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张鸣说历史--重说中国国民性》读后摘记

我一向认为，在中国，思想的缺失显得比学术的落伍更加严重。

古代中国，干警察城管买卖的，以明清两代而言，地方叫作衙役，京城叫番子。衙役又称三班衙役，站班、壮班和捕班，除了壮班的民壮，是从民众中临时抽调的，剩下两班都是正经制役，有国家编制的。番子类似于衙役，在明朝隶属锦衣卫和东西厂，在清朝归属步兵统领衙门。但奇怪的是，无论京师还是地方，除了正经制役之外，每个衙门都有一大堆临时工，地方叫帮役、白役，京师百姓则叫他们扁圆子。

临时工现象，说明虽然名义是公权力，但在操作中，却完全可以化公为私，成为众多拥在权把子周围的人们弄钱的方便工具。如果没有办法加以限制，没有刚性的门槛，公权私用消除不了，临时工现象也永远消除不了。

我们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通问，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严重互相看不起，都觉得对方的学科没有学问，空疏。

文学研究和哲学界，也是大体差不多的状况，总之是各自把自己圈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即使进行学术交流，也多在小圈子范围之内，出了这个圈子，就是聋子和傻子。

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也许要稍微好一点儿，但总体上也是画地为牢，关键是互相看不起，每个学科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学科伟大，别的学科是垃圾。经济学特别明显，看不起一切学科，不屑于跟所有学科的人交流。即使社会科学中最让人看不起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极度看不起文史哲。

所有的学间，实用第一，不管土不土，能用就好，理论探索可以没有，作出来东西就好。这样一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把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的实学传统推向了极致，推到令人室息的境地。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有关求学的社会风气，有两个倾向特别明显，一是重理轻文，二是轻理论重技术。

原本学问也好，知识也好，除了具有实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探索、对自我的一种滋养和熏陶。不唯古代的琴棋诗画如此，现代的美术、绘画、音乐、舞蹈如此，文学、历史、哲学也是如此。对学问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学问本身就被异化了，进而，人自已也被异化了。

做学问就像挖土，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而且还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

那时，国民党内，渔父(宋教仁)之才，兆铭（汪精卫）之德，都是大家公认的。汪精卫投敌后，国民党内元老一片哗然，差不多都会提到那句诸葛亮骂王朗的话：“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有痛恨，也有惋惜。

汪精卫只要领袖的感觉存在一日，就必须做一目的不粘锅(其实，他的政敌蒋介石也一样讲究，自从跟宋家结亲之后，荒唐事就没有了)。而陈公博尽管地位不低，但毕竟在“领袖”的下面，是“臣子”，主要的任务是给领袖奉献才智，所以就无所谓了，得风流，就风流一下。

中国的抗战，产生了特别多的英雄，也产生了特别多的汉奸，最大的两个汉奸，要算是汪精卫和陈公博。

第一届国会选举，由于袁世凯和赵乘钧等还不知道怎样操控，结果让国民党占了便宜，捞去了近半数的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进京做总理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武土英，对着这位国民党最能干的领袖开了两枪，未来的宋总理伤重不治身亡。

人们都知道，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骞，化学工业不能忘了侯德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种秩序，都有人在寻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职，那么自然会有替代者。旧中国的种种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曹银越混越好，越混越大，最后在1922年打败奉系军温张作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府，傻子居然做了总统一傻子做总统也是傻做法，直接花钱买，一个议员一张票，开价5000大洋。结思被一向视民主政治为神圣的西方人，骂为“猪仔总统”。

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当时扬州最大的官(也是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两淮盐运使增厚（满族正红旗人)，闻听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需峒，还算有点儿志气，据说投河自尽了，可惜没有死成，获救之后也不知所终。

辛亥年革命党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来皇族内阁还没有成立，收回权力的政策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施行，二来广州当家的还是汉人的能吏张鸣岐和李准，所以撑住了。而到了十月，一来政策效果开始彰显，二来又赶上瑞澂这个草包，闻警即逃，结果土崩瓦解。

中国的事就是这样，不管事情多么荒唐，只要最高领导人起了疑，假的也变真的了，荒唐难免演变成荒谬，不由得人不害怕。

但是大手笔的另一个方面多少有点儿阴暗，那就是拆民房，不给补偿，同时开征粪捐，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吃辣子的川人，嘴巴也辣，送给杨督军一副对子，曰：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唯有屁无捐。

行政部门多了起来，对于粪捐的征收，出现了新的问题。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入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就是，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才收粪捐。同时，由王三家机构需要协调，于是就有了粪政。

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

人的一生，福祸吉凶，按道家的说法，完全没准儿，而且福祸相依，看起来是福，没准走到后来反倒是祸。按佛家的说法，是福是祸，全在人的作为，所谓：若问前生事，今生受者是，若间来生事，今生做者是。

让洋人团结起来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执掌国政的西太后听说中国出了神兵义和团，可以刀枪不入，所以大着胆子跟全体洋人宣了战，任由义和团杀在中国的洋人，杀由国的教民，政打外国使馆。

当年留学日本的人，绝大多数去得快，回来得也快。因为一来国人真正肯下工夫的少，二来日本人也比较会糊歪由国人、大批地办速成学校，一年甚至半年就打发中国人学成回国。回国的留学生有的虽然连正经日语都不会说，只跟下女学会了几句戏谑的话，但却大批地担任国内新学堂的教师。

2005年是科举废除100周年。100年前，一项存在了1400年的制度，经当时的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撺掇，几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变法、被人视为顽固派首领的西太后下了一纸诏书，就这么完了。

但科举毕竟不等于学校制度，因为它事实上什么都不教。不过，由于科举创制的时候，引述古义(周礼所谓的学校制度)所造成的先天误会，以及国人天生不善分类的思维方式。

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离我们最近的王朝清朝，一般情况下人口是三亿上下，进过私塾的人上千万，可以算得上读书人的至少有上百万，而科举的金字塔，进士不过每三年取三百个左右，每年万分之一的几率；举人稍多一点，各省多则上百，少则几十，大体上也是三年一取（另有恩科)，录取比例也相当小，三年不满干员；在秀才档次，各地的学额，清初每年大县四十，中县三十，小县二十（大中小县以人口赋税和文风计算)，再加上府学和额外的客籍、商籍、土籍（少数民族）等名额一县平均不到四十，以后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当有限。

民间纠纷是日常的节目，完全没有纷争的社会是不存在的。而在古代社会，诉讼是不被提倡的，民间有了纠纷，按约定的习惯，是首先要找人调鲤的，或者是族中长辈，或者是邻居好友直至乡绅或者其他地方精英。如果不经民间调停而直接讼于官府，应该属于某种反常之举。即使进入诉讼程序，如果是“婚户田土”之类的“细事”，官府首先还是要进行调解，即进入黄宗智先生所谓的“第三域”。在正式判决之前，官府和原被两造谈判博弈，乡绅和其他的乡村精英在此期间也势必要居中起作用。无论是官方的调解还是民间的调解，纠纷调解是民间日常生活得以维持的关键性环节。

严格地说，虽然孙中山先生一直逅病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但从古至今，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不能没有组织的。

数量最多、规模也最大的，还是宗族和宗教组织。事实上，血缘纽带和信仰纽带是农村各种民间组织的基本组织线索。

晋朝政治，过于迷信物质收买，迷信自家宗亲血缘关系，开历史倒车地把宗室分封为有实权的藩王，跟意识形态的这个窟窿不无关系。自秦汉以来，只有作为社会普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发可危的时刻，人们才会特别迷恋于血亲，把自己龟缩在自己血亲关系的小圈子里，信不着亲人之外的任何人。

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使舵。

从此以后，宰相乃至全体朝臣们的地位就每况愈下，明清连宰相也不设了，皇帝老儿自家一个人既做皇帝又当宰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自家忙不过来，就找人帮忙，于是有了内阁，清代将内阁虚置，另设军机处。

从工作程序上讲，有宰相的时候，各地公文

先经过宰相，然后再报皇帝，宰相处理公务的时候余地较大；而内阁军机时代，所有公文先经皇帝，然后下发内阁与军机处处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上面。

传统的政治制度规定不许女人干政，但却没有，也没有办法规定，一旦女人以皇帝的母亲的面且出现来干政的时候，做儿子的应该怎样制止她。汉武帝经采取了一个非常残忍的下下策，每立太子的时候，将太子的亲生母亲杀掉。

太子洗马不是洗马的，说起来与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这是太子东宫的属官，负责管理书籍文书，在明朝是从五品的京官，属于东宫官属中的重要官员。

道代大概只有左宗装一个例外，以举人的身份入了阁。近代大大有名的几个人物，像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童，之所以被称为林文忠、曾文正、李文忠，就是因为他们都出身翰林，而且有大学土的头衔。

翰林还有两个非常的机遇，是其他出身的人所巴望不上的。一是可以教皇子们读书和陪皇帝读书，前者实际上成了皇家的“西席”（私人老师），在对“师道”颇为看重的古代，显然地位非比寻常；后者等于皇帝的清客或者幕僚，地位虽说不高，但是总在皇帝身边，不论大事小事都能说上话。策二种机遇是被派出去当各省乡试的主考和副主考，或者出任各省的学政，主持一省的学校事务。这种差事，实际上是掌握了读书人能否进入士阶层的大门的钥匙，进了门(中了秀才)能不能参加乡试，他也说了算。

李白虽然诗名满天下，但是在唐玄宗那里，其地位和汉武帝跟前的东方朔差不多，一介弄臣而已。正因为如此，李白才可以偶尔放肆一下，皇帝也不会跟他较真，从来弄臣都有说话出格的“特权”。看来翰林这种不是官的差使，之所以能够出世，就是因为唐玄宗这个“太平天子”当得太腻，需要找各色人等解闷开心。

那个时候，阉割人的和骟牛骟马劁猪的不分家，彼此混淆，也彼此传经，但据说还是阉割人获利最大。

历史上有宦官起（至少西周就有了）。能混上个官职，足吃足喝的也只是金字塔尖上的少数人，绝大多数都是白丢了传宗接代的家伙，落得个卖身为奴。可是，任何带有风险的职业都是这样，发财风光的事情大家都喜欢传，倒霉的事，都装作看不见，心甘情愿地将它遮蔽掉。

害得官官不得不像女人一样蹲着小便不说，而且非常容易小便失禁，下体常年腐臭（正因为如此，宫刑才被叫作腐刑)，年纪大了尤甚。所以，宦官无论夏天多热，下身都得用毛币塞得鼓鼓的。

苏曼殊是先做和尚，然后光着头穿西装、闹革命、吃花酒、作诗弄画。李椒同是先穿西装（甚至穿西式的女装演《茶花女》）、闹革命、吃花酒、作诗作画，然后出家当和尚。就做和尚的境界而言，苏曼殊做的是花和尚，而李叔同做的是戒律严格的苦和尚。

这个时候，教科书上说，革命党和保皇党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在辩论中，由于主持《清议报》的梁启超这支笔，敌不过主持《民报》的章太炎的那支笔，所以，革命战胜了改良。其实，要论宣传，梁启超的时务体绝对天下独步，怎么可能输给为文古奥的章太炎?原来，这里面另有内情。

民初的学界，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是留辫子的，一位辜鸿铭、一位王国维。两位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都还挺在意，打死都不肯剪了去。

时代有新旧，学问无新旧。越旧的学问，在新的时代很可能越是值钱。

八股文固然不好，但它的不好，主要是受了历代圣贤立言的政治和道德负担的拖累，仅仅就文字技巧面言，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至少，在汉语的文字写作技巧训练方面，它是符合汉语自身规律的。

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实际上有点儿像我们讲制度的人说的“隐性制度”，虽然不见成文，但却实实在在地被遵行着的某些制度，里面既包含行为规则，也包含等级秩序和组织安排。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国度，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无法用数字管理，所以历朝历代，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要留下很多空隙和含混之处，越是到制度的末梢，所谓的亲民层次上，含混的地方就越多，全靠具体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和吏，通过自身的行为去填补。过去我们常抨击的传统的人治，在这个地方体现得特别充分。

在传统社会里，只要是正常的太平年景，官吏的行为是有制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潜规则的形成，也是这制约的一部分。泛泛地说，监察机构的监督，传统道德的约束和乡里乡绅的制约，都是制约官吏的因素。但这些制约因素之所以能够存在，关键在于，对于整个官僚体系来说，保持平衡是体系生存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