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某天下宜，某己身难，权力，一但深陷其中便无法自拔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最势微的时候投奔而来，一直负责军队的粮饷供应，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成为前线将士风扫残云的“发动机”。

朕起自草莽间……李善长来谒军门，倾心协谋……留守国中，转运粮储，供给器械，从未缺乏。又治理后方，和睦军民，使上下相安。这是上天将此人授朕。他的功劳，朕独知之， 其他人未必尽知。当年萧何有馈晌之功，千载之下，人人传颂，与善长相比，萧何未必过也。

这是朱元璋对李善长的褒评，将之比作萧何但胜于萧何。

1367年，李善长论功被封为宣国公，官拜左相国，居百官之首。

1370年，朱元璋登基后改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当时封公的共有六个人，李善长位居第一。此外，朱元璋还特赐他一方铁制的凭券，给了可以免除他两次死刑、免除他儿子一次死刑的承诺。

但最终，因为一句话说的不慎被卷入胡惟庸一案而招惹灭族之灾，全家70多口被满门抄斩，朱元璋只免了他女儿和女婿，也就是公主和附马李祺。

一、乡里观念

李善长投奔朱元璋时两人曾促膝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从此李善长便一心一意地追随朱元璋。一起随朱元璋“下滁阳，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很受信任。

随着事业的扩大，四方将士来投效者日益增多，李善长考察他们的才能，建议提拔有功和有能力的，处分不积极的将吏，使部下能人尽其才，安心做事。

但是李善长的乡里观念很重，对同乡之人格外待见。在战争年代，这个缺点还不很明显，到明皇朝建立以后，他的同乡观念不免有结党之嫌，最后则成了致祸的口实。

二、性格

李善长外表看起来宽厚，其实内里是一个刻薄之人。进封大国，却受爵不让，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其权，即按其罪奏黜之。

李善长既富且贵，骄横专擅，凭借自己的权势，颐指气使，凌驾于百官之上，为非淮人集团和朱元璋所日渐不满。

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曾上疏说：“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将近十天，也不来问候。驸马都尉李祺六日不上朝，宣至殿前又不谢罪，大不敬，请付有司议处。”于是拿掉了李善长的岁禄一千八百石，还有其他的一半财物。

随后，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获罪被杀，朱元璋碍于李善长过去的功劳而一直隐忍不发。

一天，朱元璋借与陶凯论斋戒当至诚为由， 暗示李善长应趁早退职，曰：“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李善长听后叩头称善。

三、胡惟庸一案受牵连

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获诛。

胡惟庸是李善长同乡，初为宁国知县，当时李善长当政，胡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贿赂，便得以入京任太常少卿。

后来，胡惟庸任宰相后“贪贿弄权，无所畏忌”。朱元璋为防止大权旁落，遂以“擅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及其同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群臣上奏请求一并诛杀了李善长，朱元璋以彼为初起时心腹股肱为由没有降罪。

李善长以年老养疾为由奏请解甲归田，朱元璋同意了。

胡惟庸被杀后，此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特别是随着自己年事的增高，懿文太子又柔仁，便决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条”，使下一代保持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

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害性的文武官员、大族豪强，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而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通倭”，接着又是“私通蒙古”。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乃是胡惟庸余党，朱元璋下诏免死，发放崇明。李善长知道个中缘由，也不去道歉，朱元璋记在了心里。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当时李善长已经77岁了，但却仍想增隆其第宅，便从汤和那里借调了卫卒三百人帮忙盖房子。

四月，李善长又数次请求托人，免了其亲丁斌等人的最。于是朱元璋勃然大怒，先严刑逼供丁斌，查出丁斌原在胡惟庸家办过事，知道李存义等和胡惟庸相互勾结的情况，接着下令把李存义父子逮到京师审问，结果供词上提到了李善长。

之前胡惟庸确实给李善长提出过帮助自己的事，且许了很多好处。但李善长说：‘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这句话后来由李善长的下人屈打成招说了出来，这一下子可就不得了了，百官纷纷上奏弹劾李善长，编撰出许多的借口。

最后，朱元璋下了断案：“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

而当时恰封天象显示有灾变，正好呢又是应在了大臣身上，最后朱元璋下令将李善长及其妻女弟侄等七十余人诛杀。

其实李善长根本没有谋反的野心，更没有那个必要。因为无论朱元璋和胡惟庸谁做了皇帝，李善长也都是人臣第一，没有任何区别。况且和朱家还是亲戚呢，为什么要花那个风险去帮住胡惟庸谋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