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罪人董仲舒》

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点，纵观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大事件，哪一次波澜壮阔的社会活动是由身居底层的劳动人民领导或者发动的？或者哪一种伟大的思想，哪一项颠覆性的发明创造是由底层平民百姓去实现的？几乎没有，而进行这些开创性工作的基本是极少数的社会菁英，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真正的智慧永远是出自极少人的脑袋里，就像那句“真理只站在少数人一边”。尽管有很多的社会菁英人士本身是来自普通人民群众，但他们同样也是普通中的菁英人士，是个别人的行为，而不是一个群体。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人，同样也是一位社会菁英，他对中国甚至中华民族造成的无形伤害，可以说是笔墨难书。而我们甚至到现在对他的危害，都还没有一个全面与正确的认识。这个菁英人士就是西汉时期的哲学家---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我们学习过历史的都不陌生，他长期担任政府高官，属于汉武帝御用智囊级人物。我们后人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对中国政治，文化及社会思想造成的影响无与伦比。我们知道，孔子是影响了中国文化2000多年的“至圣先师”，他的儒家学说不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牢牢统治着中国社会，到现在我们都还在他的巨大影响下生活。尽管孔子被汉文化尊为圣人，完美主义者，但如果没有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的主张，孔老夫子能否成为至圣先师，能否成为中国文化的标杆，还不一定。孔老夫子同志生前也多不得志，不受待见，与那时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他的学术思想也不入正统，更谈不上什么“文化圣人”。那时的孔同志甚至可以说是朝不保夕，“惶惶如丧家之犬”，他的学说也不登大雅之堂，他自己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被捧上神坛，成为两千年中国学子顶礼膜拜的大神。一切的一切，如果没有咱们的董仲舒这位“伯乐”慧眼识金，孔同志的学术思想还不知道躺在哪个历史的角落里睡大觉呢。

公元前134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向天下征求治国方略。可见，那时候的社会还是比较开明的，皇帝并不是一味专横独断，闭门造车。这时候，咱们的董老先生盖世的才华终于藏不住了，也注定了他会改写历史，他在一篇《举贤良对策》的论文中将儒家思想大大吹捧了一番，认为只有儒家思想才是救国的真理，文明的灯塔，治国的良方。文治武功渴望有一番大作为的皇帝刘彻仔细一琢磨，妈呀！还是这老董同志懂俺心思，孔老夫子的那一套说不定真管用。好吧，俺就虚心听取你董同志的建议，将“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其他的通通归为“异端邪说”好了，反正天下事都是老子他妈的一个人说了算。就这样，孔老夫子的那一套便被奉为正统，孔也顺便上位封神。孔老夫子提出的那些“忠君爱国”，“三纲五常”，“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等等思想，都被刘彻照单全收。至于后来的封建帝王们，虽然朝代更迭，却仍然不忘将儒家的一套学说奉为至理，因为只有儒家的思想学说最适合封建帝王们的口味，也最能帮助他们统治国家和劳动人民，保证他们江山永固，千秋万代。

这位董大人，将儒家的那一套学说呈现给朝廷，当时对于国家的治理虽然说有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但由此而来的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禁锢，使得我们的文化与创造被死死地掐住了。可以说，“独尊儒术”扼杀了中华民族的自由思想，让中华文明从一个极具创造力的民族，变成为一个思想僵化保守，创新能力严重倒退的民族，人民的思想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唯唯诺诺，丧失批判与反抗精神，对中华文明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从历史中我们知道，中国曾经出现过两次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前一次在“春秋战国”时期，后来的一次是“民国时期”。春秋时期的典型表现是，那时候的人们什么都敢去想，都敢去说，所以那时候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诸子百家纷纷粉墨登场，人们说什么都不用顾忌太多，畅所欲言，没有思想束缚，更不用害怕“因言获罪”，那时候也还没有出现“文字狱”。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都基本诞生在那个时期，像什么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等。科学技术也开始萌芽，最有名的就是“小孔成像”实验。而老子，孔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说，他们的影响力，到现在都仍然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民族文化血脉中，影响了我们2千多年。即便是被称为中华民族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民国时期，虽然也出现了很多堪称“大师”级别的文化名人或者学术名人，但其影响力甚至学术成就的高度都远远不足以与春秋时期的学术思想相提并论。

远在2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出现了非常辉煌的学术思想与文化创造，达到了当时世界文明的巅峰。同时期，欧洲的古希腊也出现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中国的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到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期间的295年。而战国时期则是春秋往后延续到秦灭齐国统一六国，中华民族首次实现大一统，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出现，这期间大概255年。而欧洲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出现在公元前469-399年间，柏拉图出现在公元前427-347年间，亚里士多德出现在公元前384-322年期间，整体算起来都要比中国晚上两百年。可见，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是一个领先于世界的民族。

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标志着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结束。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思想与科技水平对比西方已经大大落后，除了四大发明之外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开创性成就。

反观西方，虽然中世纪的欧洲也饱受“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欧洲进入了至暗时刻，思想与学术也受到打压，一度陷入停顿，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哥白尼“日心说”的追随者“布鲁诺”被迫害致死。但欧洲觉醒得比较早，首先是从14世纪到16世纪在意大利掀起“文艺复兴”，到后来16世纪欧洲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再到后来17-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一次又一次思想的觉醒与自我意识的提升，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使人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形成了多元社会的基础。三次思想运动催生了自由思想，科学精神，使得欧洲后来居上，站到了人类文明的最前沿，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不断涌现，文化艺术空前繁荣，资本主义得到蓬勃发展。

而古老的中国呢？当欧洲大地进入到工业文明的时期，中国还被禁锢在封建礼教下，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不知天下之大。中国封建礼教下的人民，除了愚忠，还是愚忠，没有反抗思想，以逆来顺受，忠君爱国为美德。以后两千年的主流思想基本上都是忠君爱国，三纲五常，否则便被视为大逆不道，遭到残酷的打压，乃至肉体被灭失。所以，当1840年爆发了著名的“鸦片战争”，看似强大的天朝上国，实际上羸弱不堪，在大不列颠的坚船利炮攻击下一败涂地，以至于后来的上百年都只能任凭帝国主义欺凌宰割。

不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判断，中华民族都是非常优秀的民族，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也是世所公认的。从一开始的世界领先，到后来的全面落后，真正的原因无非就是人的思想被禁锢，被打压，人的巨大潜力得不到释放。表现在单个的个体身上，是个人思想的落伍，个人活力丧失。而当一个国家整体思想落后于时代，国家全面落后便也在所难免。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落后其实是从“罢黜百家”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后来即便有一些开明人士，为了维护封建帝王们家天下的王权，进行了一些政治上的改革和抗争。但戴着镣铐跳舞，必定不会有大的作为。

董仲舒，这个不太耀眼的历史名士，早已化归尘土，只留下一个符号。我们也不能因此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他，毕竟人生在世都要为了生前的名望，而没有几个人会顾及身后事。“罢黜百家”带给中华民族的伤害和罪过是巨大和深刻的，我们虽不能追究古人的责任，甚至没必要去谴责，但希望我们能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以史为鉴，开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