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袁世凯—中国人是非颠倒的价值观

孙中山由于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先驱，所以他对中国那点几乎为零，甚至倒过来的贡献被无限拔高，甚至有人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完人，而作为孙中山的重要敌人，对中国作出无数贡献的袁世凯，被无限丑化，无限妖魔化，无数莫须有的屎盆子如窃取了革命党的胜利果实，刺杀宋教仁，刺杀陈其美，为了换取日本支持称帝卖国签订二十一条等等罪名强加到袁世凯头上，让人重读历史，实在为此人寒心。

现在翻开历史读武昌起义，并没有我们通常说的那么大义凛然，起义前文学社和共进会就为谁当啥官争的头破血流，几乎打起来，还出台了一张未来政府机构草案，这实在符合中国人的心理，我们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不就为了自己当官，当然口号要响亮些，驱除靼掳，恢复中华。纵观武昌起义除了一战定乾坤的军事专家吴兆麟是受官僚体制压制，长期郁郁不得志，才华不得发挥，所以才唯恐天下不乱，好显示自己的才华。还有由于在练兵和秋操中有良好表现而在大江南北都有一定威望的黎元洪，利用张之洞留下的4000万左右的资产，全国各地拍电报，让各省独立，利用钱任命各省大都督，换来全国17个省独立的局面。而反观革命党人的表现，实在丢脸，黄兴在打了汉口打了败仗之后居然劝说大家放弃武昌，去南京革命。事实上让革命党起哄捣乱行，真正碰见事解决的还是那些现在在中国近代史上背黑锅的人。

17个省代表后来在南京共同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个选举搞笑到什么程度，当时代表们在日记里都记载我们之所以选孙中山是因为他说他从美国带回来很多美元，还有战舰，只要我们投他当总统他就可以支配这些钱用于革命事业，而且好笑的是十七个省代表十六票选孙中山，我以为那没选那一张是湖北代表，替黎元洪鸣不平，一查原来是湖南代表谭人凤，原来他太了解孙中山这厮，完全是个满嘴跑火车，吹牛不上税的人，果然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外国援助一分没到，这个只会满嘴胡扯的人无法解决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没钱政府当然玩不下去了。所以孙中山望眼欲穿盼袁世凯接手这烂摊子，最后孙中山把这烂摊子终于甩给了袁世凯，明明是革命党自己无能，驾驭不了当时的局面，甘愿把位置让给袁世凯，历史却写成了袁世凯窃取革命党的胜利果实。

纵观孙中山的一生，连刘备都不如，遇到的挫折比刘备都多，取得的成就比刘备都少。从1894到1911，连慈禧太后和袁世凯都看出了派往日本留学的留学生湖北人最多，湖北最容易出事，连军事白痴黄兴也主张在江湖，利用江湖门派湖南哥老会，这些黑帮发动起义。独有孙中山执意在他的家长两广起义，利用华侨捐的钱，招募敢死队，打赢了固然好，打输了也方便越过国境线逃跑，结果黄兴一次次以卵击石，被在近代史都没留名的几个小人物打得抱头鼠窜，狼狈逃往国外，还有一次被人贩子截胡，贩卖到马来西亚了。要不是在黄花岗，革命党伤亡殆尽，孙中山看不到革命成功的希望，消极避世去了美国，从此不再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革命半年就胜利了，一个吴兆麟，新军第八镇队官，相当于现在的营长，一个黎元洪，新军第八镇协统，相当于现在的旅长，居然干成了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胡汉民这些职业革命家17年越干越悲催的事，这不得不让人唏嘘，不仅仅是官方官僚体系，就是在野官僚体系也是如此的荒谬！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去！干不了总统就去干别的事，吹牛说修铁路，结果钱袁世凯给他了，铁路一寸没见，这种职业革命家，哪会修铁路，你以为修铁路就是满嘴跑火车，修不了火车还是去干自己最拿手的事情—职业革命家，结果一次次被人修理，不仅被袁世凯修理，袁世凯死后还被袁世凯的手下段棋瑞冯国彰修理，不仅被北洋修理，还被地方大员陆荣廷修理，不仅被敌人修理，还被自己人陈炯明修理，直到晚年终于实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夙愿，终于被苏联看上当了中国的代理人，年轻的时候其他帝国主义他认为他夸夸其谈，无法代表中国的立场，连日本都对他卖国的十一条不感兴趣，只有苏联这种不择手段的恶魔才会相中他。可惜命不长，刚刚当上就死了，成了鲁迅笔下其他政治人物谬托知己“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沽名获利之具”的人。

反观袁世凯的一生就是一个中国人实实在在奋斗而称为成功人物的励志故事。只是后来由于政治的原因才被妖魔化了。袁世凯从小读书不行，估计不喜欢儒家那套假大空理论，他完全是自学成才，成了那时候中国当时所有人都最钦佩的人物，包括最恨他的日本人。袁世凯早年在朝鲜采取强硬措施，几乎以一己之力对抗日本，连日本人都承认没有袁世凯甲午战争提前12年开打。后来袁世凯实在顶不住，被迫回国，但是立马得到重用，编练新军，在这时期，他又无辜中枪，摊上维新派这事，尽管后来他替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好吹牛的人完成了维新变法里面的所有措施，但是依然没有被人谅解，政治就是这么无耻和黑暗。康有为梁启超在宣传救国，袁世凯只不过捐了一笔银子，就卷进这场宫廷政变，慈禧只不过想制止他们胡闹，都说了康有为想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是康有为这厮实在太异想天开，想做掉慈禧，那就跟文革时林立果做掉老毛一样，正常人绝对想不到的主意，所以袁世凯只是做了一场对的政治抉择，就像文革时觉得林立果的方法过于荒诞，而跑到老毛这边，于是这就成了现代人眼中无法抹掉的污点，尽管后来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修铁路，办实业，练新军，一个人操一个国家的心，一个人身兼九个实业部门的职务，然而这种人在中国最悲哀，他太能干，挡了别人的官路和财路，文革时期四人帮找周总理麻烦的原因不就是这，周一死，张春桥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当时袁世凯几乎得罪了整个满清官僚系统，有他在，我们当什么官？所以满清真的该推翻，事实上满清也是袁世凯推翻的，他布了个好局，让张勋滚出南京，否则以张勋的江防军，还有新军第九镇以及铁良等人在南京，就革命党那些杂牌军啥时能打进南京，让清廷胆寒。

他让冯国彰段棋瑞猛攻武昌，让革命党心惊，从而南北均势，大家和谈，避免了中国发生美国内战的悲剧，时至今日，那个最让人感动的条款就是南北将士皆不受战争之责，对比我们的镇压反革命，实在是让人痛心。至于当时的大总统实在是该袁世凯该当，别以为大总统好玩，孙中山是当过的，当不了才让给袁世凯的，至于技术官僚出生的黎元洪，自知自己才能和袁世凯的差距，早在袁世凯还没出山就巴着他出山收拾烂摊子。袁世凯当总统实在是实至名归。

至于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完全是五十年后文革的缩小版预演，一句话就是中国人为了当官问题社会分裂，先是一派原来不得志的人谣言拍马让袁世凯当皇帝，立马一大堆没官或者官小的人响应，打造声势，这就是1915年中国最流行的事情—请愿袁世凯称帝。毕竟袁世凯这时候也六十左右，也有些犹豫，但并不糊涂，看他处理二十一条的手段，先是取消外交总长孙宝琦让日本人无人可谈，又任命性格黏黏糊糊，拖拖拉拉的陆征祥和日本人慢慢谈，同时还泄漏密约的内容，让国际社会哗然，最后签了一份并不算可耻的条约，赢得了同行们的高度赞誉，却被外行的中国人骂的半死，而且中国人也只是闲极无聊，同一时期的孙中山热脸碰冷屁股，自己甘心情愿写卖国条约求日本人签，日本人都不搭理他，连同一战壕的黄兴都实在看不下去了，二十一条谈判时黄兴号召革命党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帮助袁世凯抗日，而自己的领袖却贴日本人的脸比袁世凯更狠的卖国，真不知道当时黄兴该作何感想。

那个时代就是这么混乱，所以袁世凯也犯糊涂，而且撺掇他犯糊涂的就是袁克定，就像后来的林立果这样的倒霉儿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袁克定急于显摆自己内定太子，未来皇帝的威风，得罪了冯国彰等等大人物，让这些大人物觉得当一个如此小人物的奴才是可悲的，结果袁世凯一称帝，反袁势力暴涨，中国人想做官的心理也就是民意又瞬间被扇乎到另一边，结果袁世凯就这样被搞死了。

袁世凯死的窝囊，他不知道他一辈子究竟得罪了谁，他对他的敌人都很宽容，就孙中山，袁世凯想弄死他太容易了，何必去暗杀宋教仁，陈其美，他不知道其实这一辈子真正得罪的是中国正统儒家学说里的天生圣人治天下，读书人生来就不是为了干活，生来就是为了当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于读书人能不能当官，当不当得了官是没人考虑的。像袁世凯这种不是读圣贤书，纯靠自己自学成才的人是儒家知识分子最忌讳的，这种人有真本事，到哪里都能混的很好，不象读书人只能靠任命，不管是隋朝以前的推荐，还是隋朝以后的科举制，还是近代以来党派任命制。

如果全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儒家的想靠读书做官的人还有活路？黎元洪这个技术官僚也是如此命运。这两位当了天生我就想当中国国父，也从来自封国父的孙中山的敌人，然后这两位就被历史如此之黑。这就是中国人是非扭曲的价值观。

孔夫子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而袁世凯的错，错就错在原则，错在“大德有亏”，错在晚节不保。

在袁世凯死后，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其代表作《阿Q正传》。在这篇著名的小说中，处于农村最底层、为人所轻贱的小人物阿Q被可能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当他想去参加革命的时候，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旧时代人物和受过外国教育的新派人物却叫他滚出去，阿Q生气地指责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最可笑的是，阿Q犯的是抢劫罪（也可能是盗窃罪），但最终却被作为“革命的代表”处决……而所谓的“革命”事实，却是阿Q想做但并没有做的。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其实是“少数人革了极少数人的命”，或者根本就是“极少数人革了极个别人的命”，而千千万万个像阿Q那样的民众，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是完全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革命被那些新派人物和旧乡绅所垄断，即使在民国建立之后，占据人口绝大比例的一般民众也仍旧被排斥在机构之外，鲁迅的小说反映的不过是一般民众对新生民国极其疏远的事实。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这首《放言》诗，其大概意思是说：周公这样的大忠臣，也有被流言中伤、被大家怀疑的时候；而王莽这样的乱臣贼子也有装模做样、收买人心并被大家称赞的时候。如果未等真相出现之前他们就死了，那么古今天下的忠奸又有谁能分得清呢？

所以，笔者认为，写历史、读历史，多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多用恕道，才能理解并接近历史的真相。对历史人物过度的神化或丑化，其实都是将历史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袁世凯虽然“遗臭百年”，但后人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同情之理解”，在如今开放与多元化的今天也不为过。

资料来源/斯巴达克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