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的自信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北京城的夏天，崇祯，那个永远看起来郁郁寡欢的年轻皇帝，难得一见的展露出一丝灿烂的笑容，那是由他的大臣袁崇焕带给他的承诺五年平辽换来的。

袁崇焕此时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

袁崇焕的官职中，兵部尚书是加衔，右副都御史是虚衔，只有督师是实职，管辖蓟州、辽东、登州、莱州、天津军务，可以说是明朝主管辽东事务的最高长官。但实际上，蓟州、登莱、天津都另有巡抚专责，袁崇焕实际上仅管辖山海关以外的军政事务。

之所以加这么多的虚衔和加衔，一方面说明了皇帝崇祯对袁崇焕的重视，赏无可赏，只能拼命的加虚衔，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年轻皇帝对平辽的渴望程度，期望值已被拉到了最满。

当然，符合所有现实主义的规律，一般来说，期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里，波澜壮阔展开的还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并不只是平辽这一件大事件，可在此时此刻，袁崇焕带给年轻皇帝的是光明，是希望的开始。

也许，从袁崇焕内心来讲，平辽五年并不完全是敷衍和欺骗皇帝，但他心里很清楚，就以大明朝当下的管理流程和官僚体系，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七月，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

且不论这段记载的历史真实性，起码它代表了当时袁崇焕最合理的心理状态，作为心理医生的袁崇焕给深度抑郁症的崇祯开了一副安慰剂，那就是，先把崇祯忽悠上他平辽的大船再说。

至于他的平辽方略和崇祯心目中期望的目标是不是一样，他并没有考虑。

在他心目中，崇祯是不懂军事战略的，完全不懂，否则也不至于自己汇报方案PPT上写的那么清楚还没看懂。

就像他自己在奏章之中说的（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这把不可能恢复全辽领土的意思写的再明白不过。

而崇祯想的并不一样，他要的是尽复辽土，没事不要被这帮土匪打到家门口抢劫游行，既不丢祖宗的人，老百姓也不挨抢，自己更可以把精力和财力都用在内政上，毕竟大明帝国这艘大船怎么看起来都是风雨飘摇。

崇祯不是军事家，他是个政治家，政治家任用军事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任问题，创业之初有多么的肝胆相照，后面撕破脸决裂的就有多彻底，所有在军事家行为中的兵行险招在政治家眼里都是在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为赌注，每想一次就汗流浃背一次加不寒而栗一次。

而军事家所有的独断专行在政治家眼里都是不受驾驭的背叛的开始。

袁崇焕的战略是守为正著，战为奇著，这跟范仲淹应对西夏的修城筑寨+屯田固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可惜的是，袁崇焕不是范仲淹，此时的大明也不是彼时的北宋。

袁崇焕杀毛文龙看似一个孤立的事件，造成的结果是牵制后金军老巢的皮岛军事力量的崩塌，三大部将投敌，原因不过是毛文龙这个老兵痞不听袁督师的话，而事实上是袁崇焕从战略眼光审视的不足到个人魅力统帅能力的不自信，杀伐果断是有的，从格局眼光到善后处理的能力都是严重缺失的。

（辽东巡抚阎鸣泰令袁崇焕去检阅新兵，核实虚伍。袁崇焕斩杀守备莫大功营内两名私雇顶替者，事后也未报告。孙承宗得知此事，质问缘由，袁崇焕只说自己奉巡抚之命，孙承宗怒责其“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袁崇焕只好顿首谢罪。）

看，在袁崇焕心目中用法专断是他军事行为的必要条件。孙承宗制约不了他，崇祯也一样，但是孙承宗能摆平心态，客观审视袁崇焕的忠奸，崇祯不能，崇祯只能根据时局来判断取舍。

擅自专断是袁崇焕一生的风格，自信是他的座右铭（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将后金军引至北京城下，意图以北京城的坚城利炮将皇太极一举而歼之就是他风格发挥的极致，这个时候他大概想起了于谦，可惜了，他也不是于谦，崇祯也不是朱祁钰。

这场赌局对局的貌似是袁崇焕，可押在牌桌上的却是崇祯和北京城。

崇祯不干了，袁崇焕忘记了，此时真正坐庄的并不是他，崇祯不会拿自己的全部身家性命去做赌注，他随时可以换掉眼前这个操盘手。

看结果，袁崇焕的自信很大一部分是对崇祯心理状态的不了解。

这一自以为是，就自以为是出了3543刀以及后世的各种演义和无穷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