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节日，都是媒体的一场集体自嗨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过于荒谬。

每到一个节日，主体是谁不重要，媒体最先开始狂欢。他们仿佛自嗨到了极点，写稿，策划，一篇一篇的文章鱼贯而出，写的人自我陶醉，看的人小声说一句“傻逼”。

文字工作者最明白一个道理，文字是一场盛大的幻觉。媒体从未真正解决过什么问题，他们做的，只不过是，尽量的粉饰太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面镜子，映射出真实的想法，而事实上，这面镜子长久以来，被一层黑色的布严严实实的盖着，密不透风。

“妇女节”“女生节”“女王节”或者“女神节”，这些名称变来变去，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日，这一切，只不过是让你乖乖掏出钱包的一种手段而已。最可怕的是，作为女性本身，我们也被这股力量裹挟着前行，从而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

我们到底是不是女神，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所有的祝愿看似美好，因为文字永远都比行动简单数百万倍。也许真的有人在这一天，在这象征性的半天假里，去购物，去spa，去休息，那又如何？一觉醒来，你依然是那个在外打拼，在家做家务的妇女。

“权利”不是靠祝愿得到的，它需要持续的斗争乃至流血才有可能成为现实,而从未有人告诉我们这一真相。

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水；

1908年3月8日，1500名妇女在纽约市游行，打出了象征经济保障和生活质量的“面包和玫瑰”的口号；

1910年，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国际社会之一妇女运动领袖之一克拉拉·蔡特金提议，以3月8日这一天纪念无产阶级妇女运动；

1957年，联合国将每年3月8日确定为“三八”国际妇女节.。

以上只是罗列了一部分女性争取权利的运动，而自女权运动兴起之时，斗争就从未停止。

3月8日这天，规定女性有半天假，在我看来，这就像强势的父权社会给予女性的恩赐。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节日？难道不是为了让容易获得满足的女性在这小小的恩赐过后，继续夜以继日的为家庭心甘情愿的付出，而不求任何回报吗？

从父权社会开启的那刻起，女性的地位就永远落在了后面。就在当下，又有谁敢说，自己和男性的地位完全平等？

女性苦，中国的女性尤其苦。又要挣钱养家，又要做家务看娃，可怕的是，这一切，都被认为理所当然。

《第二性》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它的作者波伏娃终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但她在生活中却完全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主张。她做萨特的情妇、代理妻子、厨娘、经理、女保镖、护士，却从未在他活着的时候得到相应的法律地位或经济地位。说的很好，开放式性关系，萨特有无数年轻貌美的情妇，而波伏娃这一生真正爱过的只有美国小说家纳尔逊·阿尔格伦。

20世纪40年代初期，萨特因为勾引自己的女学生而恶名远扬，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波伏娃的学生，她担任着近乎淫媒的角色。1946年是萨特征服女性最成功的的一年，也是标志着他与波伏娃的性关系世纪结束的一年。

她经常受骗。萨特一面从哲学的角度告诉她结婚的坏处，一面在世界各地向他的情妇求婚。

他于1980年4月15日在勃鲁塞医院去世，而他1965年秘密收养他其中的一个情妇作为女儿。因此她继承了包括文学资产在内的一切，主持他的遗著的出版，对波伏娃来说，这是最终的背叛。

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太后”，比萨特多活了5年，但她没有孩子也没有继承人。

就连女权主义的先驱都无法避免权利的丧失，何况我们。女人的心天生就无比柔软，容易受到情感的诱惑。

几个世纪以来，女人的角色，就是一面可以让人心满意足的魔镜，男人照上一照，就可以看到两倍于自己的伟岸身材。我们不是要反对男性，任何唆使一种性别的人去反对另一种性别的人，自命则为不凡，视人则为草芥。

我们要求的，只不过是被平等对待的权利。这个社会上所有若有似无的轻视，和男人潜意识里的蔑视。都烟消云散。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己所能，想方设法给自己挣到足够的钱。好去旅游，去无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街头闲逛，让思考的鱼线深深沉入这条溪流中去。

而我希望，所有女性都能成为最真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