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太聪明了而失掉了智慧
接上文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契合这一真理肯定了这一点：没有恰当的感觉器官就什么都感知不到，没有恰当的理解器官，就什么都理解不了。
如前所述，在无机物层次，人的主要识别工具就是五种感官。另外还有大量精巧的器具可以辅助和扩展这五种感官。可它们能够看到可见的世界，却看不到事物的“内在”，也看不到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这些基本的能力。
谁能看到，听到，触摸，品尝或闻到生命本身呢？生命没有形状，颜色，特定的声音，纹理，味道或气味。可因为我们是能够识别出“生命”的，所以我们一定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理解器官，这个器官与外部感官相比，更内在，更高级。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器官等同于我们内在的生命，等同于我们具体的种种下意识；植物般的处理进程和感觉，它主要位于太阳神经丛。
同样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意识”直接识别出“意识”。我们的意识主要位于头部。我们还能用自己的“自我意识”识别出“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既是在象征意义上，也是在可以通过切身体验证实的意义上，位于心脏区域——人最内在也“最高级”的中枢。（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不能从别人那里辨别出这种能力，因此只把人当做“高等动物”而已。）
因此不得不说“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手段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是他拥有的一切，是他的鲜活的躯体，他的头脑和他那具有自我意识能力的灵。”
自笛卡尔以来，我们倾向于相信：我们完全是通过以头部为中心的思考得知自身存在的，我思故我在。但每个手工艺人都知道——他的认知能力不仅包括头脑的思考，还包括身体的智能。比如他的指尖知道的事，他的思维一无所知。正如帕斯卡所说，“心有其种种理由，而理性对这些理由一无所知。”
人有许多识别手段的说法，或许是一种误导，因为事实上人本身就是一种手段。如果人相信唯一值得拥有的资料就是他通过五种感官获得的那些，而且是所谓“资料处理单元”——大脑在处理的那些资料，那他的认知就会限定在一种存在层次里了。他的五种感官与这个层次是契合的，这种层次主要还是无生命物质的层次。
英国天文学家阿瑟·爱丁顿爵士说过：“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对宇宙的全部认识都可以只通过视觉获得——实际上可以通过最简单的、不能分辨色彩的、非立体的视觉形式获得。”倘若这句话是真的，倘若我们对宇宙的科学认知是只利用视觉获得的成果，只运用了“一只色盲的眼睛”而已，那我们就不能指望如此获取的图景，能给出比一个抽象、毫无意义，贫瘠的机械系统更丰富的内容。
契合这一真理教导我们：限制运用多种识别手段，难免会让现实变得狭隘和贫瘠， 由此引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当然谁也不想得到这样一种结果，那又该如何解释这样的狭隘是如何产生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再次提到现代发展之父——笛卡儿。他并不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他说：“真正的原则可以让我们据以获得最高等的智慧，并且包含了人类生活至高无上的善。它们都被我写进了这本书里，今为止，人已经有了太多的见解；他从未获得过对任何事物确凿的认识，但现在人类进入了成年期，变成了自己的主人，能够将一切调整到理性的水平。”
于是笛卡儿声称要为一种令人赞叹的科学奠定基础，这种科学是“以最容易领会、最简单、能用最直接的方式呈现的思想”为基础建立的。最终发现，最容易领会，最简单，能用直接的方式正是阿瑟·爱丁顿爵士阐明过的测量仪器上的“指针读数”。
仅限于单只色盲眼睛获取的视觉，是人的识别手段中最低级，最外在，最肤浅的手段。每个正常人都能获得，计算的能力也是如此。毋庸讳言，要理解这些感官资料的重要性，离不开某些更高级的，因而也更少见的思维能力。等重点在于一旦提出了一个理论，也许提出者是个天才——只要肯花一些功夫，任何人都能对它进行“验证”。因此可以从指针读书上获取的知识，就变成了公共知识，任何人都能学会它们。它们准确，不容置疑，易于核实，易于交流，更重要的是不会被任何观察者的主观性所玷污。
前面说过要获得没有掺杂观察者头脑中任何想法，修正或变动的纯粹事实，往往是很难的。但是头脑能往单只色盲的眼睛获得的指针读数上增添些什么呢？它又能在计算上增添些什么呢？如果将我们限定在这种模式的观察中，我们的确能够排除主观性，获得客观性。但一重限制会招致另一重限制。
我们获得了客观性，却未能获得将客观视为一个整体的认识。我们动用了这些手段，只获得了最低等，最肤浅的，片面的认识。而令人觉得客体有趣，有意义，重要的所有内容，我们都没能把握住。无关乎通过这种观察方法获得的世界图景，是“令人反感的一片荒芜”。在这片荒原中，人只是一个离奇的宇宙世界，没有任何重要价值。
笛卡儿写道：
只有数学家们发现了无可置疑的证据……我很确信我必须从他们考虑过的相同事物着手……几何学家为了证实其最困难的证明，关于采用的有简洁明了的理性分析组成的长长链条，让我有理由相信，所有事物都会以同样的方式逐一被人们所认识……不可能有什么事物太过遥远以至无法接近，或者太过隐蔽，以致无法被发现。
显然笛卡儿所梦想的这个世界的数学模型能够处理的，只有能用相互关联的数量来表达的数据。同样明显的是些数量因素只在最低的存在层次里是至关重要的，而越是在存在之链的高处，量的重要性就越发减弱， 质的重要性则越发增加。建立量化数学模型的代价就是牺牲了质的因素，可是质恰恰是最重要的。
西方人的兴趣经历了这样的变化：由“可能从最崇高的事物中获得的最微妙的知识”，到相对无足轻重的事物的精确数学认识——“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知识更诱人和有用”。这一变化标志着科学由“理解的科学”到“操纵的科学”的转化。
前者的目的是发人的心智，让人获得解放；后者的目的则是获得力量。弗朗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而笛卡儿还曾许诺，要让人成为大自然的主宰和主人，甚至在后来的发展中，“操纵的科学”险些难以避免的从自然的操纵发展为对人的操纵。
“理解的科学”常常被称作“智慧”。而科学这个名字被保留了下来，即这里所说的“操纵的科学”。奥古斯丁等人做出了这样的区分，艾蒂安·吉尔松将其见解重述如下：
两者区分开来的真正原因，源于其研究目标的性质。智慧的目标能通过浅显易懂的说理，让人不做任何恶行。然而科学的目标常常处于为贪心所俘获的危险境地，因为它只注重实利。因此我们可以对科学做出两种安排，全看它是服膺于欲望，只把自己当做自己的目的；还是服膺于智慧，被人引导，趋向至高无上的善。
这些观点至关重要，当“操纵的科学”服膺于智慧，即“理解的科学”时，科学就是最有价值的工具，不会造成任何损害。但如果人们不再对追求智慧感兴趣，智慧随之消失的话，可许就不会如此服服帖帖了。这正是迪卡儿之后的西方思想史。古老的科学，即“智慧”或“理解的科学”首先趋向于“至高无上的善”，或真善美，这种学问能够带来幸福和救赎。
新科学主要趋向于物质实力，而这一倾向竟发展到了如此地步：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提高被人广泛当做第一要务，也成为科研经费的主要支出理由。古老的科学将大自然看成是上帝的作品和人类之母，而新科学倾向于将它视为有待征服的对手或有待开采的矿上。
但它们最大也最有影响的区别，在于科学对人的态度。“理解的科学”认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是光荣的造物。因此“负责，掌管”世界，因为这是高贵者的义务。而“操纵的科学”不可避免地将人只看成是进化的偶然产物、高等动物、社会化的动物、研究对象。可以用研究世间其他现象同样的方法，“客观地”来研究。
智慧这种知识，只能靠头脑中最高等，最高贵的能力来运用。“操纵的科学”则相反，这种知识除了严重残障人士，人人都能运用，主要就是指针读数和计算，无需理解公式为什么成立，只要知道公式的确管用，就足以实现和应用操纵的目的了。因此这种知识是公共化的，是用普遍有效的词汇来描述的，这样一来，只要正确地描述出来，所有人都能看得明白。这种知识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实用性，在更高的存在层次的知识那里是找不到的，因为它并不是用人人都能掌握的词汇来表达的。据说只有能经受公众不断检验或可证伪的知识，才能称得上是科学的，客观的。这些术语被严重的滥用，因为所有知识都是主观的。原因是知识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里，而无法存在于别的地方。将知识划分为科学的和不科学的，这一做法很不严谨，对于知识唯一有效的问题应该是它的真假。
理解的科学或智慧从西方文化中渐渐消失，把迅速积累且积累速度还在不断加快的操纵的知识，变成了最严重的威胁。“我们如今已经变得太过聪明，又同时处在没有智慧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很难幸免于难了”我们的聪明劲儿再这样发展下去，绝不是什么好事，人对操纵的科学所抱的稳步增长的兴趣，至少带来了三种十分严重的后果：
首先，没有对人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善与恶？以及，什么是人的绝对权利和义务？这类问题的持续研究。文明必然会深深地陷入痛苦、绝望和欠缺自由的境地。不论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多高，或者延长寿命的健康服务有多么成功，人们都会渐渐地失去健康和幸福。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
其次，将科学的努力系统化的局限于世界最外在、最物质化的层面，导致这个世界显得如此空虚，没有意义。就连那些看出理解的科学价值和必要性的人，也无法逃避呈现给他们的那幅据说是科学的图景那般催眠的力量，已然失去了请教人类的智慧传统，并从中受益的勇气和意向。
自科学研究取得成果以来，科学以其系统化的局限和对更高层次的全然无视作为基础，未能发现任何更高层次存在的证据，结果却导致信仰非但没有被当做引导智力理解更高层次的向导，反而被看作是反对和排斥智力的，婴儿遭到了排斥，且愈演愈烈，因而所有的回头路都被堵死了。
最后，人不再使用高等能力，无法创造智慧的知识，以致它们变得萎缩，甚至干脆消失了。结果需要由社会或个人来解决的所有问题都变得无从解决，人们更加疯狂的努力工作，但没有解决或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尽管财富也许还在增长，但人的精神质量却下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