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东大 | 抗战时期的中大人

八年抗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日子里，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曾有这样一群诚朴务实的师生，他们“从文从武，学工学农”，“或为国魂，或为栋梁”，在苦难中孕育出不屈的“中大精神”，坚定地告诉敌人：“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文心未泯，国魂不灭。不屈的“中大精神”体现在中大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他们用对家国道义的责任承担，树立理想与信念，丰富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来临之际，我们后继者尤当奋起学习，效仿先辈融中大精神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壮举，继续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向着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而奋发努力，为实现“中国梦”增砖添瓦！

一、保全文脉，弦歌不辍

正如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使命》所言，中央大学对于民族和国家尽之特殊责任在：“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中大内迁之意义正是要续存文脉，“为国家大学教育打算，为一未完全摧毁之完整大学打算，甚至为梳理一后方技术训练机关打算”。在全校师生及员工的努力下，中央大学的西迁有条不紊、极为彻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国立大学应有之实，成为战时高校内迁的成功典范。

1、马洗繁

马洗繁先生（1894～1945），河北昌黎人1894年7月30日出生于名宦世家幼聪颖好学，志向高远1913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参加“新中学会”，继而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深造，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理论，获硕士学位。1923年马洗繁先生学成回国后，倾其心血于我国教育业曾在北平创办艺文中学，担任朝阳大学、中国法政大学教授以及河北省训政学院院长1932年罗家伦先生出长国立中央大学，特聘马洗繁先生到校任教，兼政治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中央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所所长，历时十一载，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卓有贡献：致力将“政治学”导向“政治科学”，培养了上千名政经、法学硕士；扩展法学院系科结构，力揽各方名师；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京城濒危之际，不惜毁家纾难，倾力协助罗校长西迁中大，完整保存了国家“最高学府”。抗战胜利前夕，马洗繁先生终因国恨校难，心事淤结，身染重疾，于1945年4月25日因病辞世，享年五十一岁。

抗战伊始，国立中央大学为保全文脉国学、弦歌不辍，整体一次性千里西迁巴蜀的成功壮举，赢得海内外一片赞誉，在罗家伦校长主持决策指挥的四迁壮举中，马洗繁先生为罗校长倚为股肱。“七七”卢沟桥事变炮响，马洗繁先生即与罗家伦校长同上庐山参加应变“谈话会”，二人反复研讨战事前景和中央大学去向。当时校内校外议论纷纷，迁校还是不迁，远迁还是就就近，甚至有“最高学府迁校是动摇人心”的说法，马完全支持罗校长见解，认定抗日战争必定长期，学校必须远迁，最好迁往内地四川。罗校长遂将觅地迁校重任托付给马洗繁和吴干两位教授，委派二人前往重庆寻觅校址，落实迁校事宜。“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马、吴当天就果决离宁，溯江西上渝州，多方设法，经过月余艰巨工作，最终征得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刘湘同意，命重庆大学将嘉陵江边“自成小小格局”（马致罗校长电报中语）的山丘松林坡借予中大使用，唯一条件是抗战胜利后中大回迁南京时将一应房屋设施留下。地块得以落实罗家伦校长急电通知立即成立中央大学重庆办事处，处由马洗繁全面负责建校、迁校事宜。马吴遂在重庆奔忙不息，一面组织人手制订松林坡建校规划落实施工队伍，购置建筑材料；一面遵罗校长嘱托与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商洽如何支援中大将各种设备经由长江船运入川……每天深夜用电报电话与南京罗校长联系，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9月23日，罗校长才在南京拿到教育部的准迁令，当日电告重庆开工。马吴立即将一千七百余名施工人员组成十八个包工项目，昼夜赶工兴建。10月初，罗校长再派水利系系主任原素欣等携款前往重庆襄助建校工作。10月4日，罗校长给马先生的电报说：“设计监工事宜……一切须先请兄决定。”可供一千余名学生就读与食宿的校舍，以及教职员工（连同眷属约两千人以上）的生活用房，仅用四十二天便建成，堪称奇迹。10月26日罗校长飞抵重庆即赶到松林坡，所见情景令他大为感动连声说：“在建筑史上创了记录创了记录！”

11月初，除医学院另迁成都外，其他文、理、法、农、工、教育六个学院四十多个系科千余名由宁迁渝的莘莘学子便在松林坡新校址再续弦歌。抗战中迁往内地的大批高校里面，以中央大学迁校“筹划最周密，速度最快，保存最完整，随即迎来了中大在艰苦条件下发展壮大的新高潮。中央大学在重庆开学之际，罗家伦校长与马洗繁先生双手激情相握！他俩早在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相识，在反对北洋军阀斗争中相知，在中央大学的办学建设中相互倾情支持。当罗把西迁重任托付给马，马既有为国纾难的责任感，又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心，甫接指令，立即动身，全身心扑在迁校选址、规划设计、开工抢建松林坡校舍之上，别妻儿抛家舍心未旁骛（直到中大在松林坡开课以后，才托请中央大学武汉办事处王书林教授买到船票，使逃难中途滞留汉口已四个月的妻儿五人前往重庆），他自己却再也没有返回过南京，以至他留学美执教北平、南京，半生积累的学术资料、授课讲义、论文著作以及多年收藏的满架图书唐砚宋瓷、名家字画等心爱文物，悉数未得搬迁而尽损于日寇侵华兵燹，这也是马洗繁先生半生认真编撰讲义，奋笔著述多年，却未多见出版的根本原因。此情此义，甚教罗家伦校长牵情动容中央大学西迁告成之日，他感慨万千紧紧握着马先生双手说：“洗繁兄舍家纾难，为的就是这举校西迁呵……”他沙哑的喉咙哽咽了，眼里闪着泪光。

罗家伦在强势派系倾轧中离开了中央大学。1943年蒋介石竟自兼中大校长，马先生乃坚辞学校所有职务，离开了他曾为之呕心沥血十二载的学校。斯时抗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国恨乡忧，校难家愁，心事淤结，身染肺疾，终于不治，未满五十一岁即于1945年4月25日病故。灵柩出殡之日，浩浩送行队伍中八成俱是闻讯自动前来的中央大学师生员工，前导一对宽幅白布挽幛，上联“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下联“三千弟子，四壁图书”，足见逝者与学校情义之深！人群沿着通往沙坪坝的青石板路前行至嘉陵江畔石门旁，由中央大学安排停灵于最高巨岩顶上的拱形厝室，几近一人高的墓碑耸立墓室前，其上为书法大家于右任手书的“国民参政员马洗繁先生墓”―行遒劲大字。

（本文作者马伯伦系马洗繁先生之子，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雷远隆为中央大学法学院司法组40级校友，高级经济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