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皇帝的念头，就要有横死的准备

许多人可能更加关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忽略了他更为重要的一本小小的著述《道德情操论》，在那本书里亚当·斯密用独到的卓识这样写道：“上帝并没有忘记，也没有遗弃那些似乎在分配土地时被忽略的人。在身体自在和心情平静方面，所有不同阶层的人几乎是同一水平、难分轩轾的，而一个在马路边享受日光浴的乞丐，则拥有国王们毕生为之奋斗不懈的那种安全。“写下这些话时亚当·斯密时年36岁，那时为公元1759年。

在亚当·斯密去世两年之后，也就是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任命马噶尔尼为正使以祝贺大清帝国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大清国。这也是欧洲各国政府首次向大清国派出正式使节。

不过很不幸的是，马噶尔尼的此次出使在后续的历史记录中表现出相当不愉快的内容。在徐中约先生编撰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却对马噶尔尼的出访及其所见所闻表述的与其他历史书非常不同。在那本《中国近现代史》中读者可以见到一个极其傲慢的帝国和一个衰老自闭的君主。

在时隔多年之后，我们才得知一场发生在1768年大恐慌。这一事件被孔飞力教授记述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中，也就是从这本书里我们得知，在1792年的乾隆帝也是刚刚从这场蔓延大半个中国的大恐慌中走出来。

”叫魂“的恐慌发生在乾隆帝执政时期，那时乾隆帝正值春秋鼎盛时期，海内还算升平，也无大的战事，按照传统儒家的说法乃是修养生息的时间。大清的统治也有近百年了。只不过江南人口有些稠密了，饭少人多的问题逐步凸显出来了。当然在那时还甚少有人意识到这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1768年的春天到秋天，爆发了”叫魂“的妖术恐慌。

从孔飞力先生的那本书中，有关“叫魂”的发端其实非常微小，而且从一个浙江仁和县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开始，这位石匠受雇于德清县的水利工程，靠手艺吃饭。当地一位名叫沈士良的农人，因为自己的侄儿受人欺负，为了报复他们。私下想请石匠将写有仇家名字的纸片放在即将打入河中的木桩上。据说这种方法可以在不知不觉中窃取人的精气，让人生病，甚至死亡。可石匠胆小怕事，于是将沈士良的所作所为告知了官府。德清县的阮知县受理了此案，并认为是一件小事。于是按照《大清律例》杖责了沈，斥责后将其释放了。

不过德清县知县没有预料的是，这件事情在县衙之外迅速的流传开来，居民们开始惴惴不安起来，只要见到行脚路过的乞丐、和尚、道士、商贩都会疑心重重。这场有关“叫魂”的谣言在民间流传开来。那些被居民抓住并被逼问的乞丐、和尚、道士、行脚商贩又会屈打成招，承认自己实施“叫魂”的事实。谣言一旦坐实就会变成另外一番模样。这场从江浙发端的“叫魂”的恐慌也一路沿着漕运河道传播到直隶。更让诧异的是，“叫魂”这种妖术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从“名字纸片”变成了“割剪发辫”。在地方大员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叫魂”也从妖术逐步上升到造反的地步。在大清国剪发辫绝非小事。当初的”薙发令”谁也不能逾越。于是，这种恐慌也被民间教们趁势利用，在大半个中国引发了对改朝换代以及随之而来的灾害的联想。乾隆帝审视这场恐慌的重点还是从“剪发辫”开始的。这也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最后，在乾隆帝亲自督办之下。这场席卷了万千之人的恐慌才得以平息。但是在乾隆帝心里，这一事件也是无时不刻在提醒着他和他所掌握的江山的安全感其实非常脆弱。

从孔飞力教授梳理的这个故事中，我们大体可以感受到亚当·斯密的那段话中对于安全感的体会。只不过这期间相差了将近三百多年。

在阅读中国历史时，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与孔飞力先生《叫魂》合并在一起阅读，就大体可以理解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困惑何以发生。黄的著述集中在庙堂之上，而孔的重点则在江湖之野。由远及近，我们才可以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发现历史的相似性。

在朱维铮先生《走出中世纪》的著述中，更为集中的反应了康、雍、乾三朝的延续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清帝国的体制并非来自满洲的自创，而更多的是大清国继承了大明的体制，只不过在细节上做了充分的调整而已。而对于大清国的皇帝而言，朱维铮先生有一句评判会让我们的认识发生一些质的改变，那就是大清国的皇帝具备满洲大君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的。在宫门深重的禁銮之中，大清皇帝还是要拜服在“萨满”祭司的面前。在皇帝的内心中，“萨满”祭司带给他的安全感，还是非常受用的。这些内容在“英明神武”的赞誉背后是看不到的。

皇帝的安全感在1912年2月12日彻底的落地了。这不仅仅是皇帝逊位，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延续了二千年之久的帝制终于结束了。这一步至关重要。尽管这种帝制的结束并非那么彻底和决绝，但是帝制再也不会回来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局面也要换一种方式进行了！

在当下演绎“大清国”满屏的时候，这一点清醒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