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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曾国藩日记一百一十九【717】2024-3-7

2024-03-06  本文已影响0人  张东日记

读曾国藩日记一百一十九【717】2024-3-7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陈虎臣来,语次,余为不怿,大作声色斥之。旋与鲁秋航围棋一局。见客,立见者一次,坐见者二次。陶继曾,江西知县,宋其祖凫芗先生《诗集》一部。又两淮运司寄到康伯山著述一部。康名法详,泰州人,著有《诗集》、《诗恬》、《三国志补义》等书,翻阅时许。中饭后又阅康、陶两家之书,见客一次。申刻阅本日文件极多,将《欧阳氏姑妇家传》写毕,至幕府一谈。夜核批札稿。

二更后温韩文数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气,如列子之御风,不在义理字句间也。

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十六日

文章全在行气

曾氏工作了一整天:见客、读别人送的诗文集、批阅文件、核批札稿。从早到晚,没有停歇,唯一的休息,是与幕僚下了一局围棋。一天的事情了结后,又在晚上温习韩愈的文章。曾氏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为读书声如金石,飘飘意远。看来,他夜晚的重温韩文,既有读书求学的一面,也有自娱自乐的一面。

然就在这样一种心情下,曾氏温韩文亦有所得,那就是他从中领悟到古人为文不可企及全在于行气,并不在于其道理之高超与字句之斟酌。将曾氏的这两句话展开来说,即古人散文中江督那些道理固然很好,但我们今人也可以琢磨得出,其中的字句固然珠圆玉润,但我们努力去做也可以做得到,只是它的那种如列子御风般的浩荡旺盛、奔涌万里的胸健气势,却是今人不可能达到的。

这里传递两个信息,一是曾氏对古文研究的探骊之得,二是曾氏极重视文章的气势。曾氏常说他于古文的路径已探索到了,这里说到的“行气”应是其中之一。正因为重视行气,所以曾氏自己为文时很是讲究行之运用,从而培植了自己的独特文风。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特别指出曾氏“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异军突起而自成一派”,对曾氏为文的行气,作了很高的肯定。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见客,坐见者四次,立见者一次。围棋一局。阅《说文》十叶,核科房批稿,又坐见者一次。午正请客,蒋于良等,申初散。莫子偲来一坐,阅本日文件。旋又见客,坐见者二次。说话太多,疲乏之至。傍夕小睡。夜又见首府一次。 

阅《经世文编》十余首,将选入“鸣原堂”,无称意者。二更后温韩文数首,朗诵,若有所得。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追。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左:

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

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三经》,张韩互见。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杨之华。

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悠独咀含,不求共晓。

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亢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造: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同治四年(1865)正月二十二日

古文之八种美境

姚鼐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先提出文章有阳刚美与阴柔美之分的概念。他说:“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之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悠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二如寥廊。”

曾氏很赞成姚鼐这种美学观点,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他认为,具备雄、直、怪、丽特色的文章可视为阳刚之美的境界,而有茹、远、洁、适特色的文章则可视为阴柔之美的境界。在本日的日记中,曾氏仿效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形式,分别以四句话为这八个字作了阐述。笔者(唐浩明先生)尝试以现代语言来表述曾氏的阐述。

雄:忽然间变得一派轩昂,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常态,气势跌宕起伏音韵抑扬顿挫,抚摸之际锋芒刺手。

直:如同黄河虽有千百处湾流,但至上而下、由此致远气势直奔大海;如同山势忽看像蛟龙腾跃,然而它的转换之处却无迹可寻。

怪:奇趣横生,人鬼惊骇:如同《易经》《庄子》《老子》《山海经》中的玄远奇特,这种奇特在张华、韩愈的作品中也时常出现。

丽:如同春天里的大草泽,千万朵花刚刚开放 《诗经》《离骚》的闪亮韵致,班固、扬雄的耀眼才华。

茹:宏富的义理蕴含在文章中,直接表述出来的部分少,更多的则需要静静地去咀嚼回味,它不追求晓畅明了,一览无余。

远:如同从九天之上俯视地面上细小蚊虫的聚会,如同日日夜夜思念周公孔子,使自己变得不合群。

洁:重复的内容,陈旧的句子,相似的词语,全部去掉;谨慎地对待批评褒贬,上天与旁人都在注视着。

适:内心与外务,两方面都悠闲,不去钻研,也不去贪求,如同柳宗元的记叙小品与欧阳修的序跋,因为它们之中有丰厚的内涵,故而能从容自如。

曾氏模仿司空图,以四句话将一个字(或一个特点)展开阐述,当然把其中的意思说得更为明朗通透了。但如果与司空图想比,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曾氏的这些话,无论在文字的准确方面,还是在意境的开阔方面都与司空图有距离,尤其是缺乏《二十四诗品》中诸如“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那样的佳句。这固然是曾氏军政事务繁忙,没有太多功夫去仔细琢磨;另一方面,笔者(唐浩明先生)这种属于文学理论上的造诣,是需要专门才华的,曾氏也可能并无此种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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