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

我的高中母校老校区

1976年夏秋之交，我上高中了。

那时上高中，要父母单位、所在大队推荐才能上，各班还分不同的专业。我们这一级共六个班，分农林水、农机、美术、文艺、兽医和人医六个专业。

我被广大贫下中农推荐上了高中，学的是兽医专业。我六舅是个兽医，每当回家歇班时，常会去帮人家看看养的猪如何养的羊咋样，颇受邻里尊重。所以，我觉得自己读了个好专业。第一次实习活动，是到一个叫做十二户的村里观摩母猪结扎，场景虽说是血淋淋的，但当时却没感到害怕，反倒觉着将要学到真本事了。

刚入学时，我们的校名叫做县中学，之后一年左右恢复了一中旧称，学制二年。各个班级，除了称作高一高二某某班，还按入学年份叫高XX级X班。比如，我就在“高七六级五班”。

我们班主任老师是王海清先生，是个极具亲和力的人，眉眼俊秀举止儒雅，师母在外地供销社上班，夫妻常年分居两地。王老师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同学们喜欢去他那里，不光说学习上的事儿，也家长里短涉及到其他的话题。王老师喜欢学生——甚至可以说是打从心底里亲学生，与学生关系融洽和谐，在我们学校里是有名的。

开学报到时，王老师点着名跟同学们一一见过。点到我时，王老师一把把我揽进怀里，双手捧着我的脸，用泛出柔和的目光看着我说：“过来我瞧瞧，身高一米四！"等看过我的模样儿，接着又说：“可爱的小家伙。唔，到座位上坐下去吧，以后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后来王老师一直把我当成他的孩子一般，加上我和他大儿子一级邻班，时不时就把我叫去他们爷俩的宿舍玩。我那时很腼腆，第一次去还羞羞答答，后来常了习惯了，也就不再拘谨。碰到有客到访，还主人一样替老师照应。

很快的，入学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同学们彼此之间就熟悉起来，各自有了谈得来处得好的伙伴。我要好的同学叫Z辉，家住面粉厂，与学校相隔不远。他瘦瘦高高的，行事讲义气但有时缺少分寸，偶尔还带着些许痞气。

学校规定中午一律在教室午休，同学们躺在课桌上睡觉。有一次，Z辉见董红生同学躺那儿，就划了火柴烧他的头发。没有想到，火一见头发就迅速蔓延，整个头部跳跃着幽蓝的火苗。Z辉吓坏了，赶紧用两手扑打，好歹扑灭了，董红生同学也被扑打醒了，懵懵懂懂弄不明白怎么回事。那种情景，当时感觉好笑，现在想想却害后怕。

放学后，我们经常顺路去Z辉家里。冬天，他会约着几个要好的同学，到厂里的澡堂洗澡，这对我来说是无比的享受。第一次洗澡时，我用肥皂洗了头，可一摸却涩涩的，不知什么原因。等后来才想明白了，是因为长时间不洗头，头发油腻摸着滑溜溜的，而洗澡时是用肥皂洗头且只洗了一遍，洗的不彻底不干净，可不就涩涩的吗！当然，那时也没有现在家家都常备的洗发露洗发膏，有条件又讲究些的，只是用块儿好一点的香皂而已。

王老师和Z辉，两个人都不在了。Z辉走得很早，他高中毕业后分配在造纸厂工作，由开始好喝酒，发展到常年酗酒，把肝弄坏了。王老师前几年也走了，享年近八十岁。他走后，我还写了一首题为《想你》的诗。

197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吉林下了陨石雨，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地震那会儿，几乎天天下雨，土地象是饱和了，不仅渗不下雨水，而且还平地冒水。那年全民防震，家家户户用塑料薄膜盖起防震棚，里面放上床，让孩子们睡。

当时我们家里的人，父亲在外地，大姐在单位二姐在学校，就母亲和三姐、我、弟弟在家。有天晚上，一直连阴的天空就象开了道大口子，雨水哗哗下泄不见止息，墙外胡同成了河流，天井里的水已排不出去，开始往房间里倒灌。我们请来后邻家的大人，在房间门口筑起土坝阻挡雨水。到后来，必须用脸盆从房间里往外攉水才行。

弟弟小，天刚黑就睡了。母亲领着三姐和我替换着攉水，开始我们干得很起劲，渐渐渐渐的，夜也深了天也凉了衣服也湿透了，夏衣换完换秋装，到下半夜连棉袄都找出来换上了，一个通宵下来，人困马乏精疲力尽。还好，经过娘儿仨彻夜奋战，肆虐无情的雨水终是被挡在了门外。

第二天，看到满目墙倒屋塌的景象，听到别人家屋里进水泡瘫了土炕，我心里竟稍感安慰且还有些暗自庆幸。

此后不久，我就上了高中。

很奇怪，刚上高中那会儿我时常肚子疼，到现在也不知道原因。有一次到校卫生室拿药，卫生室锁着门，我疼得趴在地上，用块砖头顶着肚子。记得有个叫姜言权的化学老师，高高的个头，看到我趴那儿还特意过来关切地问询。

直到有一天，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请假回家。那时候回家是步行的，走到城关农修厂门口时口渴了，我到厂里的传达室想找点水喝。传达室里有三四个人正在听收音机，其中有个四五十岁的女的，靠在卷起的铺盖上斜躺着。

我用舀子盛着水，顺便听着收音机。里边吱啦吱啦光出杂音，等听清楚了，却是个带哭腔的颤抖的声音，播送着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沉痛宣告……毛泽东同志……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斜躺着的那个女的忽地一下惊座起来——真如唐代诗人元稹对自己"垂死病中惊座起”的描写——拍着大腿呼天抢地地哀嚎着：“哎呀娘啊！哎呀俺那娘啊！”我也惊呆了，扔下刚盛上水的舀子，旋即小跑回家，一见到母亲就慌慌张张地告诉她：“毛主席死了！”母亲条件反射似地站住了，神色紧张地责备我：“别胡说！可不能胡说！"可是，等听我把事情学明白了，母亲却显出神色黯然又无助的样子，象是问我又象是自言自语：“以后怎么办啊，这不是塌了天吗！"

可不就象塌了天吗，九个月内，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相继去世！尤其是毛主席逝世的那段日子里，厂矿企业机关单位的大门口，都有全副武装的民兵站岗巡逻，气氛凝重而紧张。

那年还发生了“四五”运动，之后写作文一般得写上一句话，叫做“继续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一天，老师说以后别写这句话了，我感到很纳闷也很奇怪，不过也隐约觉察出要发生点什么。直到小平同志又出来工作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到了十月，党中央在英明领袖的领导下，一举粉粹了"四人帮”，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整个国家突然有了不同的气象，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在朗朗的秋天载歌载舞，说是春天来了。

再往后一点，转过年来到了1977年，上边说要恢复高考。我心潮澎湃，以自己的见识拼命想象着大学的模样，可怎么想也想象不出个具体的样子来，就暗自下了决心，一定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到大学里亲自看看它的模样。

参加1977年高考的人，大部分是早已走上社会的“老三届”。学校从我们高一选了五六个尖子生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他们竟然都进了预选线。最后，一班有一个叫张玉明的同学被录取，进了一个师范类本科院校。当时全校召开欢送大会，大会氛围让我热血沸腾倍受鼓舞。

就在我暗自摩拳擦掌之时，王老师把我叫到他宿舍里，拉住我的手用商量的口气说：“考大学要体检，身高体重都有要求。你即便分数够了，也可能会由于身高不够，上不了大学。”我听了正在想那该怎么办时，王老师又说：“要不这样吧，你回家商量一下，先办个休学手续，在家自学一段时间，多吃点好的长长个，回来插下一级吧！”

对王老师的建议，我立刻表示同意。回家一说，家里也认为是个好办法，并一再嘱咐我要好好谢谢老师。

后来的事情，一切按着王老师的想法进行着发展着。等我考上大学时，身高已是一米六五，顺利通过了体验。父亲专门给我买了新皮箱、新皮鞋、新手表，搭乘他单位的便车先到他工作的地方，住了两天后，父亲让跟他一块儿的赵叔叔送我去了学校。赵叔叔很有意思，我喊他叔叔他怎么也不让，说是叫哥哥就行。可是，我才十七八岁，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又是父亲的同事，我就一直坚持喊他叔叔。参加工作后，我也还是这样喊他。

我们坐火车去学校。到了学校已是深夜，第二天赵叔叔就回去了。自己左左右右打量着对我来说是全新又陌生的校园，心里滴滴咕咕，大学的房子也是盖在地上啊！

再后来，我时常琢磨一个问题：如果1976年不是1976年的样子，那么，我现在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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