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8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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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在元代，它同样要到晚期方才登场；而在明代，它从一开始就被独裁者所采纳——透露出其不断演变的历史重要性。自从道学图景在 1240 年被南宋朝廷象征性地确立，它便逐渐影响着科举考试，但直到 1313 年，它才被元朝定为官方经学科目，从而真正在政治或教育上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

从体制上说，宋代大部分时期并没有这样的帝国正统。然而，我们会提到文士群体修习道学的趋势首先出现在宋代，并最终于明代占据主流，这在思想层面上部分肯定了宋明之间的文化延续性。

只要科考与铨选都在吏部的掌控之下，座师的权力就非常大。这一情形在 737 年得以改变，因为科举考试转而交由礼部负责，礼部还制定了座师与进士门生的相关礼节，致使无从产生京城内的恩庇主从关系。吏部则从此只负责铨选流程。

早先汉武帝为了任命官员而采用的策问，成为后来廷试或殿试这种书面考试的前身。在唐、宋、元、明、清时期，殿试是科举考生晋升为进士（即面见皇上以入仕的文人）的最后一道关卡，而显赫的进士头衔更是谋取高阶官职的必需。 690 年以后，当殿试正式被武后采纳施行，殿试的考题却转而趋向重视文学性，强调包括诗、赋、颂的杂文创作。像这样的杂文写作实则在初唐科举考试中已经被采纳，并借此确定颇具声望的进士人选

通过巧妙地利用平民价值观来论证公平、中立的官僚选拔渠道的合理性——理论上这一制度面向所有中国人，而无视其社会背景——宋代皇帝最终落实了这一科举考试体系，并且除了元代和明初以外，科举作为政府核心体制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直至 1905 年被废除。

宋代的官阶分类法决定了官僚们名义上的俸禄、身份地位，以及额外补贴。工作分配也节省了一大笔花费，因为基于职位分类的任命才是俸禄的指标，而与官阶绑定的官员基本俸禄实际上仅仅是象征性的。文官制度的资金短缺通过这种周密的官阶 - 官职体系得以缓解，而这一体系又与官员任期挂钩。

一旦出身作为文化“商品”（ commodity ）不再足以定义士人地位，科举进士的名分及其与文化和教育的相互关联就成为士人身份的必要条件。在此过程中，宋代科举以空前的规模选拔出“士”，而由他们主导的文治缓解了晚唐和五代（ 907—960 ）以来普遍的军事威胁，尽管五代时科举考试也曾被施行。

在 1044 年至 1045 年关于科举改革的论辩中，欧阳修建议将策论置于首位，这样就能马上检验考生关于实际事务的认知。

只有天理，而非人为造物，才合乎天地之道。解释人类价值与礼法的道德准则成为文士生活的准绳。

那个陈旧的、以文化 - 文本 - 文学传统为本位的士人之学被一种道德 - 哲学视角取代，后者将经典重新封圣，并发明了“四书”，即一套由孔子、孟子及其弟子所教授的真理的渊薮。程颐、朱熹和他们的直接紧密追随者成了孔子与孟子的直系传人，并将汉、唐文士排除出道学谱系。

北宋至南宋逐渐贬斥诗歌的态势也包括了对杜甫（ 712—770 ）等唐代大诗人的重新解释：宋人将其文学成就道德化，杜诗因为政治上的忠君主题和忧国忧民之心而被尊崇。

在元代，只有 2% 的品秩官僚是从进士中选拔出来的，荐举和世袭门荫确保了蒙古人和色目人在元朝上层官员中的支配地位。在民族政权统治下，大量的汉族文士转向了文官制度以外的职业，这在 1127 年金兵攻陷北宋都城开封时如此，在之后 1235 年蒙古人占领北方、科举中止时也如此

在宋 - 元 - 明转型时期，文士科举生涯和经学科目最根本的变化就是诗歌从科举中完全废除。这一划时代的转变部分归因于朱熹以及追随他的元、明时期道学集团，这点不言而喻。他们的观点动摇了国家在科举科目中对唐代文学的支持，从而转向了宋代经义，以及与道学相关的主题话语和时政策问。在王安石对北宋科举的改革基础上，后世科举又专注于四书和程朱注释，将之升格为官方正统——这是连朱熹本人都不曾提倡的。

道学作为帝国正统思想的文化生产过程（即官方将南宋文士对四书五经的阐释化为己用的做法），以及核心科举科目都始于元代；而它通过科举进行大规模文化再生产则始于明代。尽管明代科举在 1372—1384 年间被短暂搁置（见第二章），明代科举可以说划时代地与纯粹注重文学写作、强调诗赋的科举考试划清了界限，并且在 1384 年的科举中融合了唐宋司法判文与汉唐官方文书写作的考核传统。

欧阳修和朱熹创制了一套正统理论，并最终成为民族政权下中国历史书写与阐释的指导性编纂原则。欧阳修对唐、五代史书的修纂，使他对政治正统不明确的时代中含混的历史书写十分敏感。欧阳修不再使用五行学说决定正统，而是以政治统一作为正统的决定性因素。这唯一的政治指标给他提供了一个固定而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标准，以此衡量王朝变迁，并使他得以阐述自己的“大一统”主题。

明初将程朱理学挪用（ appropriation ）作为当时科举的地方考试、乡试乃至会试的考试内容，这深刻影响了宋代道学的政治解读及其社会运作方式。程朱理学正统在宋代仅仅被部分承认，而在元代从未得到官方认可，这种在帝国范围内唯我独尊的程朱正统学说的胜利无疑主要是明王朝的产物。

在周边强敌环伺、自身不断衰落的宋朝，科举考试具有不同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功能；明朝廷也对其加以利用，成功地将蒙古帝国残余势力逐出了中国南部和北方中原。总而言之，自 12 、 13 世纪开始，历时千年的文化崇拜开始了，当时的大批汉族文士对国家政治失去了信仰，越来越多的文士主动转向社会和文化等领域，试图在战争绵延、国家衰败之时找到一种地域性解决方案。

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族人对政治合法性的探求，与明代汉人所主张的文化优越性实有共通之处，二者都将“经学记忆”视为重现古典理想与再造政治忠诚的教育资源。这种文化控制的理想无法完全实现。但在公共修辞里，在将这些教诲付诸实践以前，就连那些私下里蔑视并反抗这种文化霸权的人，为了谋得官职也不得不表面上支持正统的道学学说。在这个意义上，明王朝国家统治力的构造，无可否认地与其力图在帝国全域内再造元、明科举体制的大明国家战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