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戏的主角：一颗活泼的童心 —— 还原被误读的鲁迅与他的赤子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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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 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读到《社戏》的结尾，我笑了：这孩子，那夜的豆真有那么好吃吗？

我这样想有点不敬，因为“这孩子”是鲁迅。这句童心盎然的话像颗晶莹的露珠，在记忆的荷叶上滚了又滚。那些被月光泡软的豆荚，那些在河面上一闪一闪的渔火，那些沾着草屑的光脚丫踏过的田埂，忽然都变成了夜空中的星星，在字里行间朝我眨眼。

那曾经吃过的豆，那只能在记忆中反复咀嚼的豆，还是豆吗？它可以是一块硬糖，一粒花生米，或者是一瓣酸酸甜甜的红橘。

在读者的印象中，鲁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提起鲁迅，许多人脑海中总会浮现那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士形象：冷峻的面容、犀利的杂文、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但鲜有人知的是，这位被贴上“严肃”标签的作家，内心深处藏着一个装满童话的万花筒。1922 年创作《社戏》时，鲁迅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 —— 与弟弟周作人决裂、母亲催婚、社会动荡，但他却在这样的心境下，写下了一篇充满童趣的田园牧歌。这种看似矛盾的创作选择，恰恰印证了他在《<自选集> 自序》中所说的：“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每打完一仗，他都会放下武器，吸烟，休息，“看”社戏。

《社戏》一开篇，鲁迅用了一千五百多字的篇幅叙述两次看戏的感受，明确表示了对“中国戏”的不感兴趣：

“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连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在我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 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制出了决不再问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

鲁迅板着脸，“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冷眼看着一出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内心十二分厌倦，渴望“躲进小楼成一统”而不得，难怪他冷峻。

好在可以摇着用文字打造的乌篷船，让他自己和那些被现实磨出茧子的灵魂，一起回到平桥村，回到天真烂漫的童年。

鲁迅笔下的平桥村，一切都那么和谐自然：

“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尔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少少，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

平桥村是孩子们的乐土，鲁迅乐滋滋地写道：

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来穿在铜丝做的小钩上，伏在河沿上去钓虾。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决不惮用了自己的两个钳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的，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这虾照例是归我吃的。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但或者因为高等动物了的缘故罢，黄牛水牛都欺生，敢于欺侮我，因此我也总不敢走近身，只好远远地跟着，站着。这时候，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我会读“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来了。

印象最深的自然是看社戏。

小孩儿看不懂戏，图好玩，看稀奇。

一路上都在看稀奇：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

远远地看稀奇：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

归途中，比看戏更有趣的是偷豆、剥豆、煮豆、吃豆。偷的是六一公公的罗汉豆。第二天，六一公公非但没有责怪孩子们，还给鲁迅送了好些豆来。奇怪的是，没有昨晚的豆好吃了。

原来，最好吃的豆得偷。

这种充满童趣的视角，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也时有闪现。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他把何首乌根想象成“成了精”的人形妖怪；在《狗・猫・鼠》中，他绘声绘色地讲述“墨猴”的传说。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写给母亲的信：“海婴这家伙非常调皮，昨天竟用香烟头烧我的手，我故意装出很痛的样子，他却笑得前仰后合。”这个会陪孩子玩“装痛游戏”的父亲，与教科书中那个“投枪匕首”的形象判若两人。

鲁迅原来跟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人。孩子向他“开枪”，砰 ——！我觉得先生也会跟我一样仰天倒下，装死。然后在孩子咯咯咯的笑声中活过来，再中枪，再死。

细细品读《社戏》，会发现鲁迅在字里行间藏了许多亮晶晶的露珠。比如他写小伙伴们“咿咿呀呀地唱”，其实是在模仿戏台上的唱腔；写“铁头老生翻了一阵筋斗”，却故意漏掉了关键的情节，这种留白反而让想象的翅膀有了更广阔的天空。最妙的是对“社戏”本身的描写：那些在成年人眼中“咿咿呀呀”的戏曲，在孩子们看来却是“红红绿绿的戏衣”和“刀枪剑戟的寒光”，这种充满童趣的视角让整个故事都鲜活起来。

这种对童心的珍视，在鲁迅的文学观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呼吁：“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在那个“父为子纲”的年代，这种平等观念显得尤为珍贵。他甚至为儿子周海婴选择朝南的新居以保障健康，这些日常琐事体现了他作为父亲的爱心与平等观念。要知道，那可是 100 多年前的鲁迅啊，放到现在，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扪心自问，有没有这种平等的观念？

在这个越来越讲究“效率”和“规则”的时代，《社戏》像一股清凉的泉水，洗去了我们心灵上的尘埃。它提醒我们，童年不是用来“赢在起跑线”的跑道，而是一片可以自由奔跑的田野；不是塞满补习班的日程表，而是一本画满涂鸦的日记本。那些看似“无用”的游戏，那些被大人斥为“胡闹”的冒险，恰恰是滋养心灵的沃土。就像文中的“我”，虽然最终没能记住戏的内容，却永远记住了那个被星光和友情浸泡的夜晚。

忽然想起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戏台”：用纸箱搭成宫殿，窗帘布扯作戏服，玉米须当作胡须，竹竿当骏马，树枝当马鞭。我们演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演过刘关张三英战吕布，还演过吃西瓜不给钱的汉奸和操着中式日语的太君。就像平桥村的孩子把偷豆当成壮举，我们总把过家家当成真正的婚礼，把打游击当成史诗级战争。在孩子干净的目光里，一切都是“社戏”。

鲁迅在《社戏》里藏了个秘密：人类最本真的戏剧天赋，早在“偷豆”时就已觉醒。当双喜们把划船的号子变成渔歌，把夜航的惊险写成故事，他们就是最伟大的即兴剧作家。这种天赋不该被作业和考级磨平棱角，而应像萤火虫的微光，永远在灵魂深处明明灭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平桥村到钢筋森林，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演员，每个游戏都是未被定义的戏剧—— 只要我们愿意抬起头来，用同样的视角仰望星空。

合上书本，咿咿呀呀的“西皮流水” 突然变得遥远。窗外那些在高楼间穿梭的孩子，有的是被作业和电子产品包裹的童年。

他们看过戏吗？知道什么是社戏吗？

他们有没有玩过过家家，“演”过新郎新娘？

他们有没有吃过罗汉豆，并且像鲁迅一样对好豆的味道念念不忘？

2025 年 3 月 6 日于上海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