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中女性意识的不彻底性

《镜花缘》中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解放意识，表达了对女性的关怀。从表面上看，《镜花缘》一书承认了女性的才华，认为女性有参政的权利，勾画了女权社会的雏形。但从深层次来看，书中所宣扬的女性意识是不彻底的，依旧未能摆脱男权思想的影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并未完全解放，其形象是以男权为底色，其思想还未突破封建男性中心社会的藩篱。

《镜花缘》中女性意识的不彻底性

1.女子之才为谁生

在作品中，作者主要通过强化众多女子才学过人，参加科举考试来为女子找到一条参与社会生活，实现妇女解放的出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作者为了弘扬女子之才，开篇就大写《女诫》作为其理论根据：

《女诫》云：“女有四行。一日妇德，二日妇言，三日妇容，四日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节，而不可元者也。今开卷为何以班昭《女诫》作引？盖此书所载，虽闺阁琐事，儿女闲情， 然如大家所谓四行者，历历有人，不惟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非素日恪遵《女诫》， 敬守良成，何能至此。”

《女诫》是以父权制社会背景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产物，是几千年来男子对妇女控制规范和压迫的工具，是纯粹体现男性利益的女性言行指南，是作者妇女观的思想核心。《女诫》宣扬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封建社会规范妇女言行的准则，它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一起成为严重束缚女子个性全面发展的桎梏，而书中认为诸多才女所以能够学究天人，才华横溢，“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是因为“恪遵《女诫》，敬守良箴”（第一回），用心修为而达到的，表现出与追求女性解放明显的矛盾性。以此为立论基础，显然与妇女解放的目的背道而驰，但作者却对《女诫》依然津津乐道。作品第七十二回，作者又提到《女诫》，“这边林书香因闺臣提起当日曾见红红、亭亭所写的《女诫》、《璇玑图》甚好。” 在第九十三回中，众才女喝酒猜拳，并以《女诫》行酒令，这里 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所欣赏的才女，是内在精神遵守《女诫》，并受其规范和影响的淑女。在这里，作者正陷入了自己亲手制造的理论困境中而不自知。

这些受《女诫》规范的才女们，命运又如何呢？武则天在开设女科时意在选拔人才，其诏令是这样写的：“天地英华，愿不择人而异，帝王辅翼，何妨破格而求。”但实际并非此，在选出的人才中，规定殿试前三名：“准其半其俸禄；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试俸一年，墨才擢用。”而其余女子，均“封为才女，奖励财物，彰其父母。”由此可见，才女中榜， 少数拔尖的仅限于内庭供奉，侍候皇帝，并非参与地方或中央政事。她们顶多也就是皇帝身边的奴才，日日陪着皇帝游玩赏乐，成就一段特殊版本的“才子佳话”。这就让我们不由得要提到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上官婉儿。此人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在诗歌创作上常常在群臣中独领风骚。作品第六回写道：上官婉儿陪武帝赏雪，武帝命与群臣赛诗，群臣文武无人能出其右。尽管如此，上官婉儿也仅仅是一个供皇帝群臣取乐的奴才）罢了。而百位才女，做得好的，也不过如此，上官婉儿就是她们未来前途的写照，更多的才女只是得到一些封赏，连当一个奴才的机会都没有。而才女们中榜以后，大宴五日，日日逞才赋 诗，饮酒猜拳，吹拉弹唱，歌舞升平，好不热闹。她们没有人想到要去参与政事，到朝廷做官，更没有想到要同男子一样平等。其中，虽然阴若花等回到自己国家继承王位，一来因为本来就是外邦之人，再则其为武则天受人钱财强遣所致，其本人并不愿意。在讨伐武则天的战役中，虽有少数女子参加，但她们只不过是跟随丈夫由男子领导，且为数极少。一场女子科举考试看似轰轰烈烈地进行过了，但它并没有带来妇女地位的任何改变，也没有使妇女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更没有体现妇女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而最终，却 只如武则天所说的“徒添一段佳话”罢了。

如此看来，女子通过弘扬才学来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成了一句空话，考取功名后只有虚衔，依然是以辅佐男性中心社会服务的，并不可以男子一样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所有这些，反映了作者思想终究跨越不了的那条男子中心社会制定的铁限——男女绝不可以等。男女平等，在李汝珍的潜意识里，社会是要失却大防的，女子到最后还是回到供人娱乐，受人摆布的老路上去。

《镜花缘》中女性意识的不彻底性

2.理政身份凭阴阳

人类社会自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女性基本上被禁锢于家中，很难再从社会层面获得认可。尽管不少有才华的女性试图走出闺阁，但不管怎么努力，总是难以实现其目的。

唐朝武则天是一个特例，她以女儿之身登上了大唐皇帝的宝座，而且做出了许多男性皇帝也做不出的政绩来。在书中，她“特降恩旨十二条”关注妇女问题；她开女试，“欲令天下才女俱赴廷试，以文之尚下，定以等第，赐予才女匾额。”她提出“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异……灵秀不钟于男子，贞吉久属千坤元”。从这些叙述上看武则天是一位圣主明君，她能给女性以特殊的关注，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是罕见的。书中，她任人唯贤，选拔良将平定兵祸，接见才女予以褒奖等等。

这里，作者是在称赞武则天的政绩。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称赞的同时，书中对武则天又有不少贬损之词。第三回第一次提到武则天时是这样写的：原来这位帝王并非须眉男子，系由太后而登大宝。按天星新月狐临凡。不仅如此，《镜花缘》还通过宿命论及冤冤相报的观念，认为武则天是众神派遣的妖魔，第三回中写到众神的话语：“莫若令一天脱下届，扰乱唐室，任其自生自灭，以彰报施。适有新月狐思凡获遣，即请赦令投胎为唐家天子，错乱阴阳，消此罪案。”这些话语透露出的是对武则天的污蔑，它体现出在作者的思想深处没有把武则天当作一个正常的女人来看待，而是一个狐妖。

男权制确立以后，女性便不得不以服从者的姿态出现在男性面前，男权制是压制女性、奴役女性的社会制度，根本就不能容忍女子参政。《尚书·牧誓》中说：“朼鸡无晨。朼鸡之晨，惟家之索。”这显然是男权社会对女子权利的压制和剥夺，以母鸡比作女性，说明女人不能参与国事，否则就会祸乱国家。作者生活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受女子不得参政的传统观念影呐，在潜意识中已经反对武氏参政，在文本中提出武则天登基的主要目的是“扰乱唐室”、“错乱阴阳”。武氏登基违反了封建宗法的男子中心世袭制是传统礼教万万不能容忍的。把女人在话语上妖化为“狐”是男性话语对无法掌控女性的一种恶意报复。这样一方面变态地满足了男性话语的需求，另一方面为男性继续奴役其他女性找到了合理的借口。《镜花缘》彰显这一内容，透露出作者思想深处的男权意识。此书的最后，正义之师推翻了武氏政权，武则天还位于中宗，显现出男权制的强大，同时更表明男权体系是不可颠覆的。

由此对女性成为君主的否定，便从根本上否定了男女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一理念。它体现了在作者的思想深处，女人依旧是“第二性”的代名词，是卑于男性的。由此，女性的参政能力并没有得到认可，处于统治地位的依旧是男性。

《镜花缘》中女性意识的不彻底性

3.贞节仍旧作纲常

在传统守旧的封建妇女观念包围下的才女们，同时又忍受着作者一些模糊的妇女理念的冲撞和作者潜意识的男性本位意识的挤压，她们已经不见了女儿们的身影和内涵，而留给我们的是一群畸形的背影。在文本中，作者还遵守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遵循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常，以及“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作品第十回，骆龙遇唐敖时将其女骆红或托付给唐敖并说：“俟他年长，代为择配，完其终身。”就这样，父母的几句话，就将子女的终身大事草率了结，而子女们却亳无怨言，任凭父母做主，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妇女在婚姻中的从属地位。而在作者看来，这却是天经地义的。作品中才女们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她们只是服从，符合了古代男子对妇女”三从四德”的要求。“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廉锦枫、薛衡香等人便是“未嫁从父”的写照了。

还有作者对女子殉节的态度不是强烈的反对，而是冷静的赞赏，仿佛是应该的。第五十回中强盗抓住了三个才女要收作妾，平时最坚毅勇敢的唐闺臣、做过女储君有谋略的阴若花、聪明伶俐的林婉如就全部“登时面如傅土，身似筛轴”，立刻想到的对策只是殉节而死，作者在这里没有一点主观上的同情，反而在如何死法上对她们大加调侃，这就不是黑色幽默所能概括的，简直是没心没肺的冷酷心肠的显示。而最后从军的女子们结局更为悲惨，只要丈夫死了，不管她们是如何国色天香、多才多艺或文武双全，才女们都得从死于地下。在第七十一回，借师兰言对节、孝发表了见解：女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对丈夫节、对父亲孝。很显然，无论是节还是孝都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终极目的是为男性服务的。她们未摆脱“无我”，未脱离对男权的媚从，只能在男人的价值投影中寻找零星的阳光和生命的色彩。她们依然是卑微的人生，没有对自己命运的思考，也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去争取与男子同样的塑造自我存在价值的权利。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作品中的才女们没有自己的意志、尊严，也没有女性固有的感情需求；作品中的妇女解放，女性意识，不过只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下的产物，是男权意识霸权的结果。这就注定了作者的思想，仍然只能重复若曾经的老路，走不出男权主义的巢臼，封建礼教的贞节观仍是其妇女观的思想核心。

《镜花缘》中女性意识的不彻底性

4.换位难以按尊卑

书中有关女儿国的叙述是《镜花缘》中颇为奇特的笔墨之一，许多研究者对此作过多方面的探索，如咎迅、郑振铎、胡适、林语堂、吕睛飞等，评价颇高，吕晴飞更是认为书中的“女儿国”是一个“一切以女子为中心，把男孵女卑的封建社会翻了个儿的社会。真的是如此吗？

书中第三十二回有这样一些叙写：“男人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作品第三十三回中，写到了林之洋被女儿国王抓去，又缠脚又穿耳， 还受尽折磨，被逼入洞房。男子在这里简直成了小丑。从这些叙写上看，《镜花缘》中的女儿国无疑是一个女权社会，这里的女性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以一种俯视的目光审视着男性。颇为奇怪的是，女儿国中地位低下者（系生理上的男性）的称呼依旧是“女性”。在 衣着打扮上，位尊者依旧穿的是男性的服装，有褚男性的举止行为：位卑者则同天朝女性的装束无二，这种叙写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换位思考。在形式上将女性所受痛苦转到男性身上，让男性加以体验，从而引起男性的注意和同悄，其实质并没有摆脱男性意识的影响。女儿国中依旧有等级之分，依旧有尊卑之别，在层次上是女性统治着国家和男性，处 于尊者的地位， 但实质并不是这样。

服装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文化象征，在人类文明长期的进化中，服装被赋予了一种性别符号的角色。历史上不乏有这样的例子，女性穿上男装便可取的功名，得到社会的认可，而一旦脱去男装，所取得的一切便要丧失。从这点上看，在男女之间服装具有超越性别的作用。社会认可的是服装所代表的性别而不是人的生理性别。贝蒂·弗里丹曾在《女性的困惑》一书中说：“是衣服在穿我们，而不是我们在穿衣服”女儿国中的男人穿衣裙处于卑下地位，女人穿男装处于高位的实质不是女人在统治国家，而是服装所代表的话语体系在扮演统治者的角色。

在作品中，我们看到女儿国整个国家机构的设置、政策法令与男权社会无二，只是将统治者的性别变换一下而已。这里的风俗同男权社会也无差别，比如缠足，它依旧是位高者可以随意施加给位低者的一种享乐衙要。虽然生理上的女性可以对生理上的男性加以奴役，但这种奴役却必须是在“男性”的名义下对“女性”施加的。“衣裙”不能在治理国家的统治者身上出现，透露出真正掌握政权的依旧是男性组建的统治体系。女儿国中位卑者、受奴役者依旧被打上“女性”的印痕，“女性”一词仍摆脱不掉加在它身上的负累，表明了换位书写的背后依旧是  男权社会的天下，难以殡除男尊女卑的思想。

矫枉过正，过犹不及，这种“抑男扬女”的手法，其实质就是与男尊女卑一脉同源的“性别歧视”，它也很难让入觉得有多先进。就连明朝冯梦龙在谈到男女之才时也认为：譬之日月，男，日也，女，月也，月借日而光，妻所以齐也，日殁而月代，妻所以辅也。此亦日月之智，日月之才也。今日也赫，月必壹壹，曜一而已，何必二”而《镜花缘》是清朝的小说，在男女平等这一问题上，作者的认识甚至不及明代前人，认为其已经达到了他所处时代的最高水平，显然有溢美之嫌。

5.开山之作破天荒

在《镜花缘》中，作者提到了妇女问题，指出了女子应受到教育，女子也可参加科举考试，反对穿耳缠足等等，但是这些在他所处的时代，并非一枝独秀。明淌时的妇女思想，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16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手工业工场开始出现，尤其是纺织工业开始兴起，妇女找到了一个表现自己才干的舞台。正因为如此，在社会实际生产中妇女的地位改变促使人们对妇女的角色和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妇女思想取得了巨大进步。

明朝的思想家李赘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谓人有男女则有，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同时，他还认为妇女有恋爱的自由和再嫁的权利，认为卓文君 私奔”， 司马相如是“得身”而非“失身”， 而李汝珍却坚待从一而终的思想和回避婚姻情感。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激烈批评缠足，“一违天性，二害妇女，三误国家”。而李汝珍虽反对缠足，但并不坚决。同样，明朝时候的妇女思想，在其同时代的作品中也有反映。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施复夫妇“妇络夫织”的场面，已经为我们展现了男女平等的观念；李贽在《初邵集》中描写的数十个才女，其见识甚绝，并不在男子之下；徐谓《四声猿》中的《雌木兰》，写木兰代父从军，屡建奇功。以上各例均比《镜花缘》中的女性遮遮掩掩地参与意识更加强烈更加彻底。而《女状元》则塑造了又一个“巾崛不让须眉”的妇女形象。《红楼梦》虽然有才子佳人小说的痕迹，但是其“提醒女性从自我追求出发追求女性真正的独立”思想，显然要比《镜花缘》忽视女性自身特征，一味以男性标准要求女性的思想要先进得多。

由此，我们不难看见，《镜花缘》中的妇女思想，也并非像吕晴飞先生说的那样“在我们小说史上 这是破天荒的升山之作”，充其量只是众多筚路蓝缕者之一而已。

《镜花缘》中女性意识的不彻底性

结语

李汝珍反对一些传统的观念和思想对妇女的压迫，力求通过弘扬女子才学来宣扬女性意识，给女子参与社会找到一条道路。但是，镜花水月，难离现实土壤。由于其本身没有自己独立完整的思想见解，也没有彻底的反封建意识，更没有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妇女观念，决定了他在宣扬女性意识时必然会产生不彻底性。再加上其自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干扰，使得其妇女思想呈现出自相矛盾的必然特征，从而也限制了作者做出更大贡献的可能，时代对作者的制约使他更不可能建立自已完整先进的妇女解放思想。但在明清程朱理学三纲五常思想盛行、假教信仰达到了顶峰造极地步的封建社会中，我们不能苛求作者。既然如此，为什么《镜花缘》在众多学者眼中有着如此之高的地位呢？这或许与当时礼会缺少有关妇女解放思想的小说有关，后来学者们在探寻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发现了《镜花缘》，突然眼前一亮，将其列 为妇女解放出炉之作，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也就不对理解像胡适等这样的学者为什么如此推崇《镜花缘》了。所以，对《镜花缘》的评价不能盲目刻意拔高，也不能故意的贬低，否则我们就得出不全而或者错误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