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秋雨《两个地狱之门》

有人问余秋雨：在中国运用文字以来的四千多年历史上，哪一个写作人的成就最为宏大？

答：司马迁。

问：他为什么能获得这个地位？

答：他的巨著《史记》，从精神理念到编写体制，被以后的全部断代史所沿用，因此他是中国历史思维的奠基者。同时，在文字表现上，他又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第一支笔。……

问：以单个生命完成如此伟业，他一定是一个超常健全的人吧？

答：不，恰恰相反。……他被施行了“腐刑”……。这当然比死亡还要屈辱百倍，但他咬着牙齿活了下来，为了《史记》。

问：读者难于想象，这部皇皇巨著，居然在地狱里写成。在写成的那一天，他一定感慨万千吧？

答：当然感慨万千，但又无处可说，因为一开口就深感羞耻。……没想到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位叫任安的友人，也被莫名其妙地判处了死刑，很快就要执行，司马迁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曾说，这是从一个地狱之门寄向另一个地狱之门的信。……

问：司马迁写这封信的时候，《史记》刚刚完成？

答：对。两个地狱之间的信，牵连着一部天堂之书。

问：司马迁写完这封信，还活了多久？

答：不清楚。……这封信，相当于绝命书。信稿留下来了，大家都能读到，叫《报任安书》。

一、开篇文字，夺人眼球，使人急切读下去。

记得读大学时曾学过《报任安书》，并背诵其中段落。即便那时年轻，也深深被司马迁的精神和文字所深深打动，许久无法平静。

国人都知道司马迁在信稿中的一句话——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余秋雨说，（人）最难的是，即便以最屈辱、最卑微的方式活着，也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重于泰山了。

并说，“《史记》早已远远超越个人而成为全部中国文化的地标式构建。一个蒙受最大屈辱的伤残之人能靠一人之力完成这样的构建，证明在地狱之门背后，可以有无边无际的精神天地。”

第二、作者批判制造地狱的汉武帝刘彻。

文中，既肯定了汉武帝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取得了多方面功绩。

同时说道，长期的专制集权，“使汉武帝产生了一系列超限度的敏感，并由此转向多疑和暴怒。”

汉武帝长年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造成了或明或暗的抱怨，由于集权制，他不能推诿责任，只能变得恼羞成怒。于是，一系列“地狱”被制造出来，包括被施以腐刑的司马迁，被腰斩的任安，被认为“谋反”的太子。

于晚年，汉武帝终于发现自己制造了许多冤案。他，发布了《轮台罪己诏》。

此“罪己”，又使他比起其他帝王高出一截。

第三、《史记》彪炳千古。

关于《史记》，作者说，“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有关中国文化，书架上占据最醒目地位的，总是厚厚一排《史记》。《史记》飘出一道平静而忧郁的目光……

这道目光曾经穿越一座座地狱，最终成了至高的历史审判者。”

余秋雨的《两个地狱之门》，写出司马迁为写《史记》而忍辱负重、苟活于世，在任安将死之前，即从一个地狱到另一个地狱之门，由一封《报任安书》，道出了司马迁的至诚心声、精神世界。

《史记》，使司马迁“终于成了让一切权力者猝不及防的最后权力”，而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