heroes: A Biography）是一部更为成功的作品，此书研究了13世纪的南宋武术家郭靖的事迹并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武术世界的“五绝”体系。查良镛在其中提出了集团分析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日后武侠史学的研究范式。在1959年出版了其续作《神圣的雕之罗曼史》（Romance of the Divine Condor），通过阐述南宋后期的武术世界演进，将这一模式进一步完善和推进。

在致力于宋代武侠史的同时，查良镛仍然继续着对清代中期武侠史的探索，并推出了两卷本的《飞翔狐狸：一位18世纪游侠的个案研究》（Flying Fox:Studies into an individual Kinght-errant in the 18th Century），上部《狐狸，飞过雪山》（Fox Flies over Snowy Montains）出版于1959年，下部《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The Flying Fox' s Youth）出版于1960年。其中对于1769年的全国掌门人会议和1780年的玉笔峰战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1961年，他出版了《天之剑与龙之刀：元代武术世界与地下宗教》（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er:the Kungfu Worldand UndergroundCults in the Yuan Dynasty）。这部著作不仅是对元朝时期摩尼教的研究，而且也详细讨论了当时武术世界的权力关系和结构演替及其对元末政治军事冲突的影响。自发表后，就成为该领域不可代替的基础书目。

同年他在《中国武侠史研究》上发表了论文《满大人鸭子刀的传说与历史》（The Mandarin Duck Sabers:Legend and History），从一起武术家叛乱活动的个案出发，对清世宗时期的武术特务和反清运动进行了论述，不过这篇论文只是依据清宫档案和民间传说对相关史实的简略描绘，因此并不很受重视。

同年他发表的另一篇长文《哭泣的白马，随风而去》（Crying White Horse, Gone with the Wind）是对清代中国武术家与哈萨克人族群冲突与融合的文化描述。1963年发表的《秘密如同城市》（Secret is Like a City）则讲述了在清代的寻宝热潮时期，西藏一个武术派系和中国武术世界的冲撞。这些作品由于主要基于口述史的整理，故而难以精确地确定年份，之后的史学家为了考察其所发生的具体时代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但迄今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

同样出版于1963年的《天神与龙的战争史：北宋后期的武术世界》（History of Wars between Heavenly Gods and Dragons:Kungfu World in Late Northern Song）是一部学界期待已久的巨著。本书将武侠史研究向前推进到了11世纪，并详尽重构了当时武术世界的基本构成和主要事件。其中最为显著的成就，是通过对若干契丹文文献的破译，证明了11世纪末辽国的南院大王萧峰和宋朝野史中记载的丐帮首领乔峰是同一个人，并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对于萧峰在1094年辽国南侵中的作用做了细致研究。

1965年，查良镛出版了《游侠之歌：或一个武术乌托邦的覆灭》（Song of Kinghts-errant:or the Fall of a Kungfu Utopia）。此书讨论了在明代中后期的一次组建跨门派武术科学研究机构的伟大尝试，这一尝试因研究者们滥用武力对武术世界进行杀戮和统治而以失败告终，从而导致武术世界在16世纪下半叶的陡然衰落。

之后，查良镛用了两年时间精心撰写了《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明代中期武术门派与教派的战争》（The Smiling, Proud Wanderer on Rivers and Lakes:Wars between Martial Schools and Cults in the Mid-Ming Period），此书出版于1967年，正值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部史学作品讨论了明代所谓正教与邪教的交战期间，主要门派和秘密宗教之间的冲突及各自的内部权力斗争。查良镛反对将地下宗教视为正义的农民起义、将主流门派视为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史学范式，被认为是丑化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任我行。查良镛也因此受到香港左翼人士的攻击和人身威胁，一度暂时离开香港，并中止了武侠史研究。

1970年，查良镛开始了一项充满野心的研究计划，他打算从最早期开始，写作一部全面的中国武侠史。其第一章“越国女士的剑”（Sword of the Lady of the Yue Kingdom）顺利完成。这一章节研究了武侠史上最早的人物“越国女士”，指出她与范蠡之间的隐匿联系。不过，之后的研究由于涉及上古和中古历史，材料匮乏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查良镛最后放弃了这个宏大计划，只将“越国女士的剑”作为一篇论文发表。作为替代，他出版了一部普及的小书《三十三位武术家》（Thirty-three Martial Artists），对公众简单介绍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武术家。

查良镛的最后一部武侠史著作返回了他所熟谙的清代研究。此即讲述清代早期武术和政治传奇人物韦小宝的传记《鹿鼎公爵传》（A Life of Duke Ludingius），这本书写了三年之久，出版于1972年。在这部巨著中，他对于清代初期的历史和秘密社团活动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刻画。该书也往往被认为是他成就最高的一部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