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于士澄杀戮数千人但仅三四人参与反隋

自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仁、义、礼”为千古不变宗旨的儒家学说逐渐被其后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学说，治国理念、思维法则、道德规范皆依照儒学经典为准则，经长期浸润，塑造出了中国特有的民族整体性格。

在儒家思想的束缚下，中国人（主要为汉族）整体的忍耐性格世所罕见。不容否认，中国人仅修筑长城就能从战国一直延续到明朝，骊山、阿房宫、长乐宫、未央宫直到十三陵、紫禁城，这样耗费大量民脂民膏的豪华帝陵、宫殿从第一代皇帝秦始皇一直修到末代皇帝溥仪，被敲骨吸髓的民众仍然仍然忍人之所不能忍，一代又一代从事繁重的苛役，忍受着望不到边的痛苦与黑暗。这一切，都与儒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隐忍驯顺的民族性格有着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

儒学虽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民族整体性格，但却无法改变极端严酷的现实生活。正是因为历朝统治者崇尚孔孟，标榜“仁义”，对其治下的子民采取并实施了人类历史上堪称最无道的残酷刑罚。这些主宰者们制定了各种严苛的清规戒律，将草民们的生活轨迹束缚在极度狭小压抑的范围内，并用所谓的严刑峻法恫吓、惩罚任何敢于越雷池的抗争者，除斩首、凌迟等残忍极刑外，还设立了腰斩、断手、刖足、削鼻、割乳、挑脚筋、车裂 、宫刑...... 等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

对于那些敢于起来反抗的血性人物则采取残暴的剿杀政策。凡是参与反朝廷活动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斩尽杀绝，不留隐患，不剩株根。即使是俘虏或缴械投降者、因受伤而失去自卫能力者，得到赦免的也微乎其微，以此来震慑任何尝试铤而走险的潜在后来者。

东汉末年，汉室失秩，宦官专权，军阀割据，黄巾蜂起，天下大乱。官军镇压黄巾军时，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史载，长社（今河南长葛）一役，斩杀黄巾将士数万人；在随后的广宗（今河北邢台广宗县）城外之战中，又有8万多黄巾军将士横尸荒野，当年底，广宗城失陷，又有十余万黄巾部众惨遭屠戮。

皇甫嵩

在各路官军的残酷绞杀下，颍川、南阳、河北的黄巾军相继败亡，曹操、袁绍、朱儁、卢植、刘备、皇甫嵩、孙坚等人却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逐渐发迹，相继成为最大赢家。尤其是镇压最卖力、双手沾满农民鲜血的东汉将领皇甫嵩竟被朝廷誉为“常胜将军”。扑灭黄巾反抗之火后，皇甫嵩得意洋洋，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却没忘记用失败者的尸骸筑起纪念自己赫赫战功的“丰碑”。

史载，皇甫嵩命人掘开已死的黄巾领袖张角的墓穴，抛棺戮尸，还枭首送到洛阳。他还下令将十几万战死黄巾将士的尸骨堆积在曲阳城（今河北保定属县）南郊，覆土为丘，取名“京观”，以夸耀其显赫战功。

一次次的血雨腥风，受害最深的莫过于底层民众。北宋末年宋军官兵镇压因不堪忍受“花石纲”侵凌而激变的方腊大起义时，为了贯彻多杀多捕的原则，竟然令士卒用人头换赏钱。在这种极端手法的刺激下，官军为请赏竟杀良冒功，四处搜杀无辜百姓，最终攻克义军据险坚守的大本营歙州帮源洞后，宋军又不加甄别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记载前后诛戮人命达百余万之多。方腊父子被后来的抗金名将韩世忠擒获后，与其他被俘的将领一起被押解到帝都汴京（今开封）惨遭凌迟处死。

杨广

隋炀帝曾经颁布“罪无轻重，不待奏闻皆斩”的严酷刑律，隋末大起义爆发后，在这条令人望之心惊的最高命令下，各地方官员草菅人命，滥捕滥杀，《隋书》记载，上仪同于士澄曾不分青红皂白地下令将被抓捕的2000余人全部杀死，而其中真正参与反隋活动者仅三四人，其余皆无辜民众。“炀帝时尝有盗发，帝令于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讯取服，凡二千余人，帝悉令斩之。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

统治阶层施加在农民叛逆者身上的暴行，可用罄竹难书形容。千百年来，史书对此讳莫如深或轻描淡写，使后人对此很难身临其境地作深入了解。 长期以来，屠杀始终是封建王朝维护者对待敢于叛逆者们所奉行的不变之策，消灭造反者本人，消灭其家属，顺藤摸瓜,株连九族,消灭造反者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底层民众，用无情的杀戮，来维系现行制度的长期存在。对于被压在最下层的草根群体来说，要么隐忍驯服，要么拼却性命奋起反抗，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受迫害之人历来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为争取生存权利，只能用比施暴者更残酷的手段燃起一次次复仇烈火，论手段残忍，在沉默中爆发的农民造反者比官军有过之无不及。时代造就了反抗者残忍嗜杀的极端性格，使他们在成为历史创造者、忠厚食力者的同时，又保留了穷凶极恶的社会破坏者、嗜血杀人者的复杂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