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偶然某个沉静的瞬间，那吭哧的脚步声在如水月光下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依然会穿过漫长岁月抵达眼前。
我的父亲母亲
日子像倒过的带，吱吱呀呀又回到以前。 那时候，鸡鸣狗吠日夜分明，父亲母亲白天劳作，很多家务琐事就只能等晚上才能完成。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忙前忙后的身影是留在我小时候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母亲勤劳善良，心灵手巧，深明大义……是的，把所有赞美普通劳动妇女和伟大母亲的词汇全都用在母亲身上是完全不为过的。父亲最疼我，但我最黏母亲，父亲因此常略带醋意地戏谑我是壁虎的尾巴，一转身不见了母亲就立刻是夏天的天气——晴转暴雨。
母亲性格温和，记忆中她是不曾大声说话的，更不会轻易动怒，然而即便如此，她在我们家甚至整个家族中仍存在着某种威严。这种威严让我们懂得敬畏，学会平和与人无尤。在那个仇富笑贫的年代，母亲身上柔和却坚韧、不卑不亢、以德报怨的品质赢得了邻里长辈的赞誉。"吃人一口，还人一碗"。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自然不知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说法，但她用最朴素的语言告诉我们要学会坚强更要懂得感恩。她没上过一天学，却明白唯有读书才有出路，她与父亲信念一致:只要孩子会读，读到哪供到哪，哪怕再苦再难。记忆中，这样的画面令人记忆犹新:昏黄的25瓦的电灯下，我们做着作业，母亲打着毛衣，偶尔凑过来说，"这个字没写好，擦掉重写。"是的，对于当时的我们兄妹来说，都觉得母亲身上似乎有种特异功能，她总能轻易知道我们有没有认真做作业，写错了字或课文读不好，词语没读准或做算数题时得数不对，她总能适时提醒或准确揪出我们的错误来。我们曾不止一次问过母亲:真的没上过学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外婆可以作铁证。
灵巧的母亲其实就是和我们在同步成长，貌似监督我们的过程中，她也默默地学着知识，她学会了查字典，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记账，也学会了给当时远在外省的父亲写信。如今，母亲鼻子上架着老花镜挑着眉认真读书看报看电视，自如有见地地谈着台湾问题、NBA的成绩，她那老可爱的样子，让我们看着心里特别开心与感动。
父亲爱书，也酷爱书法，这在当时农村是很少见的。我常看着他下工回家一边吃饭一边在桌上书空着，一边叨叨念着:今天看到个字，也可以这样写。我看着父亲关节凸起粗糙的手，写字的瞬间变得苍劲俊秀，犹如他的字。母亲一旁忙着家务，偶尔转身飘来一个白眼:又来了。用母亲的话说，父亲那是重的挑不起，轻的撵不来。父亲自己的话说是时势造狗熊。沉重的生活压力使清瘦文弱的父亲逐渐变成带有棱角的家庭顶梁柱，劳作之余看看书写写字是他莫大的慰藉和寄托。父亲读过书，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后来应是个响当当的知识分子。父亲当时在校时是学校学生会主席，成绩优异，我想当时的父亲一定是个风云人物吧，这些父亲不曾多说，倒是在他们同学聚会时，我听出了端倪。父亲个头不高，在同学中自然没有一米七八的同学高大威猛，但是他正直善良敢说敢做，聪明好学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然而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回了家。三年自然灾害残余的恐慌还蔓延着，全国上下又一片动荡，所有个人的理想与抱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都变得渺茫无望。我不知道父亲当时经历了多少怎样的心理冲击，但我们深深体会得到他坚定的“把我们兄妹仨都供出去”信念，我想，这其中有部分是他理想的延续，他有志难酬的遗憾希望得以寄望于下一代来完成。
人生六十才开始，这是父亲的宣言。父亲用起了智能手机，随时随地关注时事。他每天坚持爬山、运动，近七十的人了，我和他走在一起，不一会儿就得小跑才能跟上他的脚步，他总是趁机开涮我:看看，输给老爸了吧。父亲常常陪母亲去看望九十多高龄的外婆。外婆经常认不出来人，或者牛头不对马嘴，但她记得父亲，每次一听到声音，就开心地叨叨念着:根儿来了，根儿来了。记得奶奶九十岁过世的时候，他忙前忙后地操办着奶奶的后事，看不出他过多的悲伤反而让我们担心和难过。我找了个机会想安慰他，他说:我不难过，你奶奶走了，没有了病痛，该为她高兴，人在世时好好待着，人走了，就了了，活着的人还得往前走。
有次母亲怼父亲，说父亲有钱还得她养着，我一听乐了，问，这话怎么说来着？母亲竹筒子倒豆子一箩筐。父亲除了固定负责买米和充话费，生活费是很少给母亲钱的。母亲说，常看着他早上一掏出来是一沓的整百零钞，到了下午晚上回来让他超市顺便带点什么回来就说没钱，空手回来了。追问之下，原来父亲把钱零零散散地分给了人，或孤寡老人，或留守儿童，或贫困的外来工。说到这的时候，母亲的语气里早已没有了怨气，乐呵着说:“钱没丢了就好，随他爱给谁，我还养得起他！”
父亲健谈，善谈，是个快乐的小老头儿，但从不长篇阔论标榜什么，他至孝至善，从身体力行告诉我们什么是根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