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改革先驱张百熙

第六章第六节

近代教育改革先驱张百熙

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潜斋，室名退思室、退思轩，谥号文达，湖南长沙人，清末大臣，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家。
张百熙少时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仕途一帆风顺，曾先后担任过侍读、侍讲、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都察院左都御史、顺天府尹和工部、礼部、刑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还担任过赴英国头等专使大臣、政务大臣、新贡士朝考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大臣、编纂官制大臣等重要官职，被清廷赐予赏黄马褂、赐紫禁城和西苑门内骑马等殊荣。在戊戌变法期间，奉命恢复和革新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中国最早成立的新式大学之一），并任总教习（校长），成为京师大学堂创办人，被誉为“中国大学之父”。为官期间，积极主张变法自强，敢于直言进谏。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曾上书弹劾李鸿章表面作战备，私下却主张谈和的行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时敏学堂，任《清会典》总纂官。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保举康有为经济特科，被革职留任。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疏陈述五条革新大计：“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提倡变法自强。张百熙工诗，善书法。其主要著作有《张百熙奏议》四卷、《退思轩诗集》六卷以及《补遗》一卷传世，皆收于岳麓书社出版之《张百熙集》。

一、恢复和革新京师大学堂

近代中国由于欧风美雨的影响和新学思潮的兴起，加上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推波助澜，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旧式教育改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废科举，兴学堂”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学堂由孙家鼐任管学大臣，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清政府制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认为“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强调大学堂的核心是培养人才，把“乃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奉为创办大学堂的目的。《章程》还规定京师大学堂分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类，同时设师范斋和编译局等部门；将原有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这是中国教育向近代教育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后因戊戌政变而导致百日维新失败，虽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未被慈禧废止，但京师大学堂处境却变得举步维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校舍被占，图书、仪器设备被毁，大学堂难以维持，清政府下令停办。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廷岌岌可危，慈禧西太后也不得不声称要“变法维新”，并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宣布逐步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1901年9月，张百熙等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改隶国子监，正名大学，以一学术而育真才”，“改总理衙门附设之同文馆隶于大学”。1902年1月，清廷派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百熙兼任管学大臣，专门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和筹建事宜。《清史稿》记载：张百熙“以人望被斯任，于是海内欣然望兴学矣！”
京师大学堂恢复后，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恢复和改革京师大学堂显得尤为迫切。

第一，强调恢复、革新京师大学堂的重要性。

张百熙认为，原来的京师大学堂“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之，重轻之，等于蒙养学堂”。因此，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开创基业，物色人才，改革教育教学制度。他在向清廷的奏折中说：“大学堂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立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辨强弱。人才之出出于此，文明之系系于此。是今日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固仍旧制，敷衍列观所能收效者也”（《张百熙奏议》）。

第二，辞退洋教习，选聘贤才。

为了办好京师大学堂，张百熙坚决辞退专横跋扈的洋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一直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李提摩太、李佳自、林乐之等传教士担任副总教习，这帮传教士借其使馆威权常对大学堂施加政治压力，以达到控制大学堂之目的，如京师大学堂只能按他们的意图开设科学课程，而“管学不能过问”，实际上京师大学堂“实权皆在丁韪良”。张百熙上任后，坚决辞退丁韪良，丁不服气，粗鲁地与之抗争，张百熙亦毫不让步，后经美使馆官员从中斡旋，丁韪良最终还是“索千金以去”（《清代轶闻·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五卷）。张百熙十分注意为大学堂延揽人才，选定直属知州“桐城派”著名领袖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起初吴汝纶不愿出任，张百熙便拜服于地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才应允。当时海内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云集门下，如阳湖古文家张筱浦任副总教习，于式枚为大学堂总办，李家驹、赵从蕃为副总办，李希圣为编书局总纂，著名翻译家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知名人士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担任国学老师，孙诒让、蔡元培担任史学教习。如此网罗名流、荟萃高等学府，确为殚精竭虑。

第三，开设分科教学，选派留学生，创新办学机制。

张百熙在京师大学堂设立预备、速成两科，预备科分政科、艺科；速成科分仕学馆、师范馆，后来还附设中小学，增办医学馆、译学馆、实业馆、报馆和书局等。以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即由师范馆、医学馆与京师大学堂中的医学科演化而来。教授课程以普通西学知识讲解各国史地、政治史，修习外国语言文字和教学法为主。政、艺两科下设政治、法律、通商及声光电化等课程，几乎相当于今天大学各系的设置，1902年12月，在他的主持下，经过两次招生考试，大学堂共录取学生182名，1902年12月17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1903年底，京师大学堂选送39名学业优秀者赴日本、欧美留学，这是京师大学堂首次派出留学生，各省派官费留学生留学东、西洋也从此开始。至此，京师大学堂基本改变了过去的科举制度，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我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在张百熙的努力之下正式启动。

第四，编译教材，大力引进西学。

改革科举，兴办学堂，必须引进西学，当是时代潮流。张百熙办学过程中不偏废中学、西学。为此，他大力引进西学，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两个译书局，翻译西方先进思想和科技的新书。他规定西学的教科书都采用译本，其余则由各科教习编写讲义，并且他还专门委托出使美国的钦差大臣采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十三所高等学校的课程章程和教科书，作为编译教科书的原本和参考。大量西学教材的编译，有利于科学、民主等现代思想的传播，有助于启蒙国人的心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步伐。

因张百熙求贤若渴，提拔新进，招致清廷猜疑和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和诽谤，时有言官奏请按清朝惯例设满族大臣主掌教事，于是清廷任命满人荣庆为管学大臣，对张百熙多有掣肘；又另设“学务处”，由张亨嘉担任大学总监督，分散张百熙权力。1904年，清廷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并由孙家鼐任职，张百熙再受排挤，权力一分为三，逐渐远离学务，其兴学抱负与所愿相去甚远。

经过张百熙的苦心经营，尽管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与现代大学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毕竟在我国办起了第一所有诸多现代因素的大学堂，开了现代大学的先河。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学者张慧剑先生在《大学当年》一文中说：“当时多呼百熙为大学之父”，即使在今天看来，此称呼并不为过，可谓名副其实。

二、推动晚清学制改革

1902年以前，中国尚无统一的学制规定，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出现具有学校系统的新教育制度，始于张百熙制订的“壬寅学制”。1902年，张百熙经过半年多的“谨上溯古制，参考列邦”的反复修订，终于在8月15日上奏所拟章程，贯彻“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的旨意。此章程分《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取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六件。因公布的时间是在光绪二十八年即壬寅年，故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

“壬寅学制”将整个教育纵的方面，分为三阶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它又分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三级；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分中学堂（四年）一级；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和大学院（不定年限）三级。儿童自蒙学堂到大学毕业，共需20年。横的方面，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简易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的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和师范馆。

“壬寅学制”在形式上是比较完备的。张百熙在这个学制中拟定了从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它对当时各级各类学校从办学宗旨、入学年龄、学习年限、功课教法（即每一个学期安排什么课程，每门课安排多少课时，讲授一些什么内容以及如何考试，评分方法等）、学堂的各种规则到学校的处置（即学校应建一些什么样的校舍，每栋校舍的规模、大小）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

总之，张百熙在壬寅学制中对各类学校教育制度的设置，为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由于张百熙“一意更新”，清廷对他制订的学制很不放心，而且清政府对壬寅学制的看法也很不一致，加上清廷内部政治势力的钩心斗角，因此，该学制并未实施。后来，张百熙会同张之洞、荣庆二人共同历经半年之久，七易其稿反复修订之后，于1904年1月13日上奏所拟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附通儒院）、蒙养院、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附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及艺徒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的十个章程，实业学堂、各学堂管理的两个通则，学务的一个纲要，共7章72节，称为《奏定大学堂章程》。由于1904年为“癸卯年”，所以又叫“癸卯学制”。这个章程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都作了具体规定。它不仅使大学堂办学逐步走向正规，而且改变了原有的官学、私学、书院等旧的教育教学模式，为我国实行现代的新式学制开了先河，一直沿用到清朝终结的1911年，对后世影响较大。

三、张百熙的教育思想特色

张百熙在晚清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虽然没有自己系统的教育理论，但在他从事教育改革和教育管理的实际活动中形成了具有鲜明近代特点的教育思想。

综观张百熙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人才之出出于此，文明之系系于此”的教育理念

从张百熙的教育实践和办学活动来看，他是晚清统治阶级中开明的知识分子。他极力主张“教育救国”，只有革新教育，兴办学堂，清廷才得以稳固，国家才会富强，华夏文明才会延续，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教育“开通智慧，造就通才”。早在管学大臣之前，张百熙被派充任英国大使，在赴英国期间，悉心考察政治、工业、科技、教育等各领域情况，感慨颇深。回国后，上疏陈述五条革新大计，其中即有“变科举，建学堂”之议。后来，他又在向清廷的奏折中说：“大学堂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立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辨强弱。人才之出出于此，文明之系系于此。”（《张百熙奏议》）张百熙这一教育能救国，教育能培养人才，教育能开民智，教育能延续文明的思想，在清廷官员中是少见的，在当时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才使得张百熙的近代教育改革有所建树，影响甚为深广。

第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原则

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几乎所有地主阶级改革派所发动的自救运动都奉“中体西用”为圭臬，不敢超越。他们认为孔孟之学“明体达用”，足以“彰明人道”。中国惟独科技、艺术不及西人。所以，中学才是根本，西学只是器用。张之洞在《劝学篇》则做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劝学篇·设学》）张之洞这一“中体西用”思想实际上也成了张百熙在晚清进行教育改革所遵循的原则。

其实，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明确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定为办学原则，“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后来张百熙尽管恢复和革新京师大学堂，是不能超越这个界限的，所以，他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就明确规定：“至于立学之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稗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其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奏定学堂章程》）。“中体西用”虽然强调以中学为根基，但是在当时封建正统儒学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能把“西学为用”提到办学宗旨这个高度，也是个较大的进步。因为无论如何它毕竟给僵化的封建传统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当然这是张百熙等始料不及的。

第三，敢于求变，勇于创新的教育精神

张百熙在担任管学大臣和主持京师大学堂期间，极力主张废除八股，改革科举。他多次“痛陈八股之弊”（《清代轶闻·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五卷）。他说：“无论诗赋、策论、制艺，行之既久，则陈腐剿袭，必不足得真才，我朝以制艺取士，得人最多，徒以日久弊生，主司不善奉行，士子习于庸陋，故八股文至今日已腐败，转相诡病。”（《皇朝道咸同光奏议·敬陈大计疏》卷六下）他还将科举教育和学堂教育作了比较，指出“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对科举八股的批判如此一针见血，这在当时是需要一定胆量和见识的。

建立分科大学和创办实业教育是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突破，也是近代教育革新的一大创举。张百熙认为，要培养各项艺能之人，就必须要设分科大学堂，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只有举办实业学堂才是“富国裕民之本计”（《奏定学堂章程·实业学堂通则》）。他的关于设分科大学与举办实业教育的主张遭到荣庆的反对，但“百熙持之坚”（《清史稿·张百熙传》）。应该说其主张是带有前瞻性的，现代专门大学和职业教育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派遣留学生问题上，清政府也是几经周折，不时遭人反对与阻难。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重提留学事宜，张百熙积极鼓吹，并上疏奏请“选派诸生游学东西洋”，1902年又奏陈：“京师大学堂宜派学生出洋分习专门，以备教习之选，计自开学以来，将及一载，臣等随时体察，益觉咨遣学生出洋之举万不可缓。诚以教育初基，必从培养教习入手，而大学堂教习尤当储之于早，以资任用。”他警示朝廷应该“早为之计”，如果“及今不图，后将追悔”。清廷采纳了张百熙的意见，并令他“择其心术纯正，学问优长者，详细考察，分班派往游学”（《光绪朝东华录》）。张百熙在速成科中遴选了三十一人派往日本留学，十六人赴西洋各国，1903年底，赴日留学生启程，张百熙“亲至站送其登车”，并“勉之以宏大之业”（《清代轶闻·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五卷）。

综上所述，张百熙在清廷为官三十余年，担任过许多重要官职，是晚清少有的开明官僚。他最为突出和最有意义的是对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他废科举，办学堂，定学制，派留学生等等，对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他是名符其实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著名教育家、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