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零后老人的回忆录（24）
本章：文革十一
正准备返场，在农垦厅招待所却遇见了几个场里来的熟人，因为省里分配给场里四台手扶拖拉机，就派了朱信才他们从南昌开回去。朱原来就是在潭口林场调到总场机修队的，以前大家经常在一起打篮球，都很熟悉。他听到我准备回场，就约我坐他的手扶拖拉机一起走。我想，坐着手扶拖拉机走一千里多路，一路上看看走走，倒也很有意思，肯定很刺激。就答应了。
然而，我正想把和朱信才他们坐手扶拖拉机回场的事告诉崔场长，却看到他正和赣州地区林业局曾局长在一起，曾局长因为森林普查才认识我，听说我明天要坐拖拉机回场里，就对崔场长说：“让小吴明天和我一起坐飞机回赣州吧”。崔场长一下不好说什么。我说：“飞机票我们场里报不了”。曾局长说：“报不了你就找崔场长，崔场长不报我来报”。就这样崔场长也只好同意了。
能坐一次飞机，我真的太高兴了。那时只有到一定的干部级别才能有资格坐飞机。我赶紧找到朱信才，不去坐他那手扶拖拉机了。
下午，我和曾局长一起到民航局售票处买了机票。第二天上午又到售票处坐民航大客车到了机场，不一会就登上了飞机。我记得那飞机是叫伊尔，坐的人不是很多，大约有三、四十个人。在飞机上，我心里真的是无比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飞机起飞后从天空往下看，一切都是那么眇小，高山、河流尽收眼底。这时空姐送来糖果、香烟和火柴，大家都是遀便地拿了一点，我看到大家都只是拿了几块大白兔奶糖和一包香烟，那香烟是10支装的上海牌，火柴是小盒红头的，包装很漂亮。我也不敢多拿，免得失了“身份”。
当这个空姐从前到后完成了分发糖、烟的任务后，回到在我座位后面的乘务员休息室时，我听到她和另一位空姐用上海话交谈，我知道那两位空姐一定是上海人。
过了一会，当这位空姐再次经过我座位边，我就用上海话叫住了她。一般来讲，人在外地能听到乡音，都会感到格外亲切。所以她也用上海话对我说：“你也是上海人，有什么事吗”？我对她说：“我是第一次坐飞机，为什么感觉耳朶里特别不舒服，好像是进了水一样”。她告诉我：“这是因为飞机在近万米的高空飞行，是由于大气压力对耳膜的压迫造成的。所以飞机上给大家发了一些软糖，通过口腔咀嚼就可以减轻一些这样的感觉”。“喔，原来是这样的，不过，刚刚我不好意思只拿了二块大白兔”。她听我这样说，就马上跑到后面又拿了一些糖和香烟给我。这样我回到场里就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了，也是一种纪念品。
后来她又告诉我这次航班是从上海飞往南昌，第二天从南昌飞赣州，再从赣州飞南昌，下午再飞回上海。我说这样我下次坐飞机一定会再见到你。她说那就不一定，我们经常会换航班的。我还问她：“为什么飞机上没有降落伞，如果有紧急状况怎么办”？她笑着说：“民航飞机都是很安全的，都不用降落伞”。
不一会，飞机就下降了，我想，到底是坐飞机就是快。后来听说只是到了江西中部的吉安市。乘务员告诉大家下机休息二十分钟后再登机。在吉安休息时，还给大家准备了免费的午餐，一碗面条。二十分钟后，飞机继续飞向赣州。
这是第二次起飞，我等于一下子坐了二次飞机。在飞机上曾局长问我愿不愿意到赣州林业局来工作，我说我当然愿意，就是场里肯定不会放。曾局长说：“只要你愿意，我来和你们崔大胡子说”。
经过一个多小时飞行，飞机慢慢降落在赣州机场。又有大客车接送到赣州市区。曾局长由小车来接，我和他告别，並感谢他让我坐了一次飞机。
下车的地方在赣州市公安局对面，离赣州公园很近，我正走向赣州公园，就听到不少人在议论，就在今天上午，赣江因为发生飓风，有一艘船侧翻，死了二、三十个人。还有一件事是赣州在轰轰烈烈声援“李九莲”。所以，这一天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深刻，那是1974年6月29日。
在赣州公园旁的宣传栏前，我仔细地看了很多有关李九莲问题的大字报和声援文章，和李九莲本人写的大字报。公园内还有人在演讲，在我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澜：无意间也成了一名李九莲的支持者。可能是经历过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才有这样的体会。
江西省赣州市的李九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正好二十岁，是赣州市第三中学学生会学生部长、学校团委宣传股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任学校红卫兵组织“卫东彪”兵团副团长，她的同窗好友曾昭银也是该兵团副团长。在1967年6月29日，赣州市发生了全国最早的大规模武斗，有168人死亡，李九莲在收尸时受到很大刺激，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必要性提出了疑问。
1968年李九莲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赣州市冶金机械厂当学徒工。而她的“文革”战友、恋人曾昭银应征在部队当了解放军战士。
当李九莲正真接触到社会，她很快就发现很多问题和现象和她参加文化大革命时的想法不一样。“文革”使得生产裒退、人民困苦、文艺凋零、年青一代的彷徨与颓废。林彪的死党程世清又刮起了“查特务、查叛徒、查现行反革命份子”的“三查运动”，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份子被打成反革命份子。惨死的惨死，流放的流放，这一切都发人深思。她不禁自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运动”？
为此，李九莲写了三十多篇日记，计7000多字，在日记中对被迫上山下乡者深表同情：对在“二月逆流”中受迫害的老帅心怀不平：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认为“不见得”。觉得林副统帅越来越像个奸臣。
1969年1月以后的日记中，李九莲对“文革”进行了全面反思——对“三忠于”、“四无限”、“红海洋”、“三查清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面对疯狂的极左路线和浩劫中的祖国，呼唤出：“毛主席成了残冬的太阳，余辉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的感叹。
1969年2月李九莲日记中写道：“干部下放劳动，这期间的血泪何其多，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这期间的痛苦与绝望又是何其多。
又写道：“说是清除了国家政权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可是这些人到底干了什么呢？一切还不是取决于历史，历史决定现实吗？中央不是按历史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抓阶级斗争有什么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罢了。
1969年3月李九莲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家庭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巴金的《家》、《春》、《秋》作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中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路罢了。
1969年2月26日，李九莲在日记中发出痛憷而悲怆的呼喊：“苍天哪，何生我？家庭矛盾到了极点，痛苦到了极点，原来很幸福的家庭呵，有多少这样的家庭被破坏。残酷啊。父亲是“三查”对像，哥哥被搞得够苦了，大妹妹远离赣州，到那折磨人身体的鬼地方支消磨一生。小妹妹又在什么“共大”，远离自己的双亲，还不懂事呵，就得独立生活。我自己的苦恼，加起来这个帐怎么也算不清。运动，运动何时了？
1969年2月28日，李九莲给已经参军入伍的曾昭银写未署名的恋爱信，在信中讲述了自己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些看法：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好像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我认为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同时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那个主义？
1969年3月5日，这个当年也是兵团副团长，她的红卫兵战友、恋爱对像曾昭银认为立功、提干、升官在此一举，马上将信交给了部队领导。信很快转到了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那个出卖女友的家伙非但没有提干升官，反而被视为“有嫌疑”的人物，很快就被部队“炒了鱿鱼”——复员回乡了。
因为是匿名信，为了确认写信人，1969年4月30日曾昭银与李九莲见面，李九莲说破实情。曾昭银确定是李九莲写的信，当夜向赣州市军管小组保卫部告密。
1969年5月1日凌晨三点由赣州冶金机械厂保卫科带领一个班武装民兵，以“五一”劳动节民兵检阅为由敲开李九莲家的门。李九莲被赣州市军管小组保卫部以反林彪现行反革命罪拘捕，信的底稿和“九大”前后的日记被抄。
5月15日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分管政法工作的军代表发现日记中有不少批判林彪的内容，专程向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汇报。程听完汇报后说：“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地林副主席的，在全国也不多见，属于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下面的同志考虑到姑娘年轻，出身又好，没别的问题，只判刑5年。
在狱中，李九莲以文字痛斥“三忠于”、“红海洋”。狂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带来什么？根据我痛切的体验：一，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三，将正真损害领袖在群众中崇高威望。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三忠于”：我痛心毛主席视而不见，或昏昏然陶醉。搞阶级斗争，解放了一些人，又使另一些人倒霉”。
1972年7月，程世清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倒台了，李九莲才获得释放。结论是：现行反革命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原地区公安处办过她案子的人对她说：“你在林彪没暴露前就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错误的，反动的。释放后，李九莲分配到江西兴国县钨矿当徒工，每天挑矿砂。
三年多的拘禁、虐待，使她的身体虚弱，胜任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附近一所中学正缺少英文老师，她请求去教英文，得到的回答是：“宁可让孩子们不上外语课，也不能让这个反革命分子利用课堂毒害我们的学生。周围的人把她当成危险人物，见面躲着走。
这时李九莲已经26岁，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因出身地主还没对像的技术员。李九莲同意了，这个技术员却不同意，还嘲笑说：“她想找我，也不看看她自己的样子，和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人沾上边，运动来了，还活不活”?
出卖她的男友曾昭银一口咬定：“你就是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冷酷的现实使她失望了，她不得不四处申诉，一次又一次地去南昌、北京上访，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
1974年3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动，李九莲遭到地委、地区法院、公安处、妇联的训斥后，忍无可忍在赣州公园贴出了《反林彪无罪》、《驳“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驳“反林彪是逆潮流而动”》、《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等六份大字报。
她把1969年自己写给男友的那封信贴在大字报的最前面。这批大字报和信贴出后立即轰动了全赣州市，并获得了全市老百姓的广泛支持。人们纷纷写大字报，表示尊敬和同情受到不公对待的女青年。在她的大字报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语。
“向反林彪的女英雄学习”！
“反林彪无罪”！
“中国少的是李九莲，多的是奴才”！
“人民支持你——李九莲”！
“强力要求为李九莲平反”！
“我们同情你，我们支持你”！
“放心吧，呼嘯的浪花，人民的大海永远和你同在”
在林副主席位高权盛，不可一世之际，这个弱小女子敢于对林彪说个不字，其勇气，其胆识，一百万人里也不见得有一个。所以赣州的老百姓对这个李九莲钦佩之至。
74年4月19日李九莲预感到不测将临，在最后一篇《我的人生态度》中写道：“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赣州地委对此极度恐慌，认为李九莲的行动是反革命翻案，经请示省委批准74年4月19日深夜又秘密将李九莲逮捕，押往兴国县。
赣州市广大群众再也忍不住了，当地259个单位二千多人举行集会并发表声明：“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她是酷爱真理，关心祖国前途，是无私无畏的好青年”。
“立即释放李九莲”！的大标语贴满了赣州市的街头。会后，数千群众自发涌向地委办公楼，要求释放李九莲，交涉了一夜，毫无结果。凌晨，几百名群众分乘四十多辆卡车奔赴兴国县，请求县委和公安局释放李九莲。
李九莲贴在赣州公园的大字报前，更是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深夜还有人打着手电前来观看。人民群众如此大规模替一个现行反革命说话，在中国实属罕见，马上惊动了中共江西省委。继程世清之后，陈昌奉在江西主政，陈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当时是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思想极左。他立即向赣州地委发出五点指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此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县监狱是严重政治事件必需立即制止：
四，某些干部、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在李九莲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于表彰》。
这五点指示连夜在赣州地、市传达，广播、报纸、街头大喇叭反复宣传，形成一股可怕的压力。
形势虽然严峻，但人民并没有被吓到。
当晚，一些热心人士不顾危险，自发地聚集在赣州公园，组成了一个“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为反林彪的姑娘伸张正义。广大市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不少中学生帮着贴大字报，发传单。“调委会”六次上访北京，请求中央出面解决李九莲问题。在他们中间甚至还出现了为此献出生命的另一个悲壮女子钟海源。
当时的江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又怕又狠，向中央汇报，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张春桥就李九莲案发了指示后，江西省立即开始镇压。“调委会”被宣布为非法，予以取缔。
1975年5月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另有四十多人因替李九莲辩护而被判刑，此外还有六百多人受刑事、行政、党纪处分。“调委会”主要负责人被判刑二十年。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赣州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入狱，有的自杀，有的流落街头，有的离婚，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几年不给工作，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又一次表现出它空前的威力。
李九莲的事告一段落，但意义还是很深远。当我回到场里，很多赣州青年也在为李九莲呜不平，无奈掀不起大浪。当然自问，我也是一个李九莲的支持者，但在那时的的政治氛围里，我又能做什么呢。
注：李九莲日记内容已记不清楚细节，为百度查询的资料，和当初的记忆能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