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乡土中国的生存镜像，是每个人都在沦陷的故乡

我看重“梁庄”里面的细枝末节，刹那的羞涩、无知无畏的坦率、瞬间的凶猛、不肯退去的羞耻、不愿释怀的“无身份感”和那眉间遥远的“开阔”。它们附着在梁庄荒芜的场景中，就像那夏天暴雨后的植物，以一种荒凉的方式显示出顽强的活力。

——梁鸿《艰难的“重返”》

梁鸿，当代作家，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

梁庄，是梁鸿的故乡，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是中原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2008和2009年寒暑假，梁鸿踏踏实实地在故乡梁庄住下来，度过了近五个月的时间。

在那段时间里，她和自己的亲人、村子里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划分、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等做了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之后，完成了《中国在梁庄》这个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此书一度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功效。

但梁鸿调查和写作的最初动力却一不在市场，二不在学术，而是简单地“想要回家”。做教师，她不安于校园的平静；当作家，她不耽于文字的美好。在她深感生活的困顿匮乏之时，她重返故乡，为的是给自己的心灵找回和故乡、和那片土地曾紧密相连的东西，借由“广阔的现实”，找到自己的“根”，接近过去那种最能体现“本质意义的生活”。

此次重返，是一个归乡者离别十几年后的再进入。一旦进入，触景生情，便不由得思考，“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它缘何如此？我们又该怎样面对？

梁鸿说，梁庄也许不被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让我们借由这本书一起走进梁庄，看见中国。

“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

梁鸿到村庄后，首先了解的是村里的人口流向情况和大致的经济情形。因为，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梁庄人大规模的出去打工。至此，“人去楼空”已经成为村庄日常生活的景象。

梁庄人外出打工常年不归的共计三百二十余人，这其中年龄最大的六十岁，最小的十五岁。而留下来看家护院的仅有百余人，几乎全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

很明显，梁庄人外出打工谋生活，是在外面能赚到钱。他们一年到头在外拼命劳作，省吃俭用积攒下的辛苦钱，几乎全都拿来放在自家的门面上，即盖新房。然而，新房尽管盖好了，一年又一年，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却是门户紧闭，无人居住。

村庄里变作废墟的老房子，以及架成空巢的新房子，让人看后触目惊心。

与此同时，村庄的干部和村里的“能人”、少数经商的或者吃商品粮的家庭，日渐将在村里的家迁移到路边。村庄跟着公路走，似乎在寻找某种商机。于是，就形成这样的境况，年轻人走出村庄，去向更广阔的天地。而留下来的少数壮年人也走出村庄，使得之前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成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所以，每个人回忆的村庄和现实的村庄出现错位。

而更要紧的，在这里面不仅只是村落结构发生着变化，村庄环境和土地河流也因过度利用而发生改变。平地掘三丈，只为采土烧砖，却以破坏耕地为代价；河内恣意采沙，只为谋求经济利益，却以一个个年幼的生命为代价。

到如今，好像“人去楼空”不足以精确表达梁庄的现状，倒是“沦陷衰败”更加适合形容之，想必睹此境况者无不痛心疾首。然而，中国有多少“梁庄”？又有多少在乡村长大的人通过“梁庄”望见自己的故乡？而我们是否终将无家可归？

所有这些，是每一个出身乡土的中华儿女、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留守儿童”，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

在“人去楼空”的背后，更加让人挂念的是“留守儿童”，而在梁庄，“留守儿童”现象已成为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

梁庄有三十多个少年在镇上寄宿小学读中学，吃住都在学校，只有周末回到村庄。还有三十多个儿童在镇上读小学，由爷爷奶奶每日四次来回接送。

当梁鸿看到“留守儿童”从村里六七十岁的老人口中很熟练、很自然的说出时，她才感到“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然而，这种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缺失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却是置身事中者不得不“麻木”对待的问题。他们所经受的日常状态的分离，那种极其自然、普通的历史存在，使他们在一种貌似无意识中坚强生存。

然而，这只是就村庄里的老人而言，他们本来只有一个身份，是宠爱孙儿的爷爷奶奶，却是在无奈中担起了爹妈和老师的重任。面对这种艰难的负累一众老人默默承担。但是，在这里面，受伤害最大的却是那些被留守的无知孩童。

梁鸿呼吁“救救孩子”，因为孩子已然处在危险的境地。首先是教育，其次是安全。

隔代管教溺爱多，约束少。很多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留宿学校的少年，逃学去上网、打游戏，读小学的则在孩童无限制地在家看碟，看动画片。他们的共同点是一味醉心玩乐，缺少学习的动力和热情。

那个先是杀害了八十二岁刘老太，而后再实施强奸的王家少年。一个单纯、害羞而内向的孩子，人们虽然很难将他和道德败坏、性质恶劣的行为联系到一起，但最终还是因为受害者家属的一再上诉，被判处死刑。而在这件事情上，最让人痛心疾首的却是，几乎没有人去审视犯罪背后的根源——“留守少年”自幼缺失的父母的爱与陪伴、青春期的正确引导和教育，他内心世界长久的寂寞与绝望。

那每年夏季因下河游泳溺水而亡的“留守儿童”的意外之灾。当人民遇到这种悲剧，除了深深的伤痛、就是深深的自责，伤痛的是永远失去了这个孩子，自责的是为何自己没能看住他。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一而再的悲剧是砖厂挖沙、经济发展需求挖沙的后遗症，但却仅仅把这当成没有办法的事，没有人想要追究责任，更没有人想着做些什么，以避免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还有梁庄小学的消亡。学校关闭，用来养猪，除了形成一种对教育现状的反讽，使孩子们在家门口无学可上，给老人们平添很多麻烦。最主要的，它更意味着梁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的消失。

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使“留守儿童”一步步陷入深渊。在这里，还有一个首尾相连、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父母外出打工，是为了给孩子的成长提供经济支撑和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而生活中父母的缺失却使孩子们面临成长、教育和安全等多重威胁。在经济观念和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家长长久缺失的情况下，孩子们根本不愿意读书，而是希望早早退学，和父母一样出去打工。

与此同时，“读书无用论”更使人们对孩子的教育持放任态度。那些既不愿回农村，又仅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的普通院校大专毕业生，正是他们的两难境地在无声宣告着“读书无用论”的观点。

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读书无用吗？当提出这样的疑问，是何等的可笑！使人不禁细想，到底是什么将梁庄人引入这样的迷障和混沌之地？又，在当下的中国，多少人已陷入这样的泥淖中不得脱身？

“非人的生活”，乡村青年在城市的生存现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关注城市农民工的待遇保障问题，但农民工真正面临的困境却是作为局外人的我们所不能体察的。我们只清楚他们为城市建设和发展贡献着力量，知道他们付出的是心血、卖的是命等，这些停留在表面的东西，而对于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精神内核却难以深入、无从探寻。

梁鸿说她的同乡在大城市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如果这仅是指农民工的物质生活，只是停留在他们体力劳动和物质需求的层面，这样说似乎有些夸张，但如果梁鸿是将视野探入他们的精神世界，那就不得不另当别论了。

像梁鸿的哥哥毅志，在城市打工轮番受到歧视、误解，那种精神的、肉体的双重暴力，说明乡村青年走进的是一个在家受穷，出门受人虐待、被人瞧不起的死胡同。然而，在那样的境况下，像梁鸿哥哥那样选择回乡的并不多，更多的人选择在死胡同里艰难地寻找出路。

这其中有菊秀那样的姑娘，在社会上打拼了十几年愣不出头，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受尽挫折和磨难。也有义哥那样为着生意拿刀拼命、以不怕死的精神在沿海打下一片天地的风云人物。更有自杀了的春梅，在长久地联系不上在外打工的男人时，开始变得神经兮兮，唯恐其对她不忠不义……

作为离家在外的打工者而言，他们过着“候鸟式”的生活，夫妻分离、父母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便是同在外面打工的夫妻、即便他们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大多没有条件住在一起。所以，农民工的“性”问题，被社会忽略，被个人压抑。

乡村青年走出乡村去多姿多彩的世界去寻找“奶和蜜”，殊不知自己和外面的世界之间隔着无法跨越的鸿沟，更不知唯有“重返”或许才是拯救自己、激活乡村的救命稻草。

结语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是一本值得我们所有人认真去读的书。她用双脚丈量土地，把那个“隐形的中国”带人我们的视野，这每个人都在沦陷的故乡，这每个流落在外的异乡人，让我们掩卷深思。

阎连科说，一个村庄遍布在一个国家，其足迹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当代画影，其诉说的眼泪，是今日中国澎湃的浊浪。梁鸿是梁庄的一员，是梁庄站在中国各处的含泪而倔强的农人，是站在城市血汗河边的梁庄淘洗者。

希望这本书能给予更多人思考的空间、行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