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1

母亲白天上工，晚上纺纱到三更半夜。

母亲纺纱的姿势是固定的：左手持棉花条，右手摇纺车，左脚踩住纺车横梁稳定车身，右脚虚踏摇篮踏板，我一哭就摇几下摇篮。

村里有个当地唯一的理发师，著名的小头匠吴组华，看见母亲一个冬季纺成的纱穗，堆在墙角成了座小山，发出慨叹：

“这简直就是酷刑啊！”

母亲没命地干活，想攒钱盖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她忍受不了婆婆唐氏嫌弃和鄙夷的目光。

一周半的时候，母亲再次待产，我被送到外婆家。

我在外祖母家里生活的情景，至今还有记忆。

有一天清晨，我被从睡梦中拖出来，光屁股立在一张长条凳上。当时很担心掉下来，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平衡着身体，并不明白自己已经在年轻的小舅那整洁的床上，拉了便便。

我开始不停地拉肚子，发高烧。终于有一天，一双大眼睛往上一翻，全剩眼白的眼珠再也不转了。

外婆怕我死在她家里，急慌慌连夜把我送回来。

我当然并没有死，因为父亲去村医那里买了几粒氯霉素。

另外一个远古的记忆，我围着棉臀围（穿的一定是开裆裤），坐在一棵泡桐树的下面，一片焦黄的树叶，飘落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被风吹的欲动不动的。我伸开小手想去抓，可是够不着，又站不起来（肯定不会走路），只能匍匐在地面，脚蹬手扒地往前蹭，刚要触到那片叶子时，一阵风把它吹到很远的地方.......

那阵刻骨的无助和失落至今记忆犹新。

我会站立之后，母亲上工时会带一件破棉袄，铺在地头田埂上，让我在那里爬。

堂伯伯的女儿梅子，比我大一个月，她在另一件破袄上爬。我俩爬着爬着，就爬到了一起，咿咿呀呀地玩鼻涕。

将近两周岁的时候,母亲生下第三个女儿：三胖子。

彼时奶奶的忍耐已到了极限，不仅拒绝服侍母亲月子，还不停地冷嘲热讽，并把外婆攒了大半年的一垛桶鸡蛋，全部拿出去卖了，母亲伤心欲绝。

然后便是分家。爷爷奶奶带走了姐姐，留给父母一间茅草房和一双幼女。

家徒四壁，夏天连一顶蚊帐都没有，酷热的黑夜里任凭蚊虫叮咬。

父亲是个顽强的人，决心改变这艰难的处境。

首先，三胖子送给没孩子的表弟夫妇喂养，然后利用下班时间，又开始悄悄自制扩音喇叭、组装收音机，托人卖给城里人。

收获的第一笔资金，买了一顶蚊帐，一担粪桶，夜里不必尿在破瓦罐里了。

父亲热衷于文化宣传工作，自然疏于家务。母亲本来就瘦弱，婚后又几乎一直处在怀孕或哺乳期，劳累、烦躁、不生男孩的焦虑，这些压力同时袭来，就是铁人也会垮掉啊！

母亲生下四胖子的时候，已经有明显的焦虑症症状。那时候还没有焦虑症这个词，农村普遍认为是撞了鬼。

外公带着母亲，四处求神拜佛，父亲一边带着我和四胖子，一边在大队部上班。

刘老书记说：

“玉华你这样不行啊，我给你出个主意，金牛村孙家媳妇刚刚生了孩子，夭折了，你花点钱，请她喂一段时间？”

于是父亲每月14元的工资，拿出10元付给孙家。

三个月之后，母亲略微好转些，跟孙家要孩子的时候，孙家媳妇舍不得，说不如就送给她吧，她正好没有女儿。

我们姐妹四人，四妹是最好看的，白皙匀称，五官很标致。孙家媳妇打定主意，要留下她做童养媳。父母不是不知道她们心里的小算盘，但当时情况下，一心想生儿子，有人主动接手多余的女儿，也就顺水推舟了。

父亲后来告诉我，说新社会了，料定孙家不敢强迫，何况他还是大队干部。

但是父亲不懂的是：环境决定人，教育改变人。孙家以培养童养媳的宗旨，从嗷嗷待哺开始教育四妹，自然就可以塑造出一个愿意做童养媳的四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