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说

一、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首先传统文化，是指文化的现在式或正在进行式，即从过去一直延绵至今的文化观念，那些曾经存在并依然存在的于今天的文化，才能称为“传统文化”。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创造出许许多多的文化，但并非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均可称为传统文化。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总是出于一种不断产生，又不断淘汰的过程中。那些具有重要价值，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得以积淀、保存和延续下来，成为后代文化主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反，那些曾经出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少文化现象，产生时虽然也流行一时，但只能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转眼即逝，这种文化只是一种历史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够存在于现在。

所以，我们所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指：

那些出现在我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宗教观念、艺术作品，但是仍对今天的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

当我们讲这些传统文化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做一番时间上的追溯，即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我们的文化踪迹和文化成果，研究和思考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从夏商周至春秋战国，从秦汉魏晋至宋元明清，探究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宗教、科技、教育、文学、艺术，以及中国古代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这些在历史上出现的观念形成的文化，构成了中华名族的传统文化。

然而上述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料和资源可谓汗牛充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也是不计其数，我们若仅仅是梳理一遍，那所需要的精力和时间都是不可承受之重，也不是本书的重点。因此我们仅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并以简约的方式予以阐述和分析。其主旨一方面当然是挖掘传统文化内涵与市场接轨，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利用的资源；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互联网的全球化商业体系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如何能因势利导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与世界文化接轨并在人民生活种注入新的活力。

1、人类迁徙并定居的线路形成了古代文明的差异

由于气候和生存环境等因素，古代智人在距今九万年至十万年前从东非开始向北迁徙，依次到达北非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中东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然后其中一支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欧洲（古希腊文明）、另一支向东又分为两支，其中一支沿着南亚大陆到达恒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和新几内亚及澳洲（那个时候海平面较低，新几内亚和澳洲与欧亚大陆相连），另一支则穿过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山脉，俗称欧亚大陆桥的通道，然后才抵达中国（古华夏文明），后来几万年里还有少数部族穿越白令海峡达到美洲。

古代人类迁徙图

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系列的迁移中逐渐形成的，而这些迁移到不同地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结构又逐渐演化为了不同区域、名族的文化特色。

2、地理环境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

1）西方文化特色：冒险、自由、平等、契约精神

东西方文化极具对立性，学界把西方文明称之为两希文明：希伯来和古希腊。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火种，而希伯来文明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础，所以是两希文明。

古希腊地处环地中海，土地贫瘠，地貌多山石。在3000年前，农业产量和极低的人口之间还算匹配，但是后来当地人口大量繁衍，粮食不足以供应，迫使希腊进入半农业半商业状态，把日常用品做得精巧，然后去埃及地区和两河流域粮食丰富的地方换取粮食，也就有了经商和创新精神。

经商是一个冒险活动，要跋山涉水，因此不可能拖家带口，然后独自或和几个合作伙伴冒险经商，由此缔造了冒险精神和自由精神，由于是商品等价交换，即使对方是异族，但是发生商品交换的时候彼此是平等的，所以又缔造了平等精神和契约精神，这几个精神恰恰是西方人的基因。

2）中国文化特色：集体协作和国家主义

古代文明的发源都是从采摘逐渐过渡到农耕和游牧，其中农耕文明一定是基于地理环境，比如古埃及基于尼罗河周期性的泛滥所带来肥沃的土地，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也是河流冲击而成的沃土，这两个地方是欧洲古代的粮仓，而亚洲则是印度的恒河与中国的黄河。

因此学界把中国文明又称之为两黄文明：黄河和黄土高原。当然这里有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土地更肥沃、水资源更丰富的长江流域并不是古代中过农耕文明的发源地？至少不是最早的发源地？那是因为在古代的长江流域，森林沼泽密布，那里的人根本不用去农耕，因为采摘就足够了，而且如此茂密的植被如果要开荒种地，可能需要比采摘付出更多的劳力，那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那又为啥是黄河流域呢？

这是因为黄土高原是地球几十万年形成的特殊环境，其土壤非常深厚且非常细腻，同时由于黄河的常年冲刷，将其黄土带到中下游形成淤积，就是今天的华北平原，这一块地方的植被本来就不多而且多为灌木，古人只要一把火就可以烧光，这叫“刀耕火种”，而且由于土壤细腻，那个时候用石器就可以犁田翻土、耕作生产，所以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

然而由于古代农业生产一旦开始满足人类基本生存条件，就会形成人口爆炸，但是土地资源不可再生，不足以支撑人口的迅速增长，就会大量饿死。人口爆涨后，土地资源不可再生，所有人只有集体协作，不敢有任何差池，因为有血缘关系，当时人际关系简单和谐，因此人类文明得以展开。所以，中国从很早开始就讲究集体协作、国家主义，而不会讲个人的自由。

3、影响人类文化的两个因素

从上所述，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外因息息相关，人类早期的生存只能面向自然，最需要抗争和挑战的是自然要素，人际处于血亲关系，简单而和谐，不构成生活中的挑战。因此，是外在因素、地理环境和生存结构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演化和分化。

当人类文明越来越发达，人际关系越来越败裂和复杂，自然对人类的文化影响就逐步减少，社会关系对文化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影响人类文化的两个因素：

其一是生存方式（由人类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而决定）；
其二是社会关系（由人类内部个体之间，或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而决定）。

然而这两者并非是割裂的，通常是最初的生存方式决定了社会关系，反过来社会关系也促进了更好地生存方式。

二、中国传统文化结构

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理解为现代中国人从古代开始一直秉持的一种“文化潜意识”，但这并非是中国人内心被压抑的心理状态，而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行为中可以看到，也可以在政治经济行为中找到，同时也呈现在中国文化历史过程里所展现出来 的一些规律。

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图

1、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仁”

在中国文化里，现实世界就是大家眼前的个人的世界，个人处世的方式就是能够养活以及安置自己的这个身，使个人不朽的方式也是用传宗接代来获得身体的延续，或者用立德、立言、立功的方式使自己在后世中获得心的不朽。因此，中国人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通过一个基本的“二人结构”来完成社会结构的，这就是所谓的“仁”。

”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边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人“下定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社会，被扩充为个人与组织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但在深层机构的意义上则基本没有变化。
中国人的这种相对性的“二人结构”，也是检验一个中国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中国人在社交场合喜欢问：“你工作在哪里？”“你结婚没有？”“你生孩子没有？”都是在确认对方是否已经具备了君臣、夫妻、父子这样的二人关系。在中国，一个人哪怕已经三十几岁，只要是没有结婚，就会被当作不成熟的个体，被当作没有长大的半成人来对待，而结了婚又没有小孩的，则又会被有小孩的当作未成熟的个体来对待。相对的，在中国没有具备“二人关系”的个人，都被认为是一种可怜、失败、不能自理的状态，大凡是描述“一人”的词，多是贬意的，如：“孤独”、“孤单”、“孤立”、“形单影只”等。

中国文化中的“仁“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心意相通，以心换心，处处以对方为重。孔子最早提出”仁、义、礼“，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礼所生焉。” 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孟子将孔子的学说延伸为“仁、义、礼、智”，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智在孟子看来并非是理性之智慧，而是对人际中的是非曲直有一个了然于胸，这还是在关系的范畴中考虑。到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而这个信，即人言也，个人的信用全在他人的言辞。

当“仁”这个关系的处理方式，从内心的“义”开始逐渐发展到“信”这个阶段，基本可以确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是由这些关系与角色来“定义”自我，而不是由自我去“定义”这些外部的关系与角色。
综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建立“仁”的基础上，那么大部分文化创意内容也离不开“仁”这个概念，在很多故事和传说中，哪怕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在中国人眼中也要兼顾儿女情长乃至父母孝道，只有这样的人才算是完美的人。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与“心”

与西方或其他文化不同，中国人把个人看作是一个“身”，也就是一个身体，对于中国人来说，身体比心灵或是灵魂都更加重要，所以中国人特别注重养身。中国人的语言当中对个人的描述也充满了这样的概念，比如，描述自我的，便可称为“自身”、“本身”；讲一个人的所拥有的，叫“身家”；说一个人的来历，叫做“出身”；若某一个人改变了自己命运，那就是“翻身”，而对中国人来说生活最大的主题，就是保存这个身，所以是“明哲保身”等等。

中国人对于人的理解，只是“身”，而“推己及人”的活动方式才成为“心”，因此被种种关系所牵绊的“心”，其主要活动还是去照顾对方的“身”。在中国文化来说，个体的“人”其实是一个没有精神属性的“身”，而“情”则是必须毫无保留地在别人“身”上完成的项目，因此“情”在中国人来看并非是发自内心的需求满足或不满足的表现，而是由“二人关系”中对方所造成的。所以，中国人的“身”是静态的，其“情”也是不能自主的，必须由人伦与集体关系去定义、组织与完成。

中国人也有心理活动，但是中国人的心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的，而是用于关照他人。上一辈的中国人总会教导年轻人“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中国人讲与“心”有关的词，总与他人有关，如“关心”、“伤心”、“寒心”、“操心”等。中国人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合和”性，认为只有自己先关心了他人，他人才会关心自己，于是在不太熟悉的人相见的时候，先要将自己的“心”作用于他人身体之上，然后别人才会将他的“心”交给你，作用于你的“身”之上，双方“交心”之后，于是都“安心”，这样就变成了自己人。

虽然中国人强调“心”的作用，但与西方的观点实际上是相差甚远的，将中国文化中的“心学”当作唯心主义去批判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概念的误解。在中国文化中所论及的“心”其实是一种人伦感情上的作用，其涵盖了Heart与Mind，同时还带有道德上的评判作用，即王阳明所探究的所谓“良心“或”良知“。而西方文化中，“良知”是属于判断与意志范畴中的事情，这种良知是以“自我意志”为基础的道德判断，通常来说是自我的原则与标准。而中国人的良知则是感情化的产物，就连意志也是感情化的，所以在中国文化来说，自己必须在“仁”的关系中“以心换心”，否则就没有了“良心“。

如果说中国文化中单个人的“身”必须在“仁”的关系前提下，由彼此关照的“心”的活动去相互支持，那一盘散沙的“天下”就必须由士大夫阶级的“志”来凝聚，而所谓“志”就是“士”的“心”，因此老百姓的“心”只及其家，士大夫的“心”则兼济天下。

3、天人合一

在世间流行的文化中，形而上的“天”总是对于世间的一个投射，比如西方的上帝，就是个人灵魂所投射的对象，而这个原理是超越世间的，因此个人可以从世间抽离终于有可能去面对上帝的审判，这给了世间的人们一个出离的可能性。然而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思想来说“天“却是世俗关系中展现的，是将“天、地、人”都视同这个世界系统内在的组成因子，因此这个“天“并非是造物主所造也不是造物主本身。这个连天都包括在内的世界系统，其实可以说是造物主与受造物两者混同的状态，一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造化“，所以有“造化弄人”之说，但这里的造化不是注定了的宿命观，而是视为各种因缘和合的要素之流变。

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宗教大多会认为“天”与“人”之间有一道不可以逾越的鸿沟，人虽然可以修炼向上，但是永远不能达到神的地位，唯有中国文化的天道观主张“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又是将“天道”拉下来符合人道，所以中国人尊崇“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的教化。而孔子也说过：“未知生，焉知死” ，亦是将生命的意义全部集中到这个人世间的活动上。

因此，中国文化的天道其实就是人道，是人间理想化了的和谐关系的映照，其大意是如果人间能够保持和谐，就是符合天道，否则就是天道失常，因此人具有参天化育之功。而如何一个“参”法呢？那就是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方式，泯灭个体自我的疆界，要“克己复礼谓之仁”，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做到“杀生成仁”，让自己的七情六欲都疏导融入到各种“仁”的关系中，以获得中和融化的效果，达到持续和谐的状态。

在中国有五十知“天命”的说法，这里说的天命并非是上天赋予的使命，而是了解明白自己在人伦秩序中轮流扮演“幼辈”、“长辈”的角色，并且在人间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后，将其当作天赋命运一般地安守。

4、围绕“养”与“教”建立的世俗目标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目标归根到底是一个“养”字，绝大多数人几乎将所有时间都放到养自己、养老婆、养双亲、养孩子的方面。在中国人眼里普天之下“皆有所养”就是大同世界，让人人皆有一口饭吃，就会使天下太平。因此古代士大夫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的这个平天下，其实是理想中平均天下的意思。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对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来说，这种“大同”和“太平”的境界已经是最理想的方案了。所以在中国人眼中，任何能够使老百姓“皆有所养”的领导或政府就是好的。《孟子》一书大半部都是在讲“仁政”，而其中最主要的也就是民生的问题。在中国，古往今来任何朝代或任何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其归根结底都是要能够把握住民生，为民谋福利。

因此，无论是社会的行动或者国家的主旨，其目的都是尽量做到使人人“有一口饭吃”，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都是要将社会资源的分配再平均化，而国家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民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皆有所养”的理念还不尽存在于世间，甚至是形而上的宇宙思想也是一样，比如“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有化育之恩”，认为整个宇宙世界对人类也有父母一般的养育之恩。

在此“养”的基础上，还有一个世俗所开展的事项，那就是“教”。教的主体其中之一是国家对于社会民众来说的，这种教的特征是“镇止民心使之少知寡欲而不乱”，而另一个教的主体则是上一代对下一代来说的，这种教的特征是伦常观念，其内容不外乎是如何做一个好人，训练下一代如何更好地保护这种种的关系。

总之在“教”方面，无论是政府教化社会子民，还是上一代教育下一代，都不是由孩子去自主“发展”，而是规定固定的模式让孩子去走，中国家长最担心孩子“动”，因为“动”和“乱”相联系，所以，中国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防止社会的“动”与“乱”，而这就是通过“教”与“养”来实现。

5、民以食为天

食，在中国日常生活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般人见面打招呼也总是问“吃了没有？”朋友在一起，就要请客吃饭，遇到红白喜事，也借机大吃一顿，甚至拜祖宗、祭鬼神、供菩萨、清明扫墓也都少不了用食物。这其实都可以解释为中国人对身体最直接最简易的一种关心。

中国人还发展出一套与“吃”有关的，用于描述人际关系的语言。没有交往的人，是“生”人，不能“吃”；相互有交情的人，是“熟”人，可以彼此依赖；在人群里是不是好过，称之为“吃得开”或是“吃不开”；对于看不惯的人，叫做“不吃他那一套”；对于不好相处的人，称之为“孤寒”、“冷淡”，都有艰涩难“吃”之意。

“吃”，还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社交拓展创造了一个契机，中国人为了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好感，必先要请客吃饭，客人吃过之后，便是领了情，双方一交心，就成了自己人。而西方人往往不管这些，吃便吃了，情还是不领的，并且西方人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好意，害怕对方利用卖人情从而达到对自己的控制。

民以食为天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民生观，其实，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文化下面的人民都必须有食物才能生存，但并不是所有文化对“食”都抱持同样的态度，在西方社会对饮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他们对于饮食的态度好像是给自己添加燃料，以便让自己这部机器能够持续运行，去做自我的发展，完成自我的目标，因此在他们来说“食物”是为了生存，然而中国人”有一口饭吃”的理念，却个人一种感觉，仿佛生存的所有意义是为了“食物”。

6、儒、道哲学的中心思想

世界上的文化精神在宗教或哲学层面，无疑都是在追求灵魂的救赎或不朽。然而在中国文化里基本上没有来世和灵魂不朽的观念，而不朽的观念主要就表现在道家对肉体长生不老的追求，以及儒家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男女生育上来讲，当然还有用“立德、立言、立功”的方式来使自己不朽，亦于后世的社会去瞻仰。

儒家思想是将自然世界精神化，将“天“与”地“都人情化，并且把”天理“或”道“当作一种仁爱的原理，成为人间伦常关系与集体关系的范本。同时儒家还通过文化活动的规范化来圈定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礼”和“乐”的作用。

《礼记》乐记中有说“仁近于乐”，亦即是说，文化活动也可以像二人对应关系中的“仁”一样，透过“感物而后通”的音乐、诗歌等艺术形式来克服人我的界限，因此也必须用它来为促进社群关系的和合性这个目的服务。然而这种感通也可能会失去控制，比如追求物欲、泯灭尊卑长幼内外的秩序等等，从而导致乱，所谓“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者。”所以，还要用“礼”教来加以节制，使这种通感纳入合情合理的范畴。在儒家思想里，乐是一种使人“合”的动力，而“礼”则是将这股动力纳入尊卑等级与亲疏层次的伦常序列中，以保证这种“合”的合理性，而不是乱合，如此才能保障社会控制的顺利进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当然除了礼乐之外，儒家思想还结合了促使人们行为一致的“政”以及惩罚异动者的“刑”，所以说：“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总体来说儒家思想的整个系统是治世的总纲。所以才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中国道家的思想是落实在“身体化”的哲学，把自然看成是一种精神原理，不再是物理上的自然，而是神秘化了的自然。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持”这样一个自存在之道的化身，足以为“保身”和“养身”之士所效仿。因此这个“自然”逐成为飘逸隐士可以寄托情怀的场所，也是被人伦所窒息的个体可以获得有限度的自我舒展的空间，并成为中国人审美灵感的源泉——比如山水、木石、虫鸟等事物，同时道家那种身体化的不朽观念，即追求肉体的长生不老，能获长生的仙人，也不是在世间之外，而是在海外仙山，仙岛或者是某个神仙居所比如天庭之类管辖。

道家的长生以及成仙，依然是与世俗并行的延续，只不过是很长的时间以至于无限的延申，但归根结底并没有彻底的出世。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道家也是在世俗中发挥着调节人与社会关系的作用，与儒家思想的“仁”并不相违背。

这里请读者注意：上面谈的是现实文化流行中狭义的儒家和道家思想，是后来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演变而成的现世文化属性，如果直探先秦时期的孔孟思想以及老子的《道德经》及其内涵，那在学术界又有更深澈的指示，不在本文的研讨范围之内。

7、两次“外来文化“的融合

上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个过滤网，使其他的外来文化能够进行筛选后通过其中，并最后能够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文化入侵或者说融合，第一次是从两汉之际（公元世纪初）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的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佛教文化与世界上其他宗教截然不同的是其并不承认一个万能的上帝或造物主，而只承认世间以因缘和合的方式而存在，因此佛教本质其实是无神论，其理论体系至今仍是与科学极为相近的一门宗教。

另外佛教文化的世界观补充了中国古代文化重社会人伦，而少现实世界说明的缺失，同时佛教的因明学说，还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逻辑思维方式，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无论是先秦诸子百家，还是黄老之说，多半是表意的主张，很少有逻辑的推论。是两汉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化中才逐渐出现了逻辑推论的相应体系。最后佛教的传入还推动了中国各个艺术领域的发展，比如中文字的声韵学、雕刻绘画工匠以及系统的医学等等，这在后面的篇章中再详细讨论。

然而佛教的核心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一致，主要体现在佛教的出世文化，比如轮回和投胎的观念，在印度这些观念是与跳出六道轮回获得究竟的出世解脱信仰相结合的，但是这个信仰落到中国民间以后，透过中国文化结构的过滤器，与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相结合，逐渐变成了维护社会关系的一种机制，即做人的报应观念：做好人的话，就可以将现实的贫贱之身，转化为来世的富贵之身；做坏人的话，就会得到相反的报应，甚至沦落为禽兽之身。事实上所谓的胎，还是肉体，与究竟的精神解脱还相差甚远，这种解释的意义还是为了能够治世。

第二次形而上的外来文化，是对马列主义的全盘接受，然而根据中国特色的解释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也还是透过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过滤器，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接轨。从奉行马列主义的原旨，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架构分析，后来演变转换为“四项基本原则”，如今在社会基层里的认识已经就只剩下“爱国主义”这一项了，这还是为了在行为上要求大家保持一致，以便维护安定团结的稳定。

展望未来，中国文化将以“中国特色”的方式与世界文明相融合，但还是会保持往昔的荣光，特别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稳固的社会关系和政治体制，将依然凝聚这个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的人民，以其勤劳与智慧，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