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颠沛流离的生活（四
尼古拉斯·汤普森｜文 陆霖｜译
《纽约人》2014年3月31日发布
1984年，位于剑桥大学植物园附近斯维特拉娜与奥尔加合住的公寓里，电话铃声响起来了。
“妈妈，是你吗？”一个男人用俄语说。那是约瑟夫，15年间第一次打来电话。斯韦特兰娜愣了一下，随即告诉儿子，他的声音变化有多大。
“你，你的俄语也讲得像外国游客一样，”他说。
他们聊了几分钟，末了他说：“随时给我打电话！”斯韦特兰娜敏锐的感觉到，这意味着新任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已经允许他们通电话。她后来写道：“我很了解我的儿子，他还没有勇敢到擅自行事。”
【译者注】在苏联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约瑟夫，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很早就学会了趋利避害。他自小多才多艺，迷恋古典音乐，擅长绘画，母亲曾经希望他成为一名艺术家。但是他中学毕业后选择了报考医学院，因为他觉得文艺界是遭受政治迫害的重灾区，医生这个职业相对安全。斯韦特兰娜没有干预儿子的选择，也许是吸取了斯大林干预自己生活的教训。
然而约瑟夫的生活并不如愿，母亲叛逃后，他的家庭生活完全处于国家机器监控之下，妻子叶莲娜不堪忍受，带着儿子离开了他。意气消沉的约瑟夫开始酗酒，他的生活愈发一塌糊涂。他偷偷托人给母亲带了一封信，希望能够来美国看望她，之后不再回苏联，就和她一起生活。这封信辗转到达斯韦特兰娜手中时，已经皱皱巴巴，而且明显被拆过封。美国政府研究了这封信，不想再惹出一场国际风波，他们委托斯韦特兰娜的朋友乔治·凯南与她洽谈，表示可以允许约瑟夫赴美探亲，前提是她必须保证儿子如期回国。斯韦特兰娜的态度是，儿子摆明了要留在美国，她无法作这个担保。最终约瑟夫的信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勃列日涅夫死后，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很想在斯韦特兰娜叛逃事件上为苏联赢回一分。于是克格勃约谈了约瑟夫，指令他与母亲恢复联系。
他们通了一次又一次的电话，斯韦特兰娜开始考虑返回苏联。约瑟夫成了心脏病专家，叶卡捷林娜是地质学家，他们各自都有了一个孩子。奥尔加可以去认识她同母异父哥哥、姐姐，还有她的表兄弟姐妹。斯韦特兰娜写道：“我越是意识到我的苏联之行会对大家造成多大震撼，我的内心就越是坚持这么做。”
【译者注】1983年12月中旬（不是1984年），斯韦特兰娜接到约瑟夫打来的电话。她开初并没有回苏联的打算，她希望儿子到英国或是瑞士来会面，约瑟夫拒绝了，要求母亲来苏联相聚，她没有答应。克格勃很有耐心，他们继续让母子之间保持联系。在一次次通话中，斯韦特兰娜得知约瑟夫有一个比奥尔加大一岁的儿子，在堪察加半岛工作的女儿卡佳也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但是约瑟夫讲不出关于卡佳的更多情况，甚至没有妹妹和孩子的照片，斯韦特兰娜隐约感到兄妹俩的关系出了问题。后来，更让她揪心的是约瑟夫生病住院了。儿子的病使母亲最后下定了回苏联的决心。
约瑟夫·阿利卢耶夫和叶卡捷林娜（卡佳）·日丹诺娃（1967）
晚年的约瑟夫·阿利卢耶夫（1990s）
1984年10月，斯韦特兰娜在莫斯科的苏维埃饭店见到了约瑟夫。她穿过饭店大厅的旋转门，而他大步走过宽阔的大理石地板迎接她。然而一切似乎都显得紧张和不自然。斯韦特兰娜注意到一个女人，她认为这女子既老又丑，在得知这是儿子的妻子时，她感到很惊讶。约瑟夫拒绝与他的美国同母异父妹妹相认。晚餐时，斯韦特兰娜把儿子的手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但感觉很陌生。“那曾经是一只优雅的手，手指修长而苗条，十分美丽。”她在《一本写给孙辈的书》（本书没有用英文出版，它记述了这一时期的经历，并把它寄给了我）中写道：“而现在，手指变得又肥又短，令人难以置信。”
【译者注】约瑟夫的变化令斯韦特兰娜感到吃惊。当年的翩翩少年已经谢顶，疲惫的面容和臃肿的眼袋一看便知是一个失去生活希望的人。约瑟夫向母亲承认自己曾经酗酒，但是他又说他们现在过得很好，他的第二任妻子柳德密拉比他年长而且懂得照顾人。斯韦特兰娜后来听说，儿子作为医生的薪水不敷家用，业余还得让妻子做些小吃到集市贩卖。
在堪察加半岛工作的叶卡捷林娜没有来。几个月后，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张薄薄的信纸，宣称她“绝不原谅”母亲做过的事，她“永远不可能宽恕”，而且她“也不想宽恕。”“然后，她用堪比《真理报》社论的笔调，指责我危害亲爱的祖国，犯下种种天诛地灭的罪行。”这封信以拉丁语“dixit”结尾，意思是“这是我最后的话”——“她就是这样说的，”斯韦特兰娜写道。
【译者注】次女卡佳的来信使母亲感到很受伤，读完信之后，她呆坐在椅子上长达一个下午。斯韦特兰娜曾经充满母爱地描绘说，卡佳“当年两岁半时，是一个迷人的、脸色红润的小宝宝，忽闪着一双黑色樱桃般的大眼睛”。1952年卡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外祖父，这使得总是阴沉着脸的斯大林高兴得整晚合不拢嘴。
卡佳逐渐长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游泳、打球、骑自行车，成天和小猫小狗打成一片，没有她上不去的树，没有她翻不过的篱笆，她简直就是一个活泼快乐的小天使……。
然而在1967年3月，卡佳的天塌了。她搬回父亲日丹諾夫家去住，继续做着那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只是脸上再也没有笑容，对待生父也形同路人。卡佳学的是地质专业，毕业后在苏联火山研究院工作。她和所有同事关系十分疏远，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工作上。1977年她自愿前往堪察加半岛考察火山活动，既是因为工作，也是想摆脱那些如影随形的特工和记者。
在堪察加火山观测站，卡佳重新燃起了个人生活新的希望。她遇到一个风度迷人、举止潇洒的美男子科泽夫，而他，也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姑娘脉脉含情，他们很快相恋了。科泽夫毫不犹豫的离了婚，两个孩子也归前妻抚养。卡佳和丈夫琴瑟和谐，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但是，科泽夫很快变得冷淡了。据他的朋友说，科泽夫本质上是一个冒险家，他不顾一切抛妻别子，是因为觉得卡佳身为斯大林外孙女，应该身家万贯，可以让自己过上优裕生活。婚后才发觉这个“龙孙”除了微薄工资之外一无所有，而且一心专注于工作，对家务不管不顾。科泽夫万分懊悔，但可能由于来自“某方面”的警告，他不敢与妻子离婚，在颓唐中用酒精麻醉自己。曾经风光无限的美男子变得十分落魄，1982年女儿的出生也没有让他重新振作。由于过度饮酒，他患上绝症，于1983年在家中用猎枪自杀。对于他的死讯，苏联官方报道说是“在工作中意外殉职”。
斯韦特兰娜回到苏联之时，正是卡佳人生最低谷的日子。丈夫去世不久，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婚姻以幻灭而告终。她独自带着两岁的女儿，工作和生活困难重重。人们以为这个孤苦无依的青年女子会回到莫斯科亲属身边，或者回到罗斯托夫的婆家。但她却在堪察加半岛的克柳奇火山观测站扎下根来，居住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小屋里，继续她的职业生涯。她的居住的小镇与莫斯科相距8000公里，而比这更加遥远的是她与母亲心灵上的距离。她认为自己的一切悲剧都是因为母亲造成的，她永远不会原谅她。
与家庭生活不一样的是，卡佳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她是苏联火山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是一位出色的科研工作者。在收到那个“笔迹熟悉的陌生女人”谴责信之后几个月，斯韦特兰娜在报纸上读到了长篇特写《面向火山的窗户》，讲的是堪察加半岛地质学家叶卡捷林娜（卡佳）·日丹诺娃和她3岁女儿安约卡的感人故事，使这位母亲感到了一些欣慰。
叶卡捷林娜（卡佳）·日丹诺娃和女儿安娜·科泽娃（堪察加半岛克柳奇镇，1985年）
卡佳与火山观测站同事合影（1980s）
苏联领导人大肆宣扬，斯韦特兰娜回来了，而她在美国过得很悲惨。西方记者在街上围住她进行采访时，她恶言相向。在一次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她显得脾气暴躁，态度恶劣。她写道：“1984年，在莫斯科那些寒冷的秋日，我感觉自己好像淹没在黑暗的水中，就像有时做噩梦一样的情形。”甚至城市肃穆的建筑风格，似乎也让她感到压抑。奥尔加记得，她的亲戚们很失望，她和母亲没有带着装满录像机和国际大牌香水的手提箱回来。
【译者注】斯韦特兰娜回归使得苏联对西方的舆论宣传占尽优势。她一下飞机就被接到国宾馆。苏联官方严格挑选了25家西方媒体让她举行记者招待会，甚至没有对她讲什么话进行限制。要让斯韦特兰娜谴责美国并不困难，她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将在美生活了十几年里积压的所有怨气都发泄出来。而且从她和平主义的立场来看，美国政府与苏联政府高度相似，都是军国主义者。不同的只是，美国政府对国民肆意放纵而苏联当局则极端控制，美国人营养过剩而苏联人食不果腹。当然，斯韦特兰娜在莫斯科不会这样说，她对西方记者说的都是美国的负面，有些话让美国人听得直摇头。
关于斯韦特兰娜在莫斯科街头对西方记者发脾气的事，实际情况不象苏联新闻所说的那样。她探望表哥时在市区迷了路，一下子有许多外国记者围了上来。这时，秘密跟踪的克格勃特工现身了，开始用暴力驱散记者。斯韦特兰娜讨厌记者，也讨厌“愚蠢的契卡”盯自己的梢，她以剧烈的言辞抗议，一会用俄语喝斥特工，一会又用英语对记者大声嚷嚷。莫斯科电视台摄下了这个混乱的场面，但是在新闻播出时剪去了克格勃特工的画面，就成了斯韦特兰娜怒怼西方记者的新闻。
斯韦特兰娜抵达莫斯科之后一度很开心，她认为现在的苏联已经发生了变化。到机场迎接她的是一个官方代表，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在下榻的饭店，她不仅看到了日夜思念的儿子奥夏（约瑟夫的昵称），还有她第一任丈夫莫洛佐夫和第二任丈夫日丹诺夫。她还登门造访了初恋情人卡甫列尔。德鲁尼娜说，斯韦特兰娜与自己的丈夫单独呆了两小时，谈些什么没人知道。
然而这种欢喜没有持续多久，苏联当局很快要求她对美国出生女儿的去留作出选择。奥尔加不可以拥有双重国籍，要么美国，要么苏联。斯韦特兰娜提出异议，马上被晓以颜色：别忘了眼下在什么地方，你是谁，这里由谁说了算？斯韦特兰娜一下子犹如身陷冰窖，自己父亲建立的制度还在，当年她离开的那个苏联依然如故。她后来对朋友哀叹，自己犹如“一只沾在蜘蛛网上的虫子”。
回到苏联一个月后，在一个难眠之夜，斯韦特兰娜仿佛梦幻一般，看到了格鲁吉亚——她父母亲的出生地。不久，她就和奥尔加飞往第比利斯。
她在那个城市里感到轻松自在，然而，她的父亲却以一种新的方式困扰着她。“我最大的负担在于每个来人都要告诉我，我父亲‘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有些人说得声泪俱下，其他人则给我紧紧的拥抱和亲吻，”她写道。“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对父亲的看法是多么复杂。”
奥尔加也有同样的感受。 “好像我是用棉花糖做的，每个人都把我抱起来亲热一番，”她说。“来看望我妈妈和我的那些人都在哭泣。”这种景仰之情令人压抑，回国不到一年，她决定离开苏联。
【译者注】虽然斯韦特兰娜一直声称自己是没有政治倾向的“世界公民”，实际上她对故乡格鲁吉亚怀有一种特殊情感。她认为俄罗斯人聪明狡诈，格鲁吉亚人则热情简单。在父亲的家乡，她带着女儿参观了斯大林故居——有如“鸡圈”般大小的一间小茅屋，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奥尔加对外祖父居室的赤贫状态感到震惊：世界上竟有过如此穷困的家庭。奥尔加在学校很快学会了俄语和格鲁吉亚语，结识了许多当地小朋友，到新朋友家作客之后，她深深感受到苏联社会差距有多大。斯韦特兰娜和女儿去教堂做礼拜时，遇到过一些不友好的格鲁吉亚人，大清洗罹难者的亲属。他们恨恨地说：“你们来干什么，谁请你们来的？”但是，绝大多数格鲁吉亚人对她们很友好，他们认为自己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在俄国人那里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因而对斯大林唯一活在世上的女儿，以及他的外孙女亲热有加，将他们对民族的太阳、伟大领袖的满腔热情一古脑倾泄在她们身上，以致母女俩不堪忍受。
斯维特兰娜（中）与大哥雅可夫儿子叶甫格尼（右）合影，左为奥尔加
斯韦特兰娜来访的目的是与家人团聚，然而叶卡捷林娜心怀敌意，约瑟夫离开莫斯科以后就杳无音信。她请求新任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准许她离开。总书记表示，只要斯韦特兰娜与强硬派领导人会见得到首肯，他这里没问题。于是，她走进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熟悉的走廊，请求伊戈尔·利加乔夫同志的接见。“你的问题总书记已经解决了，”利加乔夫说。然后，他竖起一根食指：“不过——回去以后规矩点！”当她起身离开时，他又补充了一句：“没有你，祖国照样生存。问题是，没有祖国，你活得了吗？”
【译者注】斯韦特兰娜回国后见到了许多亲戚：大哥雅可夫的儿子叶甫格尼和女儿加丽雅，巴维尔舅舅的女儿佐拉，表哥谢尔盖·阿利卢耶夫，表弟伊凡·斯瓦尼泽……。但是，次女卡佳坚决不愿意与母亲见面，尽管斯韦特兰娜几经努力，始终没有成功。前夫日丹诺夫给她寄来了照片，她才第一次看到成年后的女儿和外孙女的容貌。
本文作者尼古拉斯关于约瑟夫与母亲没再见面的说法不确切，据雅可夫的女儿加丽雅说，斯韦特兰娜和约瑟夫见面达15次之多。后来母子俩不知何故闹翻了，母亲大发雷霆，说是要让当局把儿子流放到库页岛。加丽雅说，如果真有权力，斯韦特兰娜就会处置了儿子，“像他父亲一样。”
斯韦特兰娜回国不到一年就想出国，她打算向莫斯科方面提出申请。前夫莫洛佐夫却向她推荐了一个克格勃高层领导，说具体问题在这个层面更容易沟通。她与此人见了面，新一代克格勃官员衣冠楚楚，说话和气，但没有任何给她任何实质性答复。也就在这个时候，斯韦特兰娜才发觉自己许多亲属，包括前夫莫洛佐夫、儿子约瑟夫，都与克格勃关系密切。
1985年12月，她第一次给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去信，要求离开苏联，但是没有回音。次年3月，她又写了第二封信，依旧石沉大海。斯韦特兰娜想与美国大使馆取得联系，但在使馆外面被警察和克格勃特工拦住了。后来，她突发了一次几乎要命心脏病，当局更是以不宜旅行为由，搁置了她的出国要求。从克格勃处得到消息的约瑟夫打来电话问候母亲的病情，劝她暂时不要考虑出国之事。斯韦特兰娜接过儿子的话题，尖刻的回应说：“你想现在就参加我的葬礼吗？告诉你，为时尚早！”1986年4月，斯韦特兰娜再次给戈尔巴乔夫拍了一份电报，并得到了回执——总书记已经收到。不久，与她打过交道的克格勃官员打来电话，他不再彬彬有礼，而是语气生硬地告诉她，出国申请被批准了。
然而，斯韦特兰娜还要过最后一关。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著名强硬派领导人利加乔夫召见了她。会见是在十分不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利加乔夫对她说，离开苏联是愚蠢之举，只有脑子有毛病的人才会这么做。然后问她要去哪个国家？她回答是美国，自己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利加乔夫沉默了一会，气势汹汹地威胁说，回去要好自为之，必须保持沉默，不许写书，不许接受记者采访，不许上电视。会面结束时他悻悻地说：“没了你，祖国照样生存得很好；没了祖国，你活得了吗？”利加乔夫的话使人感觉很掉价，没有一个大国领导人的风度，活像一家小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面对一个炒了老板鱿鱼的员工气急败坏的发泄怨恨。利加乔夫的话没有成为现实，五年之后苏联解体，庞大帝国灰飞烟灭。然而斯韦特兰娜却还活着，而且继续活了好多年。
苏共保守派领导人伊戈尔·利加乔夫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