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主体的身份危机 ——解读罗兰.巴特《S/Z》

在《S/Z》一书中，罗兰.巴特对巴尔扎克中篇小说《萨拉辛》做了颠覆性的阅读和重构。书中对小说中人物的探讨，具有典型的拉康主义色彩。本文通过在拉康理论的基础上溯源自我的主体性，并指出其给主体的性别身份和文化身份带来的危机。

一、“S/Z”

《S/Z》是罗兰·巴特根据巴尔扎克中篇小说——《萨拉辛》所写而成，题目“S/Z”，每个符号都具有高度抽象且丰富的能指。首先，字母“S”和“Z”分别是小说主人公萨拉辛（Sarrasine）和阉歌手赞比内拉（Zambinella )的首字母，也存在于小说文本作者巴尔扎克（Balzac）和文本的文本的作者巴特（Barthes）名字中；从其语音看，“S”较为平滑悦耳，“Z”有毁伤舌头的刺灼感；从其外形看，“Z”是“S”的反写，“S和Z处于书写符号的相反方向的关系中：这是同一个字母自镜子对面看过去呈现的样貌：萨拉辛在赞比内拉之中凝视他自己的阉割。如此，横阻在萨拉辛的S和赞比内拉的Z面前的这条斜线（/），便有一种让人惊惶的功能：它是表示删除的斜线，镜子的表面，幻觉的墙，对照的边界，界线的抽象，能指的倾斜性，纵聚合体的定位标志，因而亦是意义的诸如此类。”总的来说，“S”和“Z”是围绕分割栅栏“/”产生的纵聚合体的两项。

问题在于，即使“Z”为“S”的镜像，二者并不完全等同，相对后者的柔软圆滑，前者棱角更为分明。“S”和“Z”，正是由于发音和外形等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存在和生命意义的不同。而两个具有差异的事物怎么在这里被叙述成一体的？萨拉辛凝视的明明是赞比内拉的被阉割的身体，何以就变成了他自己的？如果仅仅因为阉割具有传染性，那这种传染是如何发生的，他为何不能用自主性抵抗这种传染？换句话说，他的主体性（如果有的话）来自何处，此时还能不能起作用？

二、主体性的失落

在回答自己为何选择《萨拉辛》作为分析对象的时候，巴特提到一份名为《精神分析手册》的杂志，这份杂志是由巴黎高师一批追随拉康以及阿尔都塞的学生主编的。在1967年刊登其上的让·勒布尔的一篇论文《萨拉辛即阉割的体现》引起了巴特对这本小说的关注（P79），而作者让·勒布尔就是拉康派的成员之一。因此，要想弄清巴特对小说中人物的分析，就不能绕开自我主体性的本质问题和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拉康的理论。

自柏拉图到笛卡尔，西方哲学探索世界本质都是以客体世界为基本对象出发的，从笛卡尔开始，探索的对象才转向了认识的主体。但不管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还是康德的先验主体或者黑格尔的绝对主体，主体实质上还是被打上括号束之高阁，并没有得到细微精准的解释，直到弗洛伊德将人的意识结构和人格结构明确分层。弗洛伊德将人的意识结构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个部分，它们分别位居上、中、下三个层面，三者根据自我所意识的程度依次递减。而这三个部分，虽然无意识最不能为人察觉，但它所占的比例最大，如一座冰山的没水部分，而通常欲望就被压抑在无意识领域。而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构成，自我则调节来自本我中所压抑的欲望和超我的良心谴责。不过这些构成部分都还在一个整体之中，统一于“我”这个符号之下。

而拉康在无意识和自我的基础上走得更远，他借助镜子这一道具，解释了自我的确立。如6个月—18个月的婴孩站在镜子面前看到的形象，刚开始以为是我之外的异己，身后的其他人（通常是父母）告诉他镜中的形象是谁以及那是一个如何的形象时，他才通过想象把那个警中像与自我挂钩，构成了自己在观看自己的图景。在这个自我的确立过程中，他实际上是先认识他人，再认识自己，但这个自己是在父母的凝视下想象出来的自己，而父母就充当了一个我想象中的他者的角色。他是按照他者（如父母）的指令塑造自己的形象的，但指令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因为镜中像并不等于本人，正如“Z”≠“S”一样，以致造成自己的误认。而他们信任的他者，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完美，他们无法认识世界的全貌，也无法将所有精力都给予被塑造者。不过，婴孩并不一定意识到这种外来的力量对自身的影响。因为虽然父母在身后凝视，婴孩看不到或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凝视（但他们知道凝视确实存在），因而就注意不到他者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对自己的控制，而是通过想象避开他人在看我这样一个事实，开启自己在看自己的观看模式，这就制造了凝视功能的幻觉。这和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洞穴里的人见到只是火光投射在墙壁上的影子，但他误以为是真实，即使有一天他走出洞穴发现火堆，也只是视这光源为令他目盲的原因，而不知道物体的实相到底是什么。因此，这个镜像观看过程就包含了两个环节，一是对自己或与自己相似的他人的看，属于想象界的自恋性认同，形成理想自我；一是以他者的目光看自己，属于象征界的他者认同，形成自我理想。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拉康在这里更明确强调自我的形成收到他者和外在因素的影响。按此说法，主体就从根本上分裂了，不再是那个自足圆满的个体，而是被外部世界建构出来的，是自以为是个人自我主体的非主体。

而上文所说的萨拉辛在赞比内拉中凝视自己的阉割，就可以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解释之。赞比内拉因为被阉割，象征一种欠缺和匮乏的实在，但为了与友人开个玩笑，他又处处诱惑欺骗着萨拉辛，此时，他兼具了镜子和他者的功能。而赞比内拉在引诱萨拉辛去窥视的同时，又处处躲避他的观看。于是，二人都变成了想象空间与象征空间交互的看与被看的对象：赞比内拉是萨拉辛欣赏的对象，但同时他也在看着萨拉辛的看。而萨拉辛在想象界中将其认同为一个完满女人形象和完满的他者，这类似于一种自恋性的认同。因此，对于他的躲避和暴露，萨拉辛反将其当作示爱抛出诱饵的幻象。究其原因，乃是主体无法看清背后那个他者，或是即使看到也不足以构成对瓦解想象的威胁。事实上，赞比内拉的眼睛早就在看着并诱惑着萨拉辛，他让萨拉辛看见一些东西，也让他无法看见最本质的匮乏，他们在这般“引诱—追逐—躲避—更大程度地追逐”的游戏中，始终保持了谜底的神秘，本质与实在的裂口被遮蔽了。直到美好的想象被匮乏的实在所戳破，匮乏的回返扑灭了他欲望的烈火，萨拉辛崩溃了。而在作为镜子功能的赞比内拉中看到的是自己的阉割，这也不是他自我能动完成的，而是背后那个他者的倒塌。

而讲故事的人也由客观冷峻的叙述者也慢慢变成投注欲望的主体，听故事的侯爵夫人由被动地位反转为阉割“我”的主动角色，都与背后的他者有关，而不是随心所欲的任意转换，这就是阉割的传染过程。由于自我的主体性不完全在自己手中，主体就变成了漂游的浮萍，因他者的不同随机配置。因此，这种主体性的失落就导致了人难以是其所是，人不过是某种结构或者关系所编织的网中的一个小点。而种种看来常规的身份就面临了危机，下面将从性别身份和文化身份两个方面述之。

三、性别身份的危机

人类自被创造以来，男性女性的身份似乎就已经固定，《圣经》是这样记载的：男人的原型亚当是上帝耶和华按照他的形象用地上的泥土造的，他由于力量的优势主要从事繁重的耕种劳动；而女人的原型夏娃则是上帝取下亚当的一根肋骨而造，由于她来自于男人，便是男人的骨中骨，肉中肉，从事相对轻微的采摘等劳动。由此可见，女人在形成之初就被男人当成了“第二性”。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母系社会解体之后，男性的中心地位就更为突出。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就成了西方思维的中心：男性一般是强力、理性、完满的代表，女性则是柔弱、感性和缺乏的代名词。但我们不要忘了，不管男性女性都是上帝造出来的，二者的不同地位也是上帝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上帝理解为大写的他者。而在小说《萨拉辛》里，虽然涉及的人物众多，但几乎每个人都有着与自己性别身份不相符的特征，这就打破了传统的男女两性的生物性征和社会分工的划分标准。正如“/”，代表的是不可能性、删除与僭越，位于两边的“S”与“Z”不可能绝对等同，但也不可能绝无关联。这里主要以书中出现的四种性别身份代表为例分析。

萨拉辛，作为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却有着明显的女性质素，“萨拉辛（Sarrasine）一词，蕴有另外的内涵：女性质素的内涵。”（P80）这和他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重要人物有关。第一个就是他的母亲，这是一个作为他者形象对他影响至深的人物。由于他母亲在小说中的不在场（或者在场但不被看到），巴特将其解释为萨拉辛幼时淫荡反常的原因，这至少保持了男孩的性别特征。但他并不完全是一个强硬有力的男子汉形象，如书中分析的，“一旦与同学发生争斗，若不流血，交战是难得停止的。假使比对手弱，他就动口咬。”而巴特认为，在他强我弱的情况下，不是使用阴茎般强硬的拳头而是“咬”，这是女性质素的体现（P179）。而当他做出对基督雕像不恭敬之举时，面对父亲的咒骂，他不是以暴制暴与父亲交锋，而是选择了退让躲避。可见，他的母亲对他影响还是存在的，只是他没有意识到或者作者不愿交代罢了。第二个就是他在巴黎的老师——布夏东。萨拉辛来到巴黎后，沉浸在艺术的世界中，激情与躁动并具，布夏东以温柔为武器将它们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见到他被某一构思的狂流卷裹而行，无以自制，便止住他工作，或建议他娱乐。而他若是恣意闲荡着，便交给他重要的差事。”（P189）有意思的是，布夏东反串为为母亲的角色，虽然保住了萨拉辛的童贞，也阉割了他的男子气质，让他处于对生活常识混沌无知的状体，以至第一次恋情的失败。而到达罗马，他依然沉浸在雕塑和观赏艺术品中，直到赞比内拉的出现，这是第三个对他影响至深的人物。萨拉辛见到赞比内拉，被对方女性的完美所吸引，再加上对方的层层诱惑，他在自己的想象界构建了一个镜中完美的幻象，但此幻象并不是赞比内拉本人，而是他自己的投影，此时的他就分裂了，他在自己之中与这个幻象的女人调情，一方面，他对幻象过度投注了自己的性能力和男子汉气概；另一方面，在想象界的幻象破灭象征界的赞比内拉出现的时候，他的男性特征便轰然倒塌。当然萨拉辛的女性质素并不是说他“缺乏男子气（活力、独立性云云），而是说这种男子气是不稳定的”（P180），这种不稳定来自于他者的变化。正如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萨拉辛身上的这种女性质素的形成也莫过如此。

“人的性别与社会文化的建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将女性置于相对于男性的‘他者’位置，因而，女性话语一直处于相对于主流话语的边缘位置或被压抑的地位……而要想争取平等的话语权，首先需要对抗、解构主流话语。”这种对抗和解构在朗蒂夫人身上特别明显。她虽然身为女性，却有着男性的力量和权威。“朗蒂夫人完全是能动者：她控制时间（挡住了年龄的侵损）；她辐射（辐射是隔开一段距离的动作，为力量的最高形式）……她是主宰，暴君，其无言之引导力量执掌着生命和死亡、风暴和宁静……朗蒂夫人为阉割男人的女人，具有上帝的一切神奇属性：权势，魅力，创立者的威望。恐怖，阉割的强力。”（P106）当然，巴尔扎克或者巴特在消解男性力量赋予女性权威的同时，并没有落入女性霸权的漩涡，他只是想指出这种绝对的两分法的错误，比如还有如下的第三类人和第四类人。

赞比内拉作为事实上被阉割的对象，却难以用生物学上的性别去归类。他代表一种空无，而他的空无，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什么都不是，是对身体分类标准和界限的侵犯和僭越。一方面，他有着女性的特质：优美的嗓音，完美的线条，圆润的身体，胆小的性格，但这些女性的特质不等于女性的本质。另一方面，作为男人，他又失去了最本质的东西，因而显得空无，但空无却是种无所不能的力量。这种既非男人又非女人的怪物与身兼两性的菲利波和萨福相对，他们仅仅只是丰富了性别的结构。弗洛伊德在《女性气质》一文中谈到两性差异曾说：“当你遇见一个人时，所做的第一个判断就是这个人是男是女，而且你总是会做出一个绝对的判断。”这种直观判断在他们身上可能就会失效。

在上述看似完整的性别结构中，巴特通过性别与强力的矛盾否定掉了这种绝对的分类和判断方法，而提出了按照“阉割/被阉割、主动/被动”的标准进行划分的方法。这个新标准去除了陈旧的性别身份定位，而聚焦于对象力量的强弱。这就可以解释夏布东抑制萨拉辛的性欲，赞比内拉将萨拉辛拖到被阉割的境地，而作为男性的叙述者最后也被侯爵夫人收回承诺而阉割，作为女性的侯爵夫人却强有力地反转阉割了叙述者等问题。如果说巴尔扎克通过塑造阉歌手和身兼两性的萨福等人物形象质疑了作为他者的上帝的完满性的话，罗兰·巴特则反叛得更为彻底，他完全质疑了性别这一划分标准和上帝作为他者的资格，这与尼采所谓的上帝死了在一定程度上遥相呼应。不过，按照他的划分，也难免有一定问题：第一，阉割者与被阉割也没有绝对二元对立，二者往往是聚集在一个人身上，如赞比内拉既是被阉割对象，也反过来阉割了萨拉辛。第二，在主体自主性失落后依靠外来他者构型自我的情况下，任何标准都不再能够固定下来，“阉割/被阉割、主动/被动”得依靠他者的互动和具体状况下的随机应变。如此，处于危机边缘的身份就不仅仅只是性别了，作者与读者的地位也在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身份的危机

与传统认识论只注重思维和存在的二元关系相比，20世纪的西方哲学加入了语言这一要素，而索绪尔就贡献颇多。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分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个方面，前者是概念，即符号的意义，后者是音响形象，即符号的物质载体，二者随意对应。拉康在此基础上，认为个体心理内部的无意识状态同样是个体欲望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随意对应的状态，而为了使这种状态得到控制，则需要一个他者，而这个他者就是语言。正如上文列举的父母对婴孩的语言，儿童在发现镜中形象的同时也发现了语言，父母的语言就是象征界的具有欺凌性的他者，是语言帮助儿童确立了自我。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人的自我确立来自两个版块，一部分来自想象界的自我，一部分来自象征界的他者。作为文本的生产者——作者，同样也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书写作品的，而是受到象征界的他者的影响。因此，其生产出来的文本也不是完整的自我构成，而受到作为他者的语言的影响。与此类似地，巴特运用了语言学知识来说明文学表达方式和主体的变更，即用语言（他者）去建构文本（自我），用结构去操作主体。而在语言的牢笼中，人永远无法完全表达真正的自我。这同中国《周易·系辞》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一个道理。因此，文本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统一的主题和终极意义上的所指，意义的实现是无数能指相互影响渗透的过程，这和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文中，巴特区分了“可阅读文本”和“可写作文本”。前者指可以被阅读但不可以写作的文本。它强调作品的意义唯一赋予者是作者，读者只有接受作者的单方意义宣告。后者是读者与文本的关系配置，它通过身体渗入文本符号，生产新的能指，流向没有边际的复数。读者在文本的诱惑下，只能从一个能指走向另一个能指，在追逐的过程中寻找失落的自我，而引导读者追逐的就不仅仅是文本本身，还有对文本的欲望（正如萨拉辛对赞比内拉的欲望），这只有在可写作文本上才能实现。而文本之所以能成为可写的，一方面在于文本本身的意指结构是流动的、开放的，另一方面则在于读者的积极参与和书写欲望。正如小说中萨拉辛幻想的完美女人与实际存在的赞比内拉一样，前者如同可读文本迷惑着读者的眼睛，后者的不完整又召唤着读者参与生产性地阅读。不过，既然语言决定人的存在，而语言又无法表达确切的意义，那么作为统一体的人也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巴特就解构了传统认识论上的作者的中心和权威地位。

但作者死了，并不意味走进了另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中心。因为读者在阉割作者文本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被阉割，如小说中的萨拉辛、叙述者“我”一样。此处以阉割为喻，因为言语本身即行为，话语是杀他也是自杀的武器。由此看来，创作是一种自戕式的身体和生命的参与。可见，读者和作者本身就是一体的，巴特是小说《萨拉辛》的读者，同时也是《S/Z》的作者。如此，解构文本是一个前仆后继的过程，最本质的东西无人能达，但解构的行为和能指的链条也不会断掉。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文本的复数。德里达的说法更为夸张，“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这个文本，是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概念，与巴特对文本复数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因此，作者与读者的身份划分就失效了，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在网络的中心，中心如被阉割的赞比内拉，空无一物。

在人的主体性失落之后，那些司空见惯的身份称谓似乎都无一着落。那么，人到底是什么，作为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存在，这将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