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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待《追风筝的人》

2018-10-02  本文已影响113人  b90c9b6fd681

       曾经,当我们以饱含稚嫩的人文情怀去畅读各国优秀的现代小说时,我们对书中所描绘的情节与故事背景都是不加以考究地予以认同的,就像我们曾天真地以为无论故事多么虚幻,多么荒谬,它终究也只不过是一篇文学作品,而不会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任何现实性的影响一样。但有趣的是,在经历了近一年的社会学思维训练后,我在通读这本书时却产生了许多疑惑,仿佛在我眼中,这部作品已不再是单纯的有简单思维排列的文字所构成的故事那么简单,在脑海中我将书本抽象为一个在特定时空下由一定意识形态主导的作家凭借某种主观好恶来编排与建构的一部小说作品。

     《追风筝的人》这本小说是由一位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所著,这部作品在西方世界大放异彩。早在2005年就是美国排名第三的畅销书,曾在美国亚马逊三月底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超过《达芬奇·密码》,并成为英国《观察家报》2005年度最佳图书,台湾诚品书店、金石堂、博客来书店销售冠军。它的影响力大到甚至被编为剧本,由马克·福斯特于2007年拍成同名电影,相应的还有动画电影大厂“梦工厂”的参与,当然作者本人也因其作品中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并受邀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

       关于这部作品的评价,我自然是在阅完整本书后才去查阅并了解的,毕竟于我个人而言提前获知了该作品的声望与知名度将会给我的阅读过程带来情感与思维上的影响,从而影响我的阅读质量(个人偏好不必考究)。从整本书所涉计的情节铺设方式来看,它属于回忆性质的顺序写法。主人公阿米尔贯穿了全文的主线,但我并不想关注作者是如何安排情节的,我更在乎的是他如何表现各个情节,并且每个不同的情节所想表达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因为情节的安排的根本目的是要让故事易于读者阅读,而情节本身才是真正吸引读者的地方,正所谓小说的灵魂是来源于情节中所蕴含的情感。但为了更好的理解小说的灵魂,我也不得不从其情节的安排上入手。于是我试着把小说的情节分为三大类,它的分类以哈桑阿米尔的关系为依据,分别是“模糊主仆关系”“脱离主仆关系”与”超越主仆关系“。接下来我将以社会学学科理论为透镜分别剖析各情节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

       在第一部分“模糊主仆关系“中,给我最直观且感受到的巨大的文化差异是,在阿富汗的社会结构中依旧存在主仆关系与契约家奴的文化现象。同时,种族间的差别对待也极其明显,就如小商贩看低作为哈扎拉人的哈桑,小混混们也常常以他的种族身份作为侮辱对象。想要理解这种文化现象,我们还需要深究阿富汗本国的文化内核。阿富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伊斯兰的核心价值观,其价值观以各种巨细不一的条文约束着阿富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伊斯兰的核心价值观,即信仰伊斯兰的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和普遍遵守的原则,其中核心之核心的思想又叫做”敬主爱人“,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对真主的”敬“和对人类的”爱“。但为什么阿富汗人还是会区别对待他们各自不同的民族呢?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阿富汗的民族构成。在历史上曾作为阿富汗王朝统治者的阿富汗族,即小说中所写的普什图族,在阿富汗民族人数中所占比例最大,达到近总人口的40%,其次是塔吉克人,约占30%,最后分别是乌兹别克族(5%)和哈扎拉族(3%)。

       尽管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但对于教义的不同理解方式往往也会引发种族间纷争。最早的普什图人与哈扎拉人的矛盾起源于蒙古族入侵,很多学者认为他们是成吉思汗西征后留下来的屯驻兵的后裔,而普什图人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所以这是针对种族矛盾的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尤其以不同的符号系统相互隔离的内外群体间很容易产生相互敌视的情感,再加上普什图人与哈扎拉人有着鲜明的外貌差异,两种族间的排斥心理得以外化并逐渐形成各自的群体识别标准。小说中所描写的阿米尔“少爷“对待哈桑的态度可谓是体现了种族歧视背景下的畸形友谊。主人公阿米尔深知自身种族的优越性,所以哪怕是面对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哈桑也会不经意地表现出看低其身份的意味。正是这两种复杂的情感与文化差异导致了阿米尔对他与哈桑的友谊感到难以为继,所以他们的主仆关系是”模糊“的。

       谈到第二部分“脱离主仆关系”,我想主要从小说中所描述的阿米尔家庭的事例来分析阿富汗原生家庭的构建基础与形式。从家庭的建构伊始,两个相爱的恋人必须在双方家庭相互商讨并同意这门亲事后,两个人才能在一起组建完整的家庭。在跨代婚姻交涉上,阿富汗与中国传统婚姻习俗相类似,两者都注重双方长者们的意见,即婚姻并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正如阿米尔在初次见到索拉雅时所发生的情景那样,两人虽然一见钟情,但作为索拉雅的父亲—塔赫里将军却不给予一丝情面,径直将阿米尔送给索拉雅的小说初稿扔进了垃圾桶。从这一段情景描写我们可以看出,阿富汗人的婚姻决定权并不在夫妻二人,正如阿富汗人与中国人同样讲究“门当户对”那样,阿富汗人对于自己子女们的婚姻是否合乎自己的要求主要取决与双方家庭的匹配度,首要侧重点是种族,即同种族的对象优先;其次是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收入,父母职业以及家族名誉等等。小说中有一段描写阿富汗人婚礼的情节我尤为喜欢:“一名年轻男子在新郎新娘头上举着一本《可兰经》。扬声器里传出响亮的阿富汗婚礼歌曲。阿米尔和索拉雅缓慢走上一个舞台,聚光灯照射下的沙发,宛如宝座。他们坐在沙发上,面对三百位宾客。一位表亲递给阿米尔一面镜子。他们的头上覆盖了一块半透明的平纹细布。细布下的灯光柔和而多彩。阿米尔小心翼翼地不去直视索拉雅,而是看着镜子中的她摘下面纱。阿米尔笑着看镜子中那张美丽的面容。索拉雅问:‘你看见了什么?‘阿米尔说:‘我看见了我的余生。‘”

       小说最后,当阿米尔得知了哈桑的消息时,哈桑早已不在人世,只遗留下了一个男孩。于是,阿米尔为了弥补自己曾经的过错而踏上了重返阿富汗的旅途。在“超越主仆关系”的情节中,给我最大感触的是文中对遭受战火洗礼后的阿富汗的描绘以及塔利班的凶残面目。前文我曾说伊斯兰教是“爱人”的宗教,为何在阿富汗却会产生这么多借宗教之名去谋害他人性命的恐怖组织呢?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一个概念,叫“原教旨主义”。这个词的概念是指一种宗教现象,当感到传统的、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时,对这种挑战毫不妥协,仍反复重申原信仰的权威性,对挑战和妥协予以坚决回击,一旦有必要,甚至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进一步表明其态度。所以,原教旨主义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关于伊斯兰教在现代国际政治格局中所扮演的特殊文化模式,我曾询问过老师。由于在近代史中,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频频遭到打压,再加上美苏超级大国冷战的政治背景,由此孕育出了一批服务于不同大国利益的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尽管小说中对战争的描写着重刻画了恐怖分子们残暴的一面,但对其人性的描写却少之又少。

       在通读了《追风筝的人》后,这部小说的艺术性和真实性彻底打动了我。哪怕不用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来看,这部小说也是及其富有社会学研究价值的。抛开作者的写作背景和动机来看,纯粹的对社会文化与人物的描写就足以让我们了解到阿富汗丰富多彩的人文风情,以及阿富汗遭受战火洗礼的断壁残垣。

       很高兴自己有幸阅读了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

       向作者卡勒德·胡赛宁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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