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里再相会（十七）

大概是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天我和同学在操场跳皮筋玩。三个女教师在办公室门口说话，突然其中一个喊我的名字并招手要我过去。我走到她们身边，她们扳着我肩膀仔细看我的上衣，我转过来转过去地任凭她们研究。

那件衣服是母亲用边角料缝制成的，她将自己做上衣时裁剪下的几块布头给我做了一件圆领、圆下摆、滚边的镶拼式无袖上衣。她用几块白底上印有浅蓝、浅灰还有小小红圆点的几何图形的布头为主，因为长度不够，衣服的前后肩部母亲就用天蓝色的府绸镶拼，领口、袖边、下摆都用天蓝色府绸滚边，最别致的是纽扣，布条缝制成蝴蝶形状，扣上小小的白色纽显得活泼灵动。

那个年代许多小女孩的夏装都是用两大块格子手绢拼制成的。老师问我身上的衣服是买的还是做的。听到我说是妈妈做的，她们大为赞叹。其中一个女教师说：她妈妈还很爱读书，前几天我看到她在摆渡船上手里还拿着一本这样厚的书读。

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书的厚度。听她们说话，我没有插嘴，说我衣服好看心里很高兴，她们说我妈爱读书，我觉她们说的不对。在我的认知里，读书就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我妈妈早就不学了。家里有职工初级中学的《国语》和《代数》。老早我妈就说她自己读书不行了，学不进，代数总是学不好，她的闺蜜倪三宝数学学得太好了。母亲和三宝姆妈都是那个时代纺织厂里的女工，倪三宝不生孩子，我也看到了她们那一代同事之间友好。我在安徽涡阳插队时，回家捎上的芝麻香油，母亲总要分一点给她，有一次还带着我去三宝姆妈家——杨树浦那一排日式的洋房里串门。

扯远了！打住。

老师比划的厚厚的书，我知道那不是读的书，是看的小说《红岩》。

当年《红岩》洛阳纸贵，厂图书馆只分配到两本，读者按预约登记排号借阅，规定三天后必须归还，母亲争分夺秒所以乘轮渡时看书了。当年我也翻过那本红底黑图封面的书，字太多，书太厚，我看不了。

那几天母亲上夜班，大姐抓住母亲睡觉的时间也拼命地看，后来她和母亲一起谈论小说中的人物，我听着便知道了是“甫志高”害了江姐。

后来《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当年的流行的长篇，只要母亲看的，我基本都看了。有一次我看《上海的早晨》，母亲问我：看得懂吗？我答：看得懂！我在瞎说，其实根本不懂。连姨太太是啥意思都要问母亲。

那时看长篇小说纯属是娱乐活动

在安徽插队落户时期，冬天基本上回上海过的。家里两个姐姐郊区川沙插队，不能经常回家。晚上我一个人睡在北边的后房间，北间整天晒不到太阳，有点冷。母亲也是独自一间，她的房间朝南，南窗西窗白天阳光充足，晚上也舒服。于是她在她的床边支起一张行军床，垫上双折的棉被，让我到她房间里睡觉。母亲工作三班倒，轮到她上早班的时候，晚饭后我俩洗漱完毕，就并排躺在各自的床上睡前聊天。

母亲床头有一台收音机，打开收音机，播放的文艺节目总是样板戏。母亲抱怨说：听来听去一天到夜总是样板戏，有啥听头呢？她对我说：老早不是这样的，好听好看的戏多得很。老早阿拉只要听到收音机播放《孟莲君》了，就会叫来卫君伊拉（邻居家的几个小姐妹）一道来听。

卫君她家后来搬到浦西四马路申报馆傍边的弄堂里去了。小时候我跟着外婆去“啵啵嗯奶”家玩。卫君的母亲是我外婆的小姐妹，上海市民文化中，老早的女人身边总会有一个不错的女友的。我们将乘坐的公交车称作“啵啵”，车喇叭的拟声词修饰了对那位的奶奶称呼。

也许因为母亲和卫君她们都是“孟莲君”粉丝，她们年轻时期的娱乐时间喜欢花在了剧场影院里。也许是她们下班后为了方便看戏、看电影白相，她和我姨妈下班后经常去浦西的卫君家住下。也许就是那样，母亲有幸观摩了上海最伟大最精彩的，伟大的历史剧——解放大上海的序幕之一。

母亲亲口告诉我：那天清早乘车去杨浦上早班，看到南京路上都是睏剌地上的解放军。那时阿拉才晓得上海解放了。

母亲看到的看到的何止新上海的序幕，晚年的她也看到了上海改革开放的高潮迭起的历史大剧。

记得，上世纪末，有一天我整理清扫房间时，看到母亲床头柜上一本学生用的练习簿翻开着，上面有母亲写的“上海谣”。其中两句“东方明珠入云霄，黄浦江底汽车跑”，我看了当时心里想：老娘还可以嘛！窃以为是她参加啥的老人活动的应景之品。

当时我的见识可谓高水平啊！！！

母亲退休后80岁前，（我，姐姐表妹她们背后都说她太爱管闲事了）有时饭烧到一半，她会撩下半半拉拉的饭菜，离开乱七八糟的灶台，人不知跑哪去了。我们也无语，她把居委会的协调员的一份志愿工作当作正事了。我们看不惯不好当面抱怨。

她积极地组织一些小老人一起去帮助孤独的老老人的事情当时还被当地的报纸当作新闻登出来。

有一段时期，母亲经常趴在她房间里的“碰和台”上（四面有小抽屉，四个台脚上做着放茶杯的搁架的中西式结合的小方桌），桌上还放着算盘。当时母亲是街道老年体育协会的义务财务管理人员。

还是上世纪末，有一年，我赋闲在家。母亲见我闲的慌，就叫我早上起来和她一起去早锻炼。那天我跟着她到洋泾东镇六师附小的操场上和一群老年人一起打拳。一套“十八法”，一套“太极拳”。打完拳那一群老年人围在体操运动器械单、双杠旁，他们陆陆续续地玩吊，同时嘻嘻哈哈地玩笑。其中两位阿姨是和我关系不错的同学的母亲。她们说：我们都忘记年龄了，看到你才想起自己已经是外婆、阿奶了！

仅这么一次跟着母亲早锻炼。

母亲临终前能说话的那一年经常说：瘟化大哥命以后我一天也没开心过。

听多了我和两个姐姐都觉得母亲会“作”，我也说：伊勒剌瞎三话四，勿要去听伊瞎讲。

我很聪明啊！！！

母亲对我说的最后的话，除去那一句还算是话（当时她已失去语言能力）的话，清楚的完整的就是：侬杠闲话轻点（说时，她朝窗外望了望）人家听见，以为阿拉勒剌寻相骂。

说话嗓门大不好。有一个小插曲，想起来的就是难忘的。我在平和图书馆工作时，有一天在教学楼三楼行政会议处不正规地瞎嚷嚷，当时的任校长从校长室走出来，板着脸批评道：说话轻声点好吗？不要大声说话！我改了，但是我没认为我犯忌啊！何况我说话的时候哪知道自己是在“哇啦哇啦”呢？

这又扯远了，言归正传。我知青时期两年冬日的晚上，在母亲身边听了不少戏：《珍珠塔》、《杨乃武小白菜》、《狸猫换太子》、《唐伯虎点秋香》等等。

昨天撸手机无意中看到老舍先生的话：

人，即使活到七八十岁，有母亲在，多少还可以有点孩子气。失去了慈母就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但却失去了根。有母亲，是幸福的。只要有母亲在，你就有最后的包容和依靠。

据文字告知，此话摘自“老舍母语和游子”。

汉语（母语）使用的最好是老舍，依稀记得此话是叶圣陶先生的意思。

那个混乱的时期，老舍去皇城根下的太平湖安魂了，无疑他是对自己失去了母亲（母语）最后的包容和依靠的痛苦，“瘟歌”让母语大师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