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流与一个朝代

漕河，是明代人对大运河的称呼。人工开凿运河作为陆上水运的渠道，古已有之。史书记载，早在春秋末期，吴国君主夫差为了北上伐齐，于公元前486年筑邗城（今扬州），挖邗沟，连接起了长江和淮河。此后漫长的两千多年历史中，运河的开凿和维护成为历代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其中，隋炀帝、忽必烈和永乐帝在将其开凿为一条整体的漕运河流上功不可没。

古矸沟遗址

对于明朝政府来说，数千艘漕运船只满载粮食、丝织品、瓷器、杂货，浩浩荡荡从江南出发，来到北京，给这座北方都城带来几乎全部所需供给。漕河是一条昂贵的人造河，从开挖，到维护，每一个环节都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数万名的漕军、洪夫、挖泥工、造船工，每天为这条河流的通畅运输服务。

漕河是明廷的生命线，漕运制度是明代财政体系的关键一环。黄仁宇的《明代的漕运》一书从漕运这一历史的边角一窥明代的政治、经济全貌，试图解答在西方世界走向科学与文明的16、17世纪，中国何以错失现代化的良机。

黄仁宇（1918-2000），知名度最高的华人历史学家之一。他的身上有诸多的标签。一是大器晚成的历史学家，拿到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的那一年，已经46岁。二是人生经历极为丰富：18岁考入南开机电工程系，2年后辍学参加抗战，期间毕业于成都中央军校、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50年赴美求学于密歇根大学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三是师出名门，在密歇根大学就读期间，师从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后者师承史学大家钱穆和杨联升。

《明代的漕运》一书是黄仁宇的博士论文，与他的另一本著作《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相比，内容和考据都稍显单薄，这可能与漕运本身资料比较缺乏有关，但本身的考察角度新颖，信息密度也很高。《明代的漕运》一书主要从漕运、漕军、漕粮、漕运总督等角度，以期为我们展现一幅明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景图。

明代的漕运

一、漕运：唯一的选择

“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

根据地理决定论的观点，地理环境是决定政治体制的关键因素。对于明代政府来说，漕运是其唯一的必然选择。

1、军事上，由于外敌如蒙古族等游民部落，集中在北方，定都北京是战略上的需要。

2、地质上，华北地区黄土土层，致使修建一条从南到北的官道缺乏可行性。

3、海运上，明代统治者极力维持小农社会生态，排斥对外贸易和交流，期间除个别时期短暂放开外，海运被完全禁止。1585年明廷发布的一条命令，规定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者，视同叛乱，要受到死刑处罚。

4、河流上，从江南到北京的自然河流为长江、黄河、淮河，经过隋、元等朝代的挖掘，漕河体系已基本成型。明代再加以疏浚和整修，即可投入使用。

二、漕军：只有漕，没有军

漕军是各地卫所派出来专门承担漕粮运输任务的一批人。明代早期，漕粮运输分民间、官府两种方式，到1474年，成化帝规定所有粮运任务由官军承担，但纳税人的负担并未得到减轻，还有缴纳额外费用，用以补贴运输的花费和损失。

按明政府一开始的设想，漕军负责平时忙运输，战时随时上战场。事实上，漕军在设立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就彻底褪去了“军队”的特质，沦为一支完全的漕运“劳力”。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

1、管理上的矛盾性。漕军由卫所派出，理论上要归卫所管辖，但由于他们长期在漕河上从事运输工作，实际的管理工作由“把总”和“指挥”等承担。除了升迁、降职、退休等一般人事行政事务外，卫所对漕军的控制力度很弱。

2、巨大的经济压力。一是在漕运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损失，都要由漕军承担，甚至是自然损失造成。二是漕船打造政府配给不足部分，也要由漕军补齐。三是除了月粮、行粮、偶尔的特别恩惠外，漕军收入很少，原有的轻赍银后来也变成了皇帝个人财产。漕军很容易陷入经济困境。

3、救济政策的无力。明朝政府后来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允许漕军夹带私货、向国库免息借贷、购买食盐，增加收税站个数弥补造船差额等，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漕军的贫困问题。

三、漕粮：税制的重心

明代财政实行的定额制度，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税，而漕粮则是明代土地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明代初期开始，便设定了2950万石的最高限额，其中1200万石归地方政府；800万石在华北征收，运往西北前线；其余近1000万石划归中央政府（北京820万石，南京120.8万石）。早期收支可以基本维持平衡。

注：根据《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一书，这一收入限额为2700万石。

从儒家传统的伦理观念来说，低税负水平是爱民的体现。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支出不断增长，包括官僚、宫廷内侍、军队等。暴露出了预算不足的严重问题，于是田赋之外，以“特别税”、“额外税”、“附加税”等名目加税，迅速突破了2950万石的理论限额。

由于漕河本身的运输能力限制，加之考虑到部分省份距离北京路途遥远，运输成本过高，划归北京政府的820万石并不能全部通过漕河运输，1436年正统皇帝创立了“金花银”制度，约400万石以钱币缴纳，约合白银100万两，成为了皇帝的个人收入。

400万石的漕粮主要来自于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河南和山东6省，其中南直隶占44.78%，主要是苏州、松江两府。这也间接表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环境稳定与繁荣。

一开始，漕粮只是土地税的一部分，后来却演变为一个决定性因素。与之有关的税收，如“正兑”、“改兑”、“金花银”、“通行税”、“抽分”等都与之密切相关。明代的财政税收逐渐被局限在“漕运经济”的小圈子内，日趋僵化和衰败。

四、漕运总督：尴尬的管理者

先来看下明代的行政机构设置，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以“权力不能集中于一个人手中”为准则，设置各级部门和职务。

明代行政机构

在明代漕运体系中，漕运总督是主要的管理者，但一直存在着互相牵制的力量：

1、漕运投入运行之初，占主导地位的是军事统治，以陈瑄为代表的漕运总兵官为主要管理者。

2、1451年设置漕运总督职位，由文官担任，三年轮换一次，与漕运总兵官相协调，但没有明确划分二者职责。

3、15世纪后，漕运总督成为主导，漕运总兵官逐渐变成辅助角色。

4、1471年永久设置负责黄河的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存在职责的重叠和矛盾。

漕运总督的职责是“提督军务监理海防”，同时还担任包括运河地带在内的多个地区的巡抚。此外，还可以受命担任御史，一般是右副都御史或左佥都御史。到了明代后期，漕运总督成了京师以外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官职，91名漕运总督中，有32名随后成为内阁大学士。

即便如此，漕运总督也面临着相当尴尬的处境，主要表现在：

1、作为巡抚，实际掌握地方行政管理权力，但这种权力并未得到明廷正式授权。

2、漕运总督管辖区域超出了运河本身的范围，甚至包括了凤阳。

3、地方分支机构官员任命权属于工部，但实际执行事务却受漕运总督辖制。

4、经常担任御史，名义上属于督察院成员，但实际很难行使监察权力，还经常受到现任御史的责难。

5、“提督军务监理海防”，漕运总督有军事职责，但面对的漕运总兵官品级更高，而且通常无所事事。

漕运管理体制呈复杂、多头管理的特点，除了上述的漕运总督、漕运总兵官、河道总督以外，宦官、户部、工部等都牵涉其中。这折射出明代行政体制中普遍存在的职责重叠、权限不清等问题。

五、漕运与明朝

自608年隋炀帝开通连接洛阳与北京的华北运河，到19世纪，中国任何一个统治者都离不开运河所建立起来的漕运制度。

只是各朝代对漕运的依赖程度不同而已，如元代海运、陆上水运并行，漕运是一种辅助手段。到了明朝漕运成了连接南京和北京两个都城的唯一运输路线。根据黄仁宇的观点，漕运本身，或者漕粮运输量的下降并不是导致明代衰亡的原因，因为一直到明王朝的最后几年，漕河依然稳定地发挥着其运输功能。

通过分析明代漕运，让我们得以窥见明代社会政治的全貌。而明代走向衰亡的原因从制度上看，是财政税收制度的僵化，以及金融体系的缺失，但这些造成的是技术缺陷，最核心的乃是思想观念的陈腐与落后。在西方国家开启大航海时代，走向对外扩张路线的同时，明代的统治阶层仍固守儒学道统，试图把社会塞进一个规规矩矩的方框里，商业意识受到严重压制。

1639年，满族人沿运河南下攻入南京，运河上的核心城市--扬州随后陷落，扬州一失，大明王朝的气数也尽了。而之后统治中国数百年的清朝，大部沿袭了明代的主要政策。

1368-1644，一条耗费巨资挖掘和维护的人工运河，又见证了一个王朝的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