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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延安一月》

2025-06-21  本文已影响0人  东方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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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周恩来新闻纪事》时阅读过《延安一月》,这次用几天时间,再次认真阅读该书,获益匪浅。本次阅读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的以书海钩沉·延安纪实为系列书名。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西京一延安间”有8篇通讯,叙述“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从西安经山西入延安的沿途见闻,并配两幅木刻。第二部分“延安一月”有39篇通讯,报道其在延安对各种人物、组织和事件的观察和采访,并配10幅反映延安生活场景的木刻。陈铭德、引恨水分别为之撰写了序言。

在该书的出版说明中介绍道:“《延安一月》记录了有着‘国统区新闻记者’身份的赵超构站在‘国民的公正观点’立场上,对延安进行的一些‘轮廓的报道’‘忠实的介绍’和‘自由的批评’。”

《新民报》当年安排赴延安采访最早的人选是浦熙修,因她夫妻闹离婚,还因其妹妹浦安修当时是彭德怀夫人而未获通过;后来又安排张恨水,因张家临时有人暴病而未成行,这个好事最终落在了赵超构的身上。赵超构的父亲当过南京警察厅东区分局局长,听说儿子要去延安,心里吓得不轻,临行前千叮咛万嘱咐:“多看少说,更不要写文章,你们只是参观团!”

“西京——延安间”是比较不重要的一章,但如果将这一节和“延安一月”并起来看,就更可以看出作者之忠于他的记者责任。如文中写道:在莲湖公园,还看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公园里有一座抗战战士纪念碑,碑前跪着汉奸汪精卫、陈璧君的铁像。汪逆的头上,满是游客的唾沫,这是不足为奇的。所谓“唾骂”,大概就是这样的罢。至于陈逆璧君,那头上并无唾沫。代替了“唾骂”,那铁像是铸成上身裸体的模样,两个奶头露在外边,于是乎那些愤慨的人便以摸一下陈逆的奶头表示轻蔑。铁像是黑的,锈了,只有陈璧君的两个奶头亮得像镀了镍,这可见它被人抚摩是历有年月了。我总觉得这种爱国的表现,有点低级。寥寥数笔,写出了中国国民的某些劣根性。

在书中的第二部分,开篇《踏进延安》。文中写道:市面上最可注意的,是打铁铺之多,在300家门面中,打铁铺至少要占50家。即在深夜,我们还可以看见熊熊的炉火映着赤膊的铁匠紧张工作。这一点可以充分表现延安还是十足的农业城市。第一天延安给我们的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的农业都市。这样的描写,真实感人,可信度高。

第二篇,赵超构写了《毛泽东先生访问记》。上车的时候,作者发觉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又是赤足,未免不郑重,而颇想去穿一双袜子,但招待人坚决地保证说,毫无关系,“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他用平视的眼光,勾勒了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身材顾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辞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听取谈话中,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

当晚在大礼堂看京戏,赵超构因小时候耳朵进过水,耳朵有点聋,所以拣了个第一排中间靠近舞台的位置坐下。与他并肩而坐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主席。赵超构感到有点局促,但立刻便觉坦然。毛泽东不停地递烟让茶,老朋友似的谈起了张恨水和他创作的《水浒新传》。台上的好戏开锣后,他们又聊起了京剧。赵超构自谦“对于平剧缺少修养”,毛泽东也说“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他们都承认“很喜欢看看”。赵超构在《延安一月》谈起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感受:“完全出于意外的轻松!”

接着写的是《朱德将军的招待会》:“朱副长官年逾六十,虽然是久经风涛的人物,可是朴素如乡农。一套军服穿得总不合身。招待客人时,带着笑容,很少说话。”朴素的描写,抓住了朱德将军的特点。

赵超构还采访了丁玲、陈学昭、陈波儿、周扬、艾青、范文澜、艾思奇、成仿吾、王实味等文化人,写出了《延安文人群像》,真实地介绍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也写了《延安大学》《报纸•书店》《劳动英雄》等。

在《延安一月》中,赵超构并不认同延安的一切,他对延安“标准化”的思想和生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于文艺创作,他说:“延安有一种批评的空气,时在干涉作家的写作。”

赵超构还与周恩来单独见面,双方作四五个小时长谈,周恩来主要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延安一月》中专门有个篇章,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可以说,周恩来是赵超构向往进步走向光明的领路人。他们之间的友谊不亚于赵超构与毛泽东的交情,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还特地邀请赵超构到中南海家里做客。

赵超构报告文集《延安一月》,当年于7月30日、8月3日起分别在重庆、成都两地《新民报》陆续刊载。一开始每天只刊登七八百字,后来应读者强烈要求,每天增加版面刊登两千多字。为了应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赵超构巧妙地与新闻官周旋,采用“曲笔法”写作,玩“障眼法”。

同年11月,《延安一月》在报上连载完毕,随即结集出版单行本,成为读者争相竞购的畅销书。三个月内再版三次,发行数万册;抗战胜利后又在上海出了两版,还出版了日译本,一时洛阳纸贵。重庆新华日报社购买2000册送往延安,毛泽东读后说“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称之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

《延安一月》使赵超构一举成名,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新闻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延安一月》是一部真实记录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精神风貌的“史书”,这或许正是《延安一月》长盛不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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