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他乡26

《铜陵有个“和悦洲”》

铜陵的朋友给我发了几张照片，还有几条视频。

说是去了和悦洲，准备在那里午餐。还说，那里有大柴锅灶，可以烧大锅饭，自己带菜，约朋友来做。还说下次我若回家就请我到洲上去玩。一番话搅得我的味蕾潮湿潮湿的，压抑了一个冬春、快要发霉的思绪忽地荡漾起来。

我之前一直称它为“荷叶洲”，挂在嘴边叫了几十年，并且成为内心的一个地理标志。刚刚外出那些年交通不便，乘坐轮船去南京转车，顺江而下第一站就是大通。因为是夹江，狭窄的江面轮船掉不过头去靠岸，像巡洋舰要绕洲一圈，从东边夹江逆流而上才能停靠码头。那时尽管我没有踏进洲上的土地，但觉得它是一个邻居，没打过招呼，还算是认识的。发现叫错了名字是最近两年的事，从网上知道它还有个名字：“和悦洲”。

当然名字只是一个符号。

以前在我们老家，几乎每个人都有小名，也叫歪号，真名只是上学或填报什么表类才用。乡下人喜欢或者习惯了叫歪号，真名倒不一定有多少人喊，觉得别扭。

“荷叶洲”也就算它的小名呗，一个好听的小名字，想象一下美得不要不要的：涛涛江水之中伸展出那么一大块荷叶，亭亭玉立的样子，游人踩踏在荷叶上，是不是像滚来滚去却掉不下的水珠儿？还有，若是行走在荷叶的边缘，看波涛起伏，看日落月升，若是有雾纱朦胧，有没有身临仙境般的感觉？这该迷晕多少游客呀？

这两年迷上了文字，看到铜陵人吴华写了好多篇有关大通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和悦洲。说，清朝水师提督、湘军首领彭玉麟，认为和悦洲是天然的避风良港，遂在此练兵筹饷，并在洲上设立参将衙、厘金局、皖岸督销局等行政税务机关，又建成3条用麻石条铺成的街道和10条长巷，直通江滨。20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是大通和悦洲的鼎盛时期，被誉为“小上海”，上可达安庆，武汉；下可至南京，上海，乃至世界。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飞机两次轰炸和悦洲，随后再加上国民党实行焦土抗战，和悦洲从此走向衰败，走向没落。

想不到一个平平常常的江中小洲竟然有这么厚重的历史。

和悦洲离我的老家并不远，也可以说只是一江之隔。童年时站在高高的江提上，头可以不歪，眼光朝东斜一点就描到和悦洲的轮廓，若是天气晴好，还能看到对面江边葱茏的柳色，婀娜的枝条；倘若在冬天，浮出来的洲尾像一条灰色的游龙，静静地漂在江面上。

其实在我幼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一次洲上。在我搜尽了记忆库的角角落落，只有一点模糊了画面：我跟在父亲后面，去一个从未有过来往的远房表亲戚家去。我们沿着洲上的某条小道，朝着太阳下山的那个方向，边走边望，我觉得是行走在江边的沙滩上。这时父亲问一个迎面而来的黑脸汉子，我最清晰的一点记忆是他的右眼角有个小疤痕，像做包子最后捏的一个褶。巧合的是，这个汉子就是父亲要找的亲戚。

不知道那天晚上有没有尝到江鲜，这事过去五十年了，实在是不记得。

十岁左右还去过一次，那是夏天。我拽着母亲担子上的绳子，从老洲一个叫大窝子的江边上了挂浆机帆船，突突了个把小时，从跳板上下来，只在大通的江岸边折个身，又上了另一块跳板，这是去和悦洲的渡船。

那次回来，母亲贩了两大篮子的香瓜。

在我的印象里，和悦洲就是这样的本色，像一幅黑白照，没看到有什么绚丽多姿的风景，也许那时候的人们过于忙碌，忙东忙西，根本就不注意风景。我记得走出渡口，也是大片的圩区，甚至柳树都和我们这里江边上是一模一样的。

风景在哪里呢？

在铜陵买了房子后，过长江大桥喜欢走沿新大道，临弯处小拐没几里的路程就是大通古镇。但走了几年了并未小拐涉足过，更没想上洲上去一賭风华的念想。它像我路过的无数个景点，也像我一个楼面的邻居一样，擦肩而过而已。

去年初夏，我和一个同样是远方回家的朋友从池州归来，路过大通。脑子里念叨着吴华的文章，终于经受不住诱惑，拐弯去了趟古镇。

到了江边，停车，已是黄昏时分。高大的石牌坊下，拾级而下是缓缓东流的江水；东侧的岸边正在施工建造护坡，铺设人行道上的彩色路砖。

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向西，踩着麻石路面，走进了夕阳下的老街。窄窄的街道上行人并不多，有几个背着包的人大概和我们一样，也是来寻找记忆的。

我们走到了去和悦洲的渡口，本意是想去洲上住一晚，看洲尾的夕阳，看洲头的朝霞，如若有月色，漫步在石板老街上享受一下江风的气息也挺浪漫的。但我们被告知，洲上并没有旅馆，一切似乎只是我们的想象。

坐在木条长凳上，我们静观江水。此刻夕阳尚未落山，红彤彤地挂在江面上，远方的江水里也有一轮拉长了的红日，连同浩瀚的江水也被染成赤色，似幅巨形的绸缎正对着我们铺展过来，又顺着我们的身边滑过。几只江鸟驮着夕阳悠闲地在江面上飞翔，这幅大自然的美景，惊得我俩说不出话来。而对面的和悦洲，树形却渐渐朦胧，终究隐密于夜色之中。

我没有失落感，有这么好的邻居，总有一天会去拜访拜访的。

《编芦席》

从淀山湖边经过，不时见到一丛丛，一蓬蓬，一片片低矮的芦苇在寒风中瑟瑟抖动的样子。还有那风中飘忽的芦花，像把掸子竟然将记忆中编席子的点点滴滴，从灰尘中渐渐梳理出来，且愈发清晰。

儿时冬天，该收的收，该种的种了，农田里的活清闲起来。农民没有得闲，村庄更没有得闲。家家户户似乎都在忙碌着同一件事，就是编席，老家话叫“打芦席”。

老家铜陵江北，原属枞阳，沿江圩区以前多的是水塘，沟渠，还有荒滩，特别是江边的那片芦柴场，每个生产队都有份。晚秋初冬，麦子葱绿，油菜苗定棵后，芦柴就开始砍收了。

顶着呛人的北风，一梱捆芦柴挑回来或靠在墙边，或就着一棵大树，一圈一圈地围，勒着大树不让呼吸一样。完了，再用草要子绕着捆紧，当个宝物似的。

这时的芦柴虽然枯萎了，但生命的脉络里多少还有些水份。但有勤快的人家开始憋不住了，一梱梱地放倒，断料，飘散的芦絮雪片般飞舞，撩得嘴巴没处啄的公鸡扑着翅膀追撵，当发现受骗不能食用时，赶紧低下那高昂的头，擦着地皮左一下，右一下地摩擦，可怎么也擦不掉沾在舌头上的花絮。

按照尺寸下料断材的一般都是家里的大人，这不仅仅是怕小屁孩糟蹋了料子，明晃晃的斧头也多少有些沉，挨着手指头上上下下更不是好玩的。渐渐的，“呯呯”地声音在村庄上空此起彼落回响起来。

我读五年级时学会了编席。

芦柴变成芦席有个复杂缠人的过程，得用心去衡量，用眼去挑剔，用力去锻压，还要用智慧去拼接。它虽然没有精美的图案，人为地雕饰，但实实在在需要耐心，需要毅力。

切好的芦柴变成编席的篾片，先要用柴刀削尽它身上多余的包袱，枯枝，枯苞，哪怕下面枯死的根须也不留下一根。然后再用专制的工具将光滑的芦苇杆开膛破肚，其实只能是划开一条缝。你可以系上长围裙也可以短围腰，再干净的芦柴也会沾上岁月的风尘，利刀地削砍中难免会尘埃四起。

想想看，一大堆的芦柴，像一天天的日子，每一根都要用心伺候过，是不是很枯燥泛味？

枯燥的日子也是生活。

冬天无雪也有冰，那年头零下七八度是常事。泥土夯平的稻场便被冻得瓷实，光滑。大清早起床，将一梱梱长长短短的芦柴均匀地铺好，脱掉笨拙的上衣，拖上大石磙，“吱吱嘎嘎”声中开始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碾压。

芦柴是老家人的说法，其实是有区分的。端午节采摘裹粽子的叶子，那种叫芦苇，秋天时花絮稀疏，颜色灰白，像营养不良的中年人的头发，芦苇杆子皮薄空心，石磙压上去一阵“吱吱”声里就有开裂的“叭叭”声，多压几次芦苇就柔软起来，拖着大石磙就不费力气了；还有一种就叫芦柴，叶子窄且长，叶边有看不见的勾刺，极易拉破皮肤。芦柴圆圆的像竹竿，实心，结实。我记得幼时曾见过隔壁人家的墙壁就是用芦柴编制的，里外再糊上泥巴。芦柴花花絮细腻，雪白，不少人家摘下一大把的样子用来扎成掸子，像支特大号的毛笔，却只能清扫日久遗落下的灰尘。

我最怕的就是磙这芦柴了。

厚重的石磙从它们身上碾压上去，这些皮厚的家伙根本就无所谓，它们在石磙下面拥挤，再互相挨着身子滑来滑去，三趟五趟也没用，只有慢慢地，收短手中的绳子，再踏上一只脚，从粗的根部开始，等到它裂开了嘴，洁白的柴芯便挤了出来，一截一截，横七竖八地萎缩在柴下，然后再依次向上。

太阳出来时就不能再拖石磙了，再拖再用力也是徒劳，芦柴会被挤压到化冻后的泥土里。没有磙好的芦柴再经过用树段制成的木锤，一把把抓紧不断地锤打，锤打，直至变成柔软的芦篾。

我拉不动这沉重的石磙，是因为脚踩在圆溜溜的芦柴上会摔跤，石磙没滚，自己却变成了石磙。

所有的垫铺只为一张张芦席。

编席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大清早起床，坐在家里，其实就是坐在一张两平方多点的芦席上。阴冷的风从后门、窗、檐口的缝隙中钻进来，不仅强吻我的小手，还要从腰后面扯开的衣服下钻进我的后背，仿佛想要钻进心里，还有两边堆好的凉冰冰的芦篾，怎么也捂不热。我低头编织，双手紧扣，高高低低的篾片在眼前忽上忽下，舞动。时光，在身边静静地流逝。

记得我读初中那年（八一年）的初春，隔壁大爷听说后面的普济圩某处要芦席，风风火火地挑去了四十张（二百多斤）席子。回来时脸色苍白，虚汗淋漓，怀里揣的二十多元卖席钱还没来得及掏出交给大娘，人就倒在床上。大爷有肺病，出了大汗又受了风凉，这一倒下就永远没有爬起来。大爷走时才四十来岁，丢下大娘和七个大大小小的孩子。

也是那年油菜花开的时候，我家分到了土地。那片芦柴场随后也被瓜分，渐渐被开荒改造成了农田。浩浩荡荡的芦苇，连同冬日里的忙碌都成为记忆。

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的父辈就是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不屈的信念脚踏实地面对生活，也为我们树立了战胜一切地榜样。直到现在我“编席”的双手依旧没停，还在编织着一个又一个的日子，也为孩子们编织着一个灿烂的明天。

《另一半村庄》

“程家墩”是生产队的名字，也是一个村庄的称呼。从红旗闸边的江堤上向西望去，村庄被树木包裹，像一大团黑乎乎的森林。其实走进去，就发现它由三个小墩子组成端正的品字状。

中间有条大河，是村庄的心脏。

河东边的顶头横着一条人们日积月累踩出来的小路，到程家小墩时这一步宽的小道就成了分界线。线东是坟场，自南而北一大长条。每天，他们都要比村里人家先接受阳光的沐浴。

坟场里的树比村里的稀疏一些，却粗壮得多，以桦树为主；靠近吴家小墩这边以百果树居多，一棵一大团的墨绿，是村庄冬天里难得见到的绿色。高高低低的土坟就趴在树荫下，被长满勾刺的野蔷薇，蒿草密密匝匝地覆盖着。

土坟里睡着的大多数也是程家墩的人。

小时候我从不敢独自涉足坟场。虽然到了春天，那里盛开着村庄里不多见的粉红色、白色的蔷薇花。浓郁的花香不仅仅引来了“嗡嗡”哼的蜜蜂，扑闪着漂亮翅膀的蝴蝶，也吸引着一群衣着土色的孩子。我却离他们远远的，站在分界线的一侧远视，我能看到坟堆上被獾子扒开的深深浅浅的洞，仿佛能隐隐看到一堆白骨，我的心便开始收缩，那几天晚上便有恶梦，醒来往往是浑身大汗淋漓。

我不敢去的原因还源自于一个传说：离坟场最近的人家，腊底炒年货，到炒花生时夜已渐深，女主人忽地就见到木窗边伸进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似乎是向她乞讨一点吃的。女主人也算胆大，就用锅铲挑了一铲花生倒过去，没想到也顺带铲起了滚烫的沙子。一声凄惨的叫声后，伸进来的手不见了。

这个新闻第二天一早就传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也成了大河边洗衣洗菜女人的谈资。传说有名有姓，我拾鸡屎时从那扇窗户后面走过好多次。这个传闻便增加了我内心的恐惧，尤其到了夏日，小伙伴说能看到坟场里点点鬼火，助推了我柔弱的惧怕心理。

但我不得不去坟场，像不得不面对一条难以逾越的河流。七岁那年的冬天，奶奶的双眼在一个寒冬的早晨永远闭上，她被四个壮汉从村西抬进了村东。

奶奶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我开始走进坟场。为这个清明，父母已精心准备了好多天。因为知道家里拮据，母亲不得不拔些嫩草掺杂些米糠，想催家里为数不多的老母鸡下蛋勤快点。

清明节还没到，父母已准备上坟。一大早母亲就去街上，买回半斤肉，三四条小鲫鱼，在锅屋里准备饭菜。父亲在堂屋也没闲着，他细心地刮完胡须后，去锅灶里掏点青灰，寻一块平整点的地方洒上。再将买回家的裱纸裁成三份，一叠叠平铺在青灰上，然后一手握着纸冲子（园铁管，下面镶嵌着回字形的铁片），一手提着木棒槌，“叭叭，叭叭”依次在纸上敲下铜钱的印迹。

我什么也不用做，一会去锅屋闻闻那难得一次的菜饭香味，一会又看看父亲手中的活完了没有。待母亲将三碗菜，三碗饭，三双筷子摆放进一个大竹篮子里的时候，我知道就要去坟场了，当然不会忘记带上火柴。

三月底的乡下，村外的油菜花开得灿烂，村里的树枝上才懒懒地抹上点绿色。我跟在父亲的后面，像牛的尾巴，不远不近，若即若离。

在奶奶坟前，父亲指着左右隔壁的坟对我们说是谁家谁家的，像是在说一件并不遥远的往事。我们认真地聆听，虔诚地跪拜。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忘记了自己曾在奶奶灵柩前嚎啕大哭的模样。几个月的时间似乎让一个孩子变得成熟，我知道睡在家里是休息，睡在这里就不会醒来。于是我便知道，自己再也吃不上奶奶偷偷带回来的糖果，挨打时也得不到奶奶的庇护了。

后来每年的清明、冬至都要去，渐渐知道这坟那坟是谁家的祖先，就像熟悉村里的邻居一样。平日里，每当坟场有密集的鞭炮声响起，就知道又有人从村里搬到那边去了。有人去世，那是别人家的伤心事，我们没有体会，只知道跟着去看热闹。

父亲五十多岁时开始置办老屋（寿材）的材料，上世纪八十年代未他托人从江南购回了上等的阳山杉树，架空堆放在家里。他一直认为，在林家，活到五十多岁的人寿命是长的了，只是过了一年又一年，他的身体都硬朗得很。在他八十岁过生日时，我们回去才请了木匠师傅，赶在生日之前圆好了两副寿材。

叔叔（父亲的弟弟）去世对父亲的打击很大。在坟场，他站在墓穴旁见棺椁被泥土渐渐掩没，默默流下了浑浊的眼泪。次年冬天（二O一七年），父亲也闭上了一生没戴过眼镜的双眼。只是父亲没有睡进他精心置办的“老屋”，也没有抬进东边的坟场与叔叔为邻。因为殡葬改革，他被我们送到了村里的公墓。

这尘世，无所谓样样如意。

置身于丛林深处，能闻得到鸟语花香，触及到阳光雨露；置身于乡野能感受到人间烟乡，乡俗民风；村庄依旧是村庄，土地依旧是那块土地。 我，不再是少年，青春一去不返。

但无论漂泊何方，大地都是永久的故乡。

林建明，铜陵作协，安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散文集《走出村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