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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D02-地理与历史

2018-01-13  本文已影响20人  f5cbc22a4a57

2018.01.13:第一章-地理与历史(P53-114)

第一章主要是从中原、草原、过渡地带(边疆地区)、西域、雪域、西南、海洋等七个地理区域的角度来解析中国的历史发展,读下来真是大开眼界了。我们一直以来都太容易受困于中原地区的历史文明发展,很少会有这么大角度且全面地从每一个地理区域角度来解析历史,收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观点。

做了较为详细的笔记摘抄,其中还有一些不可置信的疑问,留着后面有针对性阅读某个时代的历史时再来逐一验证:)


第一章:地理与历史

1、中原

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区,以知 “礼” 自居,对 “礼” 的遵从与否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基本标准,儒学是对 “礼” 的系统化表达,且是中华帝国诸朝代的基本正当性的来源。

区别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转化为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及制度安排时,儒家伦理的载体不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而是一种表达着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

汉人是用文化来定义的,具体说就是以农耕生活为载体的儒家文化。400毫米等降水量对农耕的约束,使得人们在越过长城以北若还想活得下去,就必须游牧化。

国人(君子)Vs. 野人(小人):

2、草原

草原上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只能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可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但规模上限约 150 人,超过则要依靠规则来治理,要么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 “150人定律”,或 “邓巴数字” )【之前看得《人类简史》这本书也提到这个 150 人规律】

草原游牧帝国的出现,除了必要的技术条件(马具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正是中原统一成了庞大的农耕帝国。(why?原因如下:)

草原获取资源的两种方式:战争与贸易。

联合起来的草原帝国,人口远少于中原帝国,但战斗力却很强,因为:

  1. 草原军队的机动性,
  2. 草原上生产、生活、战斗的单位是完全合一的,其战斗效率高;
    因此,对草原帝国来说,战争近乎是净收益,而中原帝国则是净消耗。

草原帝国,严格来讲是部落联名,大可汗不掌握基于赋税的中央财政,但是掌握对战利品的分配权,以此形成一种衍生性的中央财政。各部落的小可汗自治。

继承逻辑
草原上:兄终弟及(大可汗必须能征善战才能维系部落联盟的统一;但是当立国可汗这一辈的兄弟全部去世后,该由谁的子辈来继承是个问题。==》草原帝国周期性继承危机,如古语云 “胡虏无百年之运”)
中原帝国:父终子及(君主象征正当性的作用,在这里君主的能力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君位继承的稳定性)

汉、唐对于匈奴和突厥的客服,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武力征服的,而是终于等到后者出现继承危机以致发生内部分裂,趁机分化、利用而实现的。【really? 下回读汉唐历史时注意参照一下是否如此】

草原上的游牧者对借其与长生天沟通的萨满教有较高的依赖,亦即通过一种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要素来克服心理上的不安。【baidu: 卡里斯玛(Charisma)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韦伯认为卡里斯玛是这样一类人的人格特征: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后者以赤诚的态度看待这些领袖人物。】

3、过渡地带

草原到中原的过度地带,就是长城沿线,又称为 “边疆地区”。

巴菲尔德注意到,纯粹的草原帝国如匈奴、突厥、回鹘等,并无意愿统治中原,常是劫掠一番后回草原休养生息,后再来劫掠一番,为 “外部边疆战略” 的一种 “榨取-保护” 关系。如,回鹘帝国对大唐帝国的反复榨取与保护关系【really?】

草原帝国在遭遇周期性的阶梯危机后,分裂出来的一支会发展 “内部边疆战略”,即与中原帝国解梦,对抗另一支草原力量。如,南匈奴借汉朝的支持与北匈奴对抗。

历史上,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二元帝国,其担纲者都来自这一过渡地带,尤其是来自东北地区。

因此,二元帝国中,统治者同时兼有两个身份:

4、西域

从纯粹的地理角度来说,西域是大中亚的一个部分。

中亚的地理破碎性导致:

中亚地区的自由特征,天然地适合于贸易对自由秩序的要求,可以说,“自由通道” 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历史命运,其破碎性成就了它的这种命运,因此有了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定居城市。

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商品可能很多产自中原,但真正从贸易商控制这条道路的,是中亚商人。

诞生于印度本土的佛教,是通过中亚才传播到中国的。

中亚正是以其无,成其有。中亚虽然不产生轴心文明,但它构成了轴心文明的诺亚方舟。

5、雪域

雪域高原,号称地球的 “第三极”。

从大区块上,亚区域分为:

吐蕃,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开始从印度引入文字,与大唐的文成公主和亲引入佛教,通过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引入印度佛教。

佛教是一种普世性宗教,更适合一个统一王朝的精神需求。

吐蕃的崛起依赖于各种历史机缘的耦合,无法复制,在它于 842 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崩溃之后,雪域高原无法内生地回复普遍性的政治秩序,而只能形成一系列很小的区域性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秩序时的关键要素,不是像中原一样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效率更高,这种比拼要以资源丰富为前提;而是要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成本更低,这是高原资源稀缺状态所带来的一个根本约束。

在资源稀缺的小共同体中,最低成本的组织模式就是以宗教为核心形成的。雪域高原因此成为古代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成了教权有机会独立于政权之外发展起来的唯一的地方。

高原-草原的联系从元到清经历了复杂历程:

6、西南

通常所说的西南地区,即今天云南、贵州、广西的西部和北部以及部分四川地区。

西南地区的居民来自:1)长期居住当地的土著;2)在中原帝国的扩张压力下逃入深山的人群 ==》斯科特所称的 “逃避的社会结构”

西南地区在历史上持续的自治倾向,如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后来的吴三桂等,大西南地区核心的四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

7、海洋

浙闽丘陵和两广丘陵,将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从浙江东南部开始,一直到两广地区,切割成一连串面积很小又彼此分隔的小平原。

黑格尔曾如此对比海洋与陆地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

自我组织并不代表无秩序,只是不依赖外部强加的秩序。自生秩序常会依托既有的组织资源,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而言,这种组织资源来源于宗族秩序。

在这样一种经济-社会过程中,两广、福建一代的人逐渐建立起一个覆盖整个南洋的社会空间。

多元一体:指的是 “一体” 的政治性统一,“多元” 的社会性差异;“多元” 并不能否定 “一体” 的政治逻辑,“一体” 也不应无视 “多元” 的社会逻辑。

宗族结构一方面带来了华人的商业能力,一方面压制了华人的政治意识。

进入20世纪以前,南洋最重要的几个华人方言群体:闽南方言群体、潮汕方言群体、客家方言群体、珠三角的广东方言群体。

会党组织的凝聚力:1)拟宗族共同体的认同;2)侨居地对于本乡神灵的共同祭祀。

所谓海外中国人不抱团,是在中国人作为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在作为桐乡的意义上,相当抱团。

兰芳共和国:客家人在南洋多以经营采矿业为主,建立起类似东印度公司的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组织,其领袖人物罗芳伯于 1777 年将一 “公司” 改建,在婆罗洲成立了著名的 “兰芳共和国”,一直存续到 1886 年。【高晓松的晓说里有一期有提到】

总结:

中国的草原-中原-海洋三种生态-地理-经济环境的历史互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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