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变革的真正难题
你说,你要是在一个组织里发起了一项变革,你面对真正的难题是啥?你可能会说,那就是反对改革的人呗,他们是利益集团,一改革利益被触动,习惯被改变,于是成了改革的拦路虎。只要改革者把这批人遏制住,甚至干掉,改革才能成功。过去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我要说,可能未必。今天我们就来看一项著名的变革是怎么失败的,那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这项改革,而且印象中感觉,改得非常成功啊。
对。在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这项改革推进得非常猛,也非常成功。他的北魏帝国是少数民族鲜卑族政权,是从草原上来的,现在统治中原的汉人。在文化上距离中原的汉民族差距很大。所以拓跋宏看来,向先进文化学习,改自己的落后面貌,有错吗?没有错,那差的就只能是决心了。
但是孝文帝很年轻,偏偏不差决心,他的决心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自己本民族的落后文化连根拔起。什么官僚体制、赋税制度等等,这些表面上的大事都不用说了,一切都照汉族人的改。但是这还不触及灵魂啊。
触及灵魂的呢?衣服,不要穿原来的,穿汉服。语言,不要说原来的语言了,说汉语。姓名,改成汉姓。皇帝自己姓拓跋,带头改成汉姓,以后姓“元”。原来的游牧民族的贵族制,改,改成中原汉族的门阀制,而且和中原汉人门阀通婚,确保再过几代人,你们想改回来都做不到。还有居住的地方,你们住在老家,老习惯想改也难,这样,搬家,干脆把都城从平城,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搬到洛阳。搬到洛阳之后,拓跋宏再下令,说你们来的人,死后也得葬在中原,生是中原的人,死也得是中原的鬼。
这种全面改造自己文明的力度,在世界历史上好像也是罕见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现在应该管他叫元宏了,他还把事情做到绝到什么程度?他甚至杀死了反对汉化改革的亲儿子,皇太子元恂。元恂死的时候,15岁。养到15岁的活奔乱跳的宝贝儿子啊,就因为反对改革,照杀不误。
在这样的改革力度下,什么改革反对派,都是螳臂当车,不堪一击。那你说改革成功了吗?
那得看怎么说。元宏活着的时候,改革顺利推进。但是他一死,北魏就分崩离析了。
我们算一下时间。公元495年底孝文帝才成功完成迁都洛阳。四年后,公元499年,孝文帝就去世了。再过了25年,公元524年,北方就爆发了六镇之乱,再苟延残喘10年,公元534年,北魏就灭亡了。一个统一了黄河流域一百多年的强大王朝,就因为这次汉化改革,仅仅一代人的功夫,就灭亡,你能说这改革是成功的吗?
那就奇怪了,作为改革家的元宏,成功地遏制了所有改革的反对派,击垮了所有的政治对手,为什么改革仍然失败呢?
首先我们看元宏改掉的是什么。那还用说吗?落后的文化、制度、习俗啊。
真的是这样吗?一个成功占据了中原,而且统治了一百多年的文化系统,真的一无是处吗?
我们举个例子。北魏立国的时候,把各部族的先祖、酋长好几十个不分主次统统都追封为先帝。这从中原宗法制来看,简直就是胡闹。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哪能有这么多先帝!
所以孝文帝改革,就仿效汉族的宗庙制度,把几十个帝缩减为七个,分出尊卑主次,而且规定只有他们拓跋家的人可以封王,其他人都降级。这当然个符合汉族儒家的礼制。但是你想,为啥原来要搞出几十个先帝?那是因为鲜卑族当年在草原上,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天然是按照平等原则建立的。天下打下来了,大家的祖宗都搞个名义上的皇帝做做,这符合草原上有了战利品大家分分的基本逻辑。看起来是胡闹,其实是真实部落关系的一种反映。所以你看,改革掉的东西,看起来是糟粕,但实际上是原来政治生态的必要组成部分。
明白了这个原理,我们再来看那些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措施。
无论是换服装、换发型、换姓氏、换血缘、换都城、换语言,所有这些改革,看似很折腾,看似很得罪原来的鲜卑贵族,其实对于那些鲜卑贵族来说,也就是忍一忍的事,不过是不习惯嘛,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嘛。反正贵族的利益又没有被实质性地侵害。
所以,这并不是这次改革真正改变的东西。真正改变的是什么?是把鲜卑族的上层贵族和底层人民之间的纽带给生生地扯断了。原来鲜卑文化那个浑然一体的文化被改变了。
你想,原来的鲜卑民族,是上下一体的。下层的武士,虽然暂时很憋屈,是社会底层,但是有希望,鲜卑是战斗民族,靠在战场上一刀一枪,是能拼出一个未来的。至少有希望。
但是汉化改革之后呢?留在北方驻守的那些武士,和住在洛阳的鲜卑族上层,就彻底割断了联系。皇帝要用儒生了,用文人了,用汉人了。他们这些驻守边疆的武士,彻底失去了上升的希望。
比如北方六镇是鲜卑人为了防范北方柔然等游牧民族而建立的六个军镇,原来非常重要。很多拓跋族的重要将领在那里镇守。后来,柔然衰落了,北魏的军事重心转向了南方。北方六镇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再加上孝文帝的门阀、官制改革,还留在六镇的鲜卑大兵们,成了“被遗忘的人”。
不仅如此,孝文帝还学会了汉族政权发配罪犯的制度,把很多罪犯发配到六镇来充军,弄得这里越发乌烟瘴气、纪律松弛。克扣粮饷、欺压士兵的事情,越来越多。六镇这些军人,说起汉化改革来,都是一肚子怨气。终于公元524年,这些绝望的士兵起义了,六镇之乱爆发。驻扎在六镇的士兵们虽然被人遗忘,战斗力可不弱。北魏调中央军来镇压他们,却被他们打得大败。中央军主力基本被消灭了。
再加上后来的尔朱荣搞了个“河阴之变”,就是把北魏朝廷里的所有官员,大概两千多人,屠杀一空,武的也没了,文的也没了,北魏的执政根基就彻底断送了。所以,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一代人时间内就落到这么个下场。
今天我们简单回顾这个过程。其实是想说所有变革者遇到的真正难题是什么。
你站在变革者的角度看,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似乎清楚得一塌糊涂。所以,好像改革就是废掉坏的,留下好的,追求对的,避免错的,然后把所有的反对派狠狠压制住就行了。
但是就算你把这些都做到了,就像孝文帝拓跋宏那样,又能怎样呢?表面上的改革非常顺利。但是原来的生态里那些要素的互相支撑的关系,正在一点点解体。危险在解体的过程中一点点地积累。就像你拆一座房子,你小心翼翼地对待的,是那些显眼的柱子,而最终压垮一切的,反倒是刚开始没有注意的房顶。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评论那些因为幸运而成为君主的人:“当他们在途中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们是在那里飞翔。可是等到他们落脚之后,一切困难就应运而生了。”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拿来好的,丢掉坏的,一切决策都显得很容易。但是一个变革者真正要做的,不是去超市选购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是要在两个系统之间做转换,把一个行之有效的旧系统,改造成另一个行之有效的新系统,这个难度系数就太高了。
所以回顾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发是,一个真正的行动者,眼里不只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他还要看到那些被丢掉的东西,是不是被放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