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梅兰芳为什么不合？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所以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拥有无可撼动的地位。梅兰芳是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他的表演艺术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有人甚至将他的表演升格为一种体系，称其可以与斯坦尼斯拉夫和莱布尼茨并列，成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其地位之尊崇可见一斑。

然而鲁迅与梅兰芳这两大中国文化巨头的关系却十分冷淡，如果借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素不相能”。

鲁迅从1927年9月起就住在上海，梅兰芳1932年从北京迁居上海。两位文化名人同城而居，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鲁迅去世时，举国哀悼，中国文化届精英从各地赶去参加鲁迅的葬礼，一时群英毕至、少长咸集，可是梅兰芳没去，也没有任何表示。

鲁迅与梅兰芳的不睦还要从鲁迅的一篇文章说起。

1934年11月1日，鲁迅写了《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一文，于11月5日和6日分成上下篇在《中华日报·动向》上先后发表，笔名是“张沛”。

文章的主题是批评梅兰芳在艺术上竭力附庸风雅。鲁迅说，“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在鲁迅看来，京剧本身是一种很俗的草根文化，梅兰芳却硬要追求“雅”，结果反而弄巧成拙，变得不伦不类。如果不追求雅，虽然“猥下，肮脏”，但还有些生气，追求雅则“死板板，矜持得可怜”。这种讽刺，也实在辛辣之极，不由得梅兰芳不恼怒。

文章发表的当时，由于用的是笔名，梅兰芳并不知道作者是鲁迅。而等到1936年6月《花边文学》出版之后，梅兰芳才知道这刻薄的指责出自鲁迅笔下。4个月之后，1936年10月，鲁迅逝世，梅兰芳正处于愤恨之中，自然是不会出席鲁迅的葬礼了。

其实，即使没有这篇文章，鲁迅与梅兰芳也并不融洽。那篇文章发表的前一年，即1933年，横跨文学与戏剧两大领域的英国戏剧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访问上海，在上海的文学界和戏剧界有头有面的人物都参加了由宋庆龄牵头举办的欢迎宴会或见面会。鲁迅出席了在宋庆龄家举办的欢迎午宴以及下午在世界学院的见面会，梅兰芳出席了下午世界学院的见面会，他们俩没有任何互动，就像是互不相识的路人。

鲁迅与梅兰芳的隔阂，缘起鲁迅对梅兰芳的批评，而梅兰芳并没有公开回击鲁迅。两人的对立，与其说是艺术观点之争，还不如说是鲁迅对梅兰芳本人和京剧的不屑。

鲁迅非常不喜欢梅兰芳，甚至经常用梅兰芳做反面比喻。比如，同样还是1934年，8月份的时候，鲁迅写杂文《看书琐记》，讲文学作品与读者体验的关系时说，“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

意思是告诉读者，在读《红楼梦》时，可千万别不要被梅兰芳塑造的那个林黛玉的形象给先入为主了。

鲁迅对男扮女装演戏一向看不惯。早在1924年，鲁迅在他的《论照相之类》挖苦说：“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因为从两性来看，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像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虽没有指名道姓，当时的读者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梅兰芳。

梅兰芳1913年19岁就成名了，1924年已经名满神州。当时北京上海一些大城市的照相馆里都是要挂梅兰芳的剧照的，鲁迅曾在《论照相之类》这么说：“要在北京城内寻求一张不像那些阔人似的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照相，则据鄙陋所知，实在只有一位梅兰芳君。而该君的麻姑一般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

鲁迅指的“那些阔人似的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照相”说的是当时的权贵人物，这些人得势的时候，照相馆就放大他们的照片挂起来；这些人失势时，照相馆就把他们的照片收起来“挂倒”。因为那时“城头变幻大王旗”，掌权者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只有梅兰芳的照片例外，永远都挂着，不因局势变化而“挂起挂倒”。

《论照相之类》挖苦说：“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爱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彩色、弄墨水的人跋扈。”从这些文字透出的，是鲁迅对梅兰芳毫不掩饰的厌恶。

鲁迅用如此尖刻的话语抨击梅兰芳，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鲁迅太过阴损，而且也觉得鲁迅不懂京剧艺术却胡乱评价，把自己的好恶强加于人。

其实鲁迅一向嫉恶如仇，对他看不惯的丑陋现象从来都敢于揭露挞伐。同样，鲁迅讽刺批评梅兰芳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只是这些原因后来不再被提及，因而鲜有人知晓罢了。

京剧如今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符号，成了国粹，京剧艺术当然也就是殿堂级的艺术，去看一场京剧是要隆重地穿上正装的。但要是时光倒退七八十年，把看京剧弄得像看意大利歌剧或俄罗斯芭蕾那样，是会笑死人的。

事实上，中国戏剧艺术的巅峰是昆曲，因为昆曲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成果，它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昆曲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杰出文人的参与，比如汤显祖、孔尚任、洪升等人，他们为昆曲贡献了许多不朽的剧本，如《桃花扇》、《牡丹亭》、《长生殿》等。正因为这样，昆曲才有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使其唱腔华丽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昆曲的唱腔一唱三叹，让人欲罢不能，一句“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令多少文人雅士潸然泪下，因而尽现其艺术魅力。

正因为昆曲的高雅，如果缺乏中国传统音律知识和诗词文化修养，是无法欣赏昆曲的，这也导致其曲高和寡。随着社会变革，因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消失而日渐式微，但昆曲剧本中的诗文唱词，仍作为文学经典而传世。

京剧从一开始就是草根艺术，因为热闹喧嚣、动作夸张、唱词通俗易懂，而得到广大底层人民的喜爱，就这个意义而言，京剧与二人转或花鼓戏属于同一个类型。

京剧地位的抬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末以来那些人生逆袭者的追捧。在清末社会的剧烈动荡中，一些本来身在底层的人成为军阀、高官、流氓大亨，这些人未发迹时就喜欢京剧，后来上位了，仍然喜欢，由于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京剧也水涨船高了。

京剧的火热，与清朝皇室也有莫大的关系。慈禧太后未入宫前就喜爱京剧，入宫后因为“宫人以我为美”，得到咸丰帝的宠幸。咸丰不是个称职的皇帝，却是个精通曲艺的文青，和历史上的李隆基、李存勖等文艺皇帝有一比。那位后来成了西太后的兰儿因为会演戏身段好，就更为咸丰所爱。咸丰死后，慈禧独揽大权，仍然爱听戏，但因为她文化浅薄，所以咸丰钟情的昆曲她是不喜欢的，她独爱京剧。由于这位老佛爷的抬爱，京剧也随之在社会上爆热。各地的官员为投慈禧所好，也都成了京剧粉丝。一时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论男女老幼，都以能哼几句京剧为荣，连远在南方的上海，有头有脸的人也都爱京剧。黄金荣这样的本地流氓大亨，连北方话都听不懂，却是京剧的铁杆戏迷，还出资建造共舞台，提供京剧表演场地。老头子喜欢，手下喽啰自然也要捧场，当时上海街头的流氓瘪三、黄包车夫、澡堂里搓澡的，甚至连街边乞丐，也是整日京剧不离口的，后来崛起的大亨杜月笙，以一口浦东话唱京剧，还作为票友上台表演，也成了当时上海的一大奇观，上海这个南方城市竟成了京剧四大码头之一。

总之，慈禧统治中国的几十年里，是京剧最兴盛的时期。只是一生风雅的咸丰帝要是知道他死后，他的兰儿居然把锣鼓喧天的京剧弄进后宫，整日鸡猫子吵闹，非气得诈尸不可。

世界上能被称为高雅艺术的戏剧，都是剧本优秀，台词和唱段优美典雅，极具艺术价值的。无论古希腊戏剧，还是莎士比亚戏剧，或者意大利歌剧，概莫如此。但是京剧尽管出现了许多表演功夫杰出的演员，比如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李少春等人，但唱词粗鄙不堪，毫无艺术美感。直到样板戏出现后，由于阿甲、翁偶红、汪曾祺、黄佐临等优秀导演编剧和一流音乐文学艺术家的加入，京剧才真正得到了艺术升华，而那些传统曲目的台词虽屡经修饰，也难掩草根气息。

为了让京剧台词优雅，连毛泽东都亲自为样板戏改过台词。《红灯记》中，当戏演到李玉和要出门时，小铁梅说：“爹，外面天冷，您戴上围脖。”毛泽东说：“围脖太普通化了，虽然是现代戏，但京剧还是要雅一点，围脖应改成围巾。” 所以，传统京剧曲目很难称其为合格的高雅艺术。

京剧被捧红后，人们趋之若鹜，但真正喜欢并懂京剧的人并不多。京剧粉丝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真正内行的戏曲爱好粉丝，如银行家张伯驹等人；另一类是赶时髦粉丝，大家都说京剧高雅，那我也说自己是京剧粉丝，显得不落伍；还有一类是装逼粉丝，他们连脸谱都分不清，更别提什么皮黄唱腔了，他们其实不在乎什么戏，在乎的是挎着女伴，穿着晚礼服走入剧院的那一刻。而正是这类人，因为他们拥有金钱和权势，把京剧捧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鲁迅说：“如果不追求雅，虽然“猥下，肮脏”，但还有些生气，追求雅则“死板板，矜持得可怜。”就是抨击这种硬把草根艺术装饰成高雅艺术的现象。就如相声明明是大俗的地摊艺术，如今却非要把它抬到高雅的剧院艺术，结果没人喜欢了，郭德纲的德云社大火，就是因为回归了相声本色。

京剧因为起于草根，所以京剧伶人的地位也很低下，除了唱戏，还要出卖色相。在清末那种腐败年代，达官贵人不仅消费女色，而且男风盛行，长相俊美的男色在风月场中更为抢手。陪酒媚寝的男伶当时称“相公”。戏班进入北京后的临时寓所，称为“下处”，众人群居之地则曰：“大下处”， 和末等妓院被称为“下处”相比，只不过多了一个“大”字而已。说明那时候戏子地位的低下，娼优是并列在一起的，而且优还排在了娼的后面。当时角儿的住处称为堂子，而住着“相公”的堂子就称“相公堂子”，梅兰芳的爷爷梅巧玲就办过“景和堂”。

八大胡同是清代的红灯区，但那里起初是因为集中了大量“相公堂子”才得以兴盛的，妓女真正进入了八大胡同并成为八大胡同的主角，是清末的事情了。

梅兰芳后来成了京剧大师，出于为尊者讳，就没人再提梅兰芳出身“相公堂子”的事，几十年后自然无人知晓了。

然而鲁迅和梅兰芳是同时代的人，对这些事是很清楚的。鲁迅虽然反对封建礼教，但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仍然是恪守传统文化道德的，以他的性格无法尊重一个做过“相公”的戏子，他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个行业以及这个行业里的人。

后来，一些人把京剧和梅兰芳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鲁迅就更觉反感，一有机会，就作文给予无情的讥讽。

其实，鲁迅大可宽容一点，因为梅兰芳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就此而言，他与祥林嫂是一样的，为什么同情祥林嫂却不能理解梅兰芳呢？

不过鲁迅批评梅兰芳的时候，也算比较含蓄，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完全揭了别人的老底。梅兰芳对鲁迅批评和讽刺并没有公开正面回击，只是冷淡面对，可见梅兰芳还是有气度和胸襟的，不失大师风范。只是两位大师的不合，也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