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研读》72：汉纪（六）
《<资治通鉴>研读》72：
汉纪（六）
倒悬之危
梁国太傅贾谊上书说：“臣私下里观察天下时势，值得痛哭的事情有一件，值得流泪的事情有两件，值得长叹的事情有六件，至于其他违背常理伤害大道的，难以全部列举。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平安并且大治’，臣独自认为不是这样。说天下平安并且大治的，不是愚昧就是阿谀，他们既没有从实际出发，更没有真正了解治乱之体。就像下面有火种的柴草自己却睡在上面，火虽然还没有暂时点燃，却对外说很平安，现在的国家形势，和这个有什么差别呢！本末颠倒，首尾混乱，国家制度松弛，纲纪缺乏，怎么能称得上大治！陛下为什么不给臣机会，让我能详细在您面前陈述，讲明国家治安之策，陛下可以尝试着进行选择呢！”
“如果认为治理国家就是劳累智虑，辛苦身体，缺乏钟鼓之乐，这是不对的。古代的礼乐和现在相同，再加上诸侯遵守法纪，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奴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平息，大数既得，就会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圣主帝王，去世后成为明神，美德流传无穷，使顾成庙被尊称为太宗，向上和太祖的伟业相配，与汉朝一起流芳百世。构建长治久安之势，成就后世宗法。即使有愚笨不成器的继承者，也能继承祖业。凭借陛下英明通达，只要让稍微懂得治国之理的人在下辅佐，做到这些并不是什么难事。”
“现在诸侯王国的力量太过强大，必然会和朝廷互相猜疑对立，百姓也会屡次遭受灾祸，主上也常为此忧虑，这确实不是安定朝廷、保全百姓的办法。现在，恐怕会有陛下的亲弟弟在东方称帝，而陛下亲哥哥的儿子会向西进攻朝廷，并且吴王谋反的事已经报告上来了。陛下正当壮年，行事符合道义，没有任何过错，对诸侯王的恩泽不断增加，他们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更大的诸侯，因为他们的权力比这还要强大十倍呢！”
“但是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大诸侯国的诸侯王还没成年，朝廷派去的太傅、相国正掌握着诸侯国的大权。几年以后，诸侯王大都加冠成人，他们精力旺盛，朝廷委派的太傅、相国就会不得不称病免官，那些诸侯王就会把丞尉以上的官员全都安插上自己的亲信。如果这样，他们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不同呢！到了那个时候，再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是唐尧舜虞也不能做到了。”
“黄帝说过：‘日中必熭（音wèi，卫），操刀必割。’现在如果按照这个道理去做，想使国家安定，就会很容易。如果不早早动手，就会伤害骨肉之情乃至于杀掉他们，这难道和当年的秦朝末年有什么区别吗？那些自恃实力强大反叛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已经有幸战胜他们了，可是这并没有消除混乱的根源。同姓诸侯王又沿着这条老路发动叛乱，这已经有征兆了，这种形势又完全和过去一样。灾祸的变化，还不知要演变到什么程度。像您这样英明的皇帝处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不能使国家安宁，后世的人又能怎么办到呢？”
“臣私下里研究前面的事情，大抵规律是势力强者先反。长沙王也有两万五千户封邑，他功劳少但最后保全，势力不强而表现最忠诚，不单单是因为吴芮秉性不同于这些人，而是形势造就了这种情况。如果把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封为占据数十城的诸侯王，虽然现在他们的势力衰弱了，但也不一定能存活下来；如果把韩信、彭越等人只封为列侯居住在长安，就是到现在也许仍然可以存活。既然是这种情况，那么就能知道治理天下的大计了。想要让诸侯王都忠诚归附，就要让他们像长沙王吴芮那样弱小；要想使臣子不像彭越等人那样被菹醢，就要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一样；要想天下长治久安，就要多建立诸侯小国来削弱他们的势力。力量弱小容易驱使其行义，国小就会不会生出邪心。”
尾大不掉
“现在海内的形势，就像身体指挥双臂，双臂所指，没有人敢不服从，诸侯之君不敢存有异心，辐凑并进听命于当今天子。把诸侯国进行割地定制，命令齐、赵、楚再分为若干小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都能接受其先祖所分之地，一直到分完为止。对那些封地多而子孙的国家也进行分割，先空闲处置，等其有子孙后再进行分封。对于诸侯的封地被削夺归入朝廷的，可以迁徙其诸侯或者分封其子孙到别的地方，按照同样的土地数量进行补偿；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都不想从他们手中抢夺，只是为谋划国家安定罢了，所以天下人都知道陛下之廉。这样一来，就是让婴幼儿做皇帝也会天下大安，就是立遗腹子为帝，甚至于让大臣朝拜衣服，天下也不会大乱，这样的大治也会被后世称颂。施行这样一种举措而有五种功业，陛下为什么还长久顾虑，迟迟不能下定决心呢？”
“目前，天下的形势好像一个人患了脚肿病一样。一条小腿肿得差不多跟腰一样粗，一个脚趾头肿得差不多像大腿一样粗。平时都不能屈伸，如果一两个脚趾抽动，全身都感到疼痛难忍。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必定会成为顽固病症，以后就是有扁鹊也无能为力。况且患的不仅仅是脚肿病，而且还苦于脚掌扭折。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堂弟，现在的楚王是陛下堂弟的儿子。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现在做齐王的则是陛下哥哥的孙子。现在，陛下近亲当中有封地的没能促进天下安定，而疏远的人有的则凭借手中的权力威胁天子。所以，我说不但患了脚肿病，而且同时还苦于脚掌扭折。值得为此痛哭的，就是这种病啊！”
“天下的形势正像是倒悬之危。天子是天下之首，为什么呢？因为身处上位。蛮夷是天下之足，为什么呢？因为身处下位。现在匈奴对汉朝侮慢侵掠，其大不敬到了极致，成为天下祸患，没有止境，汉朝只能靠送去金钱丝絮和织品奉迎他们。夷狄向朝廷发号施令，这本来是主上的权力；天子向匈奴纳贡，这本来是臣下之礼。脚却登临上面，头却处于下面，倒悬的情况就是这样，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还能说有治国人才吗？臣值得为之流泪的，这就是这件事情啊。现在不努力去猎捕猛敌却去射猎野猪，不用力去搏击敌人却去捕捉野兔，一心迷恋于娱乐而不去图谋解决大患，这绝对不是让天下安定的做法啊。德可远施，威可远加，但现在仅仅在数百里外就已经威令不信。臣值得流泪的，正是这第件事情啊。”
“现在普通百姓用帝王服饰来装饰房屋，那些倡优等下贱之人，也能穿上王后的服饰；何况帝王自己平时也只是穿着皂绨，但富裕的百姓却用来纹绣房屋；王后丝绢用来绣饰领口，普通百姓的孽妾却用来装饰鞋子：这就是臣所讲的错乱之事。如果一百人制作衣服却不能满足一人穿衣，那么要使天下人无寒，怎么能做得到呢？如果一人努力耕种，却有十人聚集起来大吃大喝，想要使天下人无饥，这也是不可能的。身体肌肤饥寒交迫的人们，要想让他们不去做奸邪的出格之事，这也是不可能的。值得臣大声叹息的，正是这件事情。”
“商鞅舍掉礼义，抛弃仁恩，只一心致力于进取，变法施行两年后，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富裕家庭儿子成年就会马上分家，贫困家庭的儿子成年后就到富户家中入赘为婿。借给自己的父亲农具使用，表现出很施舍的样子；母亲借用一下自己的簸萁笤帚，立刻会遭到打骂。儿媳妇公然抱着孩子喂奶，和公公叉开腿并排而坐；婆媳之间一言不和，马上反唇相讥。他们对儿子的感情只是为了利益，和禽兽之间没有什么差别。秦朝的弊端一直延续到了汉朝，其遗风余俗仍然没有改变。现在的风俗以奢靡攀比为荣，上面没有制度约束，就这样放弃礼仪，远离廉耻，情况一天比一天加剧，可以说每月每年情况都不一样。天下人只为追逐利益，从不考虑行为是否得当，更有严重的杀掉父亲和兄长。大臣们只把不上报和组织召开的会议不中断当作头等大事。对于风俗败坏，都安然处之不以为怪，无动于衷，认为理所当然。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心归向正道，这些不是平庸的官吏所能做到的。平庸官吏所能干的，只能是写写公文，收收钱财，根本不懂得治国根本。陛下您又不为此忧虑，我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就确定制度，命令君君臣臣，上下各有差别，父子六亲各得相宜，奸人无机可乘，群臣众人都讲忠信，上下不再相疑呢！这样的事业一旦确定，就会世世常安，后世也有法可循。假如制度纲纪不能确定，就像那样江河中的船只没有揽绳和船桨一样，如果在中流遇到风波，船只肯定会倾覆。值得臣大声叹息的，正是这件事情。”
“夏、商、周朝统治天下都有几十世，秦朝统治天下只经历二世就灭亡了。人性之间相差不是太大，为什么三代的君主统治天下的时间这么长久，秦朝却因无道暴虐这么短暂呢？其原因实际上是明显可知的。古代的帝王在太子刚刚降生后，教育他礼仪，有专门的士人负责，有关部门整肃冠冕，到南郊祭祀天地。他经过宫阙要下车马步行，过庙宇则要快步前行，这都是孝子之道。所以在太子是小孩子时，教育早已经实行了。太子从孩提时期就有见识，这是因为有三公、三少用孝仁礼义来教育引导他，驱逐了奸邪之人，不让他看到世间恶行。另外还要选拔天下的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来护卫太子，让这些人与太子同居住同出入。所以太子在成长过程中能看到正事，听到正言，施行正道，因此左右前后都是正派之人。平时习惯和正派人居处，做事就不可能不正派，就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讲齐国方言一样；平时习惯和不正派的人居处，就不能正派，就像生长在楚地的人不得不讲楚地方言一样。所以确定太子的倾向，必须先让他接受教育，然后才能去尝试；确定太子的爱好，必须先使他形成习惯，然后才能去做。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太子在智慧与学习中同步增长，所以做事就能切合准则；教化和思想一起形成，所以其行为合乎道理就像出自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统治时间长久，是因为他们用这些办法来辅助太子。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秦朝的社会风气本来就不讲究谦让，他们崇尚的是揭发控告别家阴私；他们本来就不讲究礼义，他们更崇尚的是刑罚。赵高辅助秦二世，教育他的是刑戮之法，所练习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灭门三族。所以秦二世当天登上帝位，第二天就开始动手杀人，他把忠心进谏的话说成是诽谤，把深谋远虑当成妖言惑众，把杀人视作割草。这难道只是因为秦二世本性凶恶吗？那是因为教育他的东西都不是正常道理。俗话说：‘前车覆，后车诚。’秦朝之所以很快灭绝，其轨迹清晰可见；但见而却不知道躲避，只会导致后车再次倾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太子治国能力的强弱，在于是否进行早期教育并为其遴选教育他的左右人员。如果在其思想观念还没有形成时进行教育，就很容易进行教化引导；让他如何领悟道术提高智力，那也是教育之力。至于其习惯养成，那就是身边左右的事了。北方匈奴和南方百越之人，生下来声音相同，习惯欲望也没有太大不同，但却随着成长环境不同，受到风俗浸染，现在经过多重翻译，仍然不能准确进行沟通，行为习惯到死也不能改变，这都是教化和习惯所造成的情况。所以臣建议要为太子挑选身边左右人员，进行早期教育最为急迫。如果教育得当，身边左右的人员正派，那么太子就会正派，太子正派那么天下可定。《尚书》中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这是当前的急务。”
“大凡普通人的智慧，能看到发生之事，不能看到将要发生之事。礼仪就是禁止这些事情在发生之前，法律则是禁止这些事情在发生之后，所以法律的功效很容易显现，但礼仪的教化作用却很难看到。用庆赏来劝善，用刑罚来惩恶，先王用这样的办法来执政，坚如金石，按照这个办法来行令，守信就像四时一样准确，用这种办法例行公事，其无私就像天地一样永存，为什么不继续使用呢？礼之所以称为礼，贵在杜绝恶行在其没有萌生前，把教育做在最细微处，让百姓一天天向善远罪，而自己却并不知道。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谋划的人，不如先审定取舍标准；取舍的标准在朝廷确定后，安危的萌生就反应在外部了。秦始皇想要尊奉宗庙安定子孙，这和商汤、周武王的想法相同，但是商汤和周武王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年没有失掉天下，秦始皇治理天下，十多年后导致大败。这其实不是别的原因，商汤和周武王确定取舍的标准和秦始皇确定的取舍标准根本不同。天下就是大的礼器。现在人们在安置礼器时，安置安稳的地方就安定，安置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天下和放置礼器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在于天子如何放置罢了。商汤和周武王把天下放置在仁、义、礼、乐的位置，恩德广泽四方，禽兽、草木茂盛，恩德加于蛮貊四夷，接连子孙几十代，这些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始皇把天下放在法令刑罚的位置，没有一点恩德，所以埋怨仇恨遍布天下，普通百姓憎恨他如仇敌，祸害多次差点临其身，后来子孙诛死断绝，这也是天下人都看到的。这不是很明显的验证吗？有人说：‘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天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陛下为什么不援引商、周、秦朝的事来给他们看呢?人主的尊贵就像殿堂，群臣则像台阶，百姓就像地面。所以台阶在九级以上，地基离地面远，那么殿堂就高；台阶没有级别，离地面越近，殿堂就越低下。高的难以攀登，低的易于跨越，这是自然常理。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朝廷有公、卿、大夫、士，地方封国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大小官吏，一直排列到平民，等级分明，而天子的地位在最上面，所以他的尊贵是至高无上的。”
投鼠忌器
“乡间流行的谚语中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很好的比喻。因为老鼠距离器物近，人们尚且害怕损坏器物而不敢追打，何况显贵之臣距离主上太近呢！用廉耻节礼治理君子，所以要赏赐其自尽用而不杀戮侮辱。现在从王侯三公这些贵人起，都是天子要敬重以礼相待的人，就是古代的天子称作伯父、伯舅的人，而对他们与民众同样施用各种刑罚，那么殿堂不就失去台阶了吗?被杀戮侮辱的人不是太迫近天子吗？廉耻不被推行，大臣无不掌握重权，这些高官不就会生出囚徒的无耻之心了吗?秦二世被阎乐杀于望夷宫这件事，秦二世就应当被判处重罪，这是因为投鼠不忌器造成的。”
“臣听说过，鞋子再新也不能放置在枕头上，冠冕再陈旧也不能当鞋垫。对于曾经处过贵宠之位的人物，天子对其以礼相待，官吏百姓曾经俯伏来表达敬畏之情，现在如果犯了过失，帝王下令废掉其官职可以，辞退其可以，赏赐其自尽可以，灭亡其宗族也可以；如果派人将其逮捕，用绳子牵着押送到官府，然后将其投入监狱，编入到囚徒罪犯之中，让司寇小吏任意对其打骂鞭笞，这大概不是应该让普通百姓看到的。一旦这样去做了，那么就会让卑贱者熟悉了解尊贵者一旦犯错，他们也可以对其如此行事，这不是教化天下的做法，也不是尊敬宠贵的教化办法。古代有大臣因为不廉洁而废掉官职的，不说其不廉洁，而是说其‘祭器不整洁’；因为行为污秽淫乱男女无别的，不说其污秽，而是说其‘帷薄不修’；因为行事风格疲软而不胜任的，不说其行事疲软，而是说其‘下官不职’。所以对贵幸大臣进行定罪，不但不能当面喝斥呼叫，而且还要迂回迁就为其隐讳。所以那些处于应被大声谴责呵斥地位的人，听到谴责呵斥就要穿上丧服，盘水加剑，到请罪的房间去请罪，主上也并不命人把其捆绑起来用绳子牵走。对有中等罪行的人，听到命令便要自毁容仪认罪，主上也不并命人把刀架到其脖子上。犯有大罪的人，听到命令便朝北跪拜认罪，跪下自杀，主上不派人揪住其头发按下处死，并且要说：‘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对其礼遇，所以群臣自爱；用廉耻待人，所以人们就注重节操和德行。主上用廉耻礼义对待他的臣子，但臣子却不以节操和德行报答他的主上，那他就不是算正常人类啊。所以教化成、风俗定，那么作为臣子的人，就会想到主上忘记自己，想到国家忘记自己的家庭，想到公事忘记自己的私事，见利不随便谋取，见祸害不苟且逃避，只按照道义办事,所以就能托付给其不受约束的权力，可以寄托未成年的主上之孤。这是勉励廉耻推行礼义所应达到的，主上为什么要失掉这些呢!这些事不做，反而长久去顾及不应该做的事，所以臣说值得叹息的，就是这些事情啊。”
贾谊因为周勃前番被逮捕入狱，最后无罪释放，所以他才以此来讥讽劝谏汉文帝。汉文帝深刻接受他的建议，对大臣属下做事很有节制，以后凡是大臣犯了重罪，都赏赐其自杀，不再到监狱中受刑。
这年冬十月，汉文帝诏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以及两千石以上官吏，不得擅自征召逮捕。
公元前173年夏四月，汉文帝宣布大赦天下。
六月癸酉日，未央宫东阙的阁楼发生火灾。
民间有歌唱淮南王刘长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文帝听到后非常不安。
公元前172年夏天，汉文帝封刘长的四个儿子刘安等人都为列侯。贾谊知道汉文帝肯定要恢复其原有的淮南封地，就上书劝谏说：“淮南王刘长悖逆无道，天下人谁不知道其罪责呢？陛下幸而宽大赦免迁徙他，他却绝食而死，天下谁不认为他死有余辜呢？现在再尊奉罪人的儿子，这足以遭到天下人的诽谤。当他们成年后，难道会忘记父亲之死吗？白公胜为父亲报仇，针对的就是其祖父及他的伯父、叔父。白公作乱，并非想取代为国家之主，只想发泄私愤，想用匕首插入仇人的胸膛，只图和仇人同归于尽。淮南国虽然面积很小，但却是英布曾经利用反汉的地方，汉朝能够存续已经很幸运了。让仇人有了危害汉朝的资本，这本身就是失策。虽然把淮南国一分为四，但是四个儿子肯定会一心对汉。给予其部众，让他们积累钱财，这不是让伍子胥、白公胜在大都市中报仇，就会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这就是所谓的假贼兵为虎。希望陛下再稍微考虑一下！”
汉文帝不听。
有颗彗星出现在东方。
公元前171年春天，天下大旱。
这年冬天，汉文帝来到甘泉宫。
将军薄昭杀掉汉朝使者，汉文帝不忍心诛杀，派公卿从去和薄昭饮酒，想要让薄昭自杀，薄昭不肯。汉文帝派群臣身穿丧服前往哭祭，薄昭这才自杀。
臣司马光曰：李德裕认为：“汉文帝逼死舅舅薄昭确实非常果断，但却有损于大义。当年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回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看到舅舅，好像母亲仍然在世一样。何况当时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仍然健在，她只有这一个弟弟薄昭，汉文帝毫不留情逼死薄昭，这不是孝顺母亲的做法。”
愚臣却认为，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公器，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才能做到不分亲疏，无所回避，这样才能使所有人不敢依仗有人支持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向来被称为忠厚长者，汉文帝没有为他选择贤良师傅约束他，却任用他掌握兵权；他骄横犯上，以至于敢杀掉朝廷使者，不是依仗有人劫持，能这样大胆吗？假如汉文帝赦免了他，那与后来汉成帝、汉哀帝时朝纲废弛的局面，又有什么不同呢？魏文帝曾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却不赞成他杀薄昭，说：“对于舅舅，皇帝应能让他们安享富贵，不应当授予他们干政权力。既然违法犯罪，却又不得不按法律论处。”这是讽刺汉文帝不及早限制薄昭，才导致了以后恶果。魏文帝的评论，是非常忠恳的。由此看来，想要宽慰太后之心，还是要谨慎开始吧！
刑不上大夫
黄其军
作于2024年11月15日（古历甲辰年十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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