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王安忆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经历，而这种经历对以后的生活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对普通人来说，人生经历不过是对逝去生活的一种带有私密性质的个人回忆。但对于一个作家，他以往的经历会或多或少的从他的作品中展现出来，既让读者了解自己的所思所想，也让更多的人可以深入探索这些经历所发生的时代的特征。古往今来，这样的作家数不胜数。我们通过杜甫的诗作了解了唐朝由极盛走向衰败的悲哀，从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中听到了旧上海的碎言碎语，也从雨果笔下的文字中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和无奈。而今天当代女作家王安忆的文字也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当年的特殊经历对她今后文学创作的影响。

特殊的家庭背景及母亲对其创作的影响

王安忆塑造的诸多人物角色中最让人影响深刻的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少女。这些少女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性格以及人生经历的体现。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出生于工商业主大家庭，后期因家道中落，幼年丧母，父亲失踪，只能跟着祖母做手工换钱讨生活，少年时代接受了一些教育。后来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干部。所以，她的内心充满了对党和新中国的感激，但曾经的家族历史却成为她内心的深深的难以忘怀的伤疤。但这仅仅是上一辈的怀念而已，当时还不懂事的王安忆又怎么能体会到母亲心中的那种伤痛。于是历史印记和生活现状让王安忆萌生出一种迷茫和困惑，而这种不知所措则体现在她笔下那些少女，雯雯、富萍、王琦瑶......的身上。

另一方面由于王安忆的母亲经常干涉女儿的兴趣爱好和日常生活，导致母女二人的关系非常紧张。所以，当时正值青春期的王安忆变得格外叛逆，并在十七岁那年，满怀理想的加入上山下乡的浪潮，全然不顾母亲的反对。她以此来证明自己摆脱母亲的束缚。《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孤独、叛逆、敏感，面对不公平的生活仍然以德报怨；《米妮》中的米妮，一个叛逆有个性的下乡知青在爱的迷途中盲目追逐；《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年轻、漂亮、聪明的大学生，却没有禁住外来文化的诱惑，成为阶下囚；《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明明可以安稳生活如平常女子，却选择走截然相反的道路，飘荡一生。作者塑造的这些不安于现状、内心孤独、敏感的人物，不能不说是她本身性格的写照。

文革、知青生活以及文工团的影响

文革作为那个时代的惊天地，泣鬼神事件，在每个作家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无法挽救的烙印。王安忆生活在那时代不可避免的卷入了上山下乡的巨浪。虽然王安忆当知青的时间仅有两年，但知青生活对她的影响并未终结。这种难以忘怀的影响体现在她的大部分作品中。80年代，王安忆以知青故事为主要题材，创作的都是抒发自身苦难情感的小说，到90年代，她开始逐渐淡化自我形象，淡化文革的历史想象。在小说《流逝》中“文革”已经淡化为背景，而知青生活也选择了另一个切入点。很多作家选择描写贫苦人家孩子的知青生活，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的大儿子一乐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而王安忆却选择另辟蹊径，从资产阶级家庭如何应付上山下乡这方面展开。在长篇小说《长恨歌》中，文革被一笔带过、不置可否。“文革”中的血腥残酷，作者仅仅以一个程先生的自杀来表现。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浅显的认为，那就太辜负作者的一番苦心了。文革的影响既然如此之大，那么它对王安忆的影响又岂止是一个书生的死亡呢？那对王安忆来说是一个原本完整的时代的坍塌和破损，是一个畸形社会的洋洋得意，要不然女主人公王琦瑶—一个集大上海繁华与消逝与一身的奇女子又怎么会死于非命？而王琦瑶之女薇薇的异化，我们又该作何解释，难道不是文革带来的惨痛的打击造成的吗？王安忆没有明确对文革的态度，但却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变化和命运走向来有力的批判文革。

王安忆结束了两年的知青生活之后并没有马上回到城市工作，而是考进了地方的文工团拉了6年的大提琴。这把大提琴之后出现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只不过大提琴的主人从女生变成了男生。“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都集中描写了文工团的生活。其中《荒山之恋》描写了一个生长于封建色彩浓厚的家庭,孤单而怯懦,体会不到真正的母爱并与金谷巷女儿展开一场较量式婚姻的大提琴男人，同样也是作者的记忆的表现。

上海回忆

王安忆相对于莫言、路遥等农村作家来说可是地地道道的城市作家。王安忆幼年时就跟随父亲来到上海，而且是在旧上海的市中心——淮海路长大，即便是屡次搬家，所住之处仍然是旧上海昔日的繁华之地，周围也都住着旧时的贵族太太和名媛小姐。这些人在往后的日子里，成了上海变动的遗民，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衰败和骄傲，始终影响着王安忆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建立和变化，可以这么说王安忆是目睹上海由盛走向衰的全过程的。幼年时候的她经历了繁花似锦，后来见证了百业待废，又卷入革命的浪潮。上海这个城市的寥落和荒凉被她一览无余。

小说《长恨歌》的开头，用了整整一章来描写旧上海那独特的市民社会，它写着，“上海的精灵鸽子，他们在密密匝匝的屋顶上盘旋，就好像在废墟的瓦砾堆上盘旋，有点劫后余生的味道，最后的活物似的。养出了千千万万个上海小姐王琦瑶。王琦瑶总是闭月羞花的，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王琦瑶是追随潮流的，不落伍也不超前，是成群结队的摩登。”不得不说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摩登的民国气息，就像是当年周旋唱的一曲夜来香。初期的大家闺秀王琦瑶在我看来正是当时上海这个城市的小小缩影。荡荡悠悠行走在路上的电车，浪漫、时髦的浪漫电影，所有王琦瑶尝试过的东西都代表着昔日大上海的繁华。我相信如果没有对上海有如此美好记忆的人是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就像是居住在热闹十字路口的高楼上的张爱玲居高临下看穿一切却始终不能了解在小巷子里猖狂的流言蜚语。而后期上海脱掉了臃肿的古典外衣，走进新时代，王安忆回来了，但她并没有待在少女的闺阁，而是住进聚满了上海最如花似玉的女人的爱丽丝公寓以及充斥着留言碎语的弄堂——平安里。王琦瑶这样的女人终究是会变的，她有野心，有美貌，也有常人难及的聪慧，这样的人怎么会甘心随随便便嫁一个男人。上海不也是这样吗，时尚和典雅并存的上海也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对目睹了旧上海风貌的王安忆来说，现在的上海早已将旧时的风光侵蚀地千疮百孔。

王琦瑶从一开始就选择成为鸟笼里的金丝雀，丝毫不给自己回头的机会，而小说《富萍》中的富萍却不能忍受这种被囚禁的感觉。如果说《长恨歌》中有作者对上海变化的无奈，那么《富萍》则表明了作者面对这种变化时的态度。

而作者对城市发展的态度就体现在梅家桥这个地方。梅家桥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孙子”所处的那种地地道道的农村，因为这里的人已经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场所。它处于城市的边缘和底层，一直不尴不尬的存在着。

王安忆身上的城市气质和她知青经历下的乡土气质发生矛盾，这里面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也就是她既想离开农村，她不能忍受农村的那种粗鄙、荒蛮和保守，但却在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后又时刻想要回去，躲避城市文明追求农村安静、朴实文化。。

于是我们就能看到《富萍》中出现的从淮海路到闸北棚区再到梅家桥的良苦用心。富萍最后选择留在梅家桥，这个作者眼里代表着本真、朴实的理想家园，并与这家虽身陷残疾，但仍然对生活抱有坚定希望的儿子成为一对孕育下一代。我们或许可以从富萍的选择中看出，王安忆眼中的城市和农村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两者相互影响。

    “王安忆在90年代先后推出的几个中篇和长篇，几乎无一不引起文坛的关注。她的《叔叔的故事》不但促人透视当代知识分子的魂魄，而且让人领教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她的《文工团》和《我爱比尔》，再次显示了她对以往历史和当下世界的思考；她的《长恨歌》则是她对上海近现代都市史的诠释。世纪末时她出版了《妹头》和《富萍》，把目光和笔锋转向了社会的地基和微粒，如她自己所言：“作品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日渐成熟。”她的创作不断地激发出评论界的探究热情，但其快速的变化革新却总是让习惯于寻求固定风格分门别类的人捉摸不透。王安忆毋庸置疑地是文坛上的一道言说不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