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真无常

突然得知我第一个东家的老板娘病故了，看到消息的瞬间突然有些难过，一个年轻的生命突然终止，让人意想不到，也无法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我曾经亲身经历过，此时有些感同身受，仿佛触及到我记忆的阀门。

毕业后我去广东流浪了半个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那时我身上的钱快花光了，我用剩下的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张开往宁波的火车票。本来打算投靠弟弟的，偏偏弟弟回老家了，我只好跟着老乡住工地。后来有一家帽子厂看中了我，要我去做外贸业务员，但工厂在距宁波市有20公里之遥的慈溪市周巷镇。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去了。

那时工厂正在准备广交会的样品，同事们都忙的不亦乐乎。第一天上班，我就加班到夜里十二点，第二天同样加班到很晚。我有点被吓坏了，担心天天如此，一度想背着行李回宁波，最后咬咬牙还是留下来了。

好像就是第三天，我正在拍照，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子走过来，直直的看着我，像审视犯人似的，看的我心里发毛。看了一会儿，她问我，你是干什么的？还没等我说话，一位同事走过来，对她说，新来的同事。她“哦”了一声，走开了。那位同事告诉我，她是老板娘。我觉得她的眼光太过锐利，给人以威压，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接近她。

后来听说她是二婚，她的老公，就是我的老板是一个比她年长很多岁且长相一般的男人。她有一对儿女，都不足十岁。公司里其实是她说了算的。她的父母也在工厂上班，一个在草帽车间，一个负责处理边角料。她的父亲像一名纠察，处理边角料时发现有稍大块的裁片，就会拿着去办公室找老板告状。老板耳根子软，害怕岳父投诉到老婆大人那里去，该不该处理的都会对厂长发一通火，责令厂长追责下去。厂长是老板的同学，当然不愿意得罪他，只好去追查。不久她的妹妹毕业了，到工厂来上班，做了一名业务员，也是喜欢把办公室发生的事属于老板娘听。所以那时人们都不喜欢她的家人。

我那时是一张白纸，对外贸业务一无所知。公司安排我跟着一位女业务员学习。这个业务员是公司最得力的干将，可是脾气很暴躁，经常冲我发火，每次我都会在她发完火后才慢慢和她讲道理。后来得知她是我的老乡。两年后我离开周巷，来到宁波，我们成了朋友。

每次我的老乡上司冲我发火的时候，老板娘几乎都会出现在办公室，冷冷的看着我们，眼光一样很逼人。

为了不让老乡上司再骂我，我拼命工作。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厂长助理的宿舍楼上天天夜里狂欢。厂长助理好像是一个性格很古怪的人，他不去楼上和人交涉，而是从公司带了一个棍子，拼命捣天花板。楼上的人自然是不高兴，双方吵了起来，好像还发生了拳脚。没过两天，那伙人请来了一伙社会人员，指名道姓要找厂长助理，要在厂里动手打他。他依然待不下去了，就离开了公司。

厂长又从外面招聘了两回助理，然而始终不满意。最后厂长挑中了我。我从外贸部搬到了生产部，成了“黄厂长”。那段时间，我格外努力，亲自跑车间督促生产、检查质量、安排出货。同事和员工都给予我很高的评价。这个时候，老板娘看到我不再是冷冰冰的脸，每次总是和颜悦色。

年前的工厂特别忙，每个客人都在催货，偏偏工人们都提早回去了，没走的人经常要加班到很晚。腊月二十九，工人们都回去了。还有一票货要装车，实在找不到人，老板和老板娘亲自过来干，当时我也在。干完活，老板娘请我们几个装车的人吃饭。老板娘对厂长说，小黄人不错，你要好好培养培养他，以后可以做做副厂长……厂长笑着点头称是。

春节假期过后，正月初十开工，我们搬到新盖的办公大楼上班。我和厂长同一个办公室，我坐在他的对面。厂长让我负责外联，新招了一个当地的小伙子来管生产。厂里的业务绝大部分是自己生产，外发的几乎没有。我坐在办公室里几乎无事可做。我很快提出辞职。老板娘问我缘由，我说无事可做。她去问厂长，厂长说没有的事。听人说，我这个位置没人能做的长。厂长频繁的换人，以此来巩固他的地位。老板和老板娘很了解厂长这个人，但离不开他，只好顺着他。但老板娘还是不同意我辞职，把我调回了外贸部。

那时的我一是不忿于厂长，二是再回到外贸部也无事可做，更主要的是我想去宁波，所以再三提出辞职。老板娘见挽留无效，只得同意我辞职。

离开工厂后，我来到宁波，去了一家服装厂工作，再也没有回过周巷。后来听说，老板和厂长闹掰了，老板守着员工的面大骂厂长不是个东西。再后来就没听到过关于老板娘的消息了。

及至几天，再听到老板娘的消息时，却是她的死讯。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以为是有人恶作剧，或开个玩笑。然而这几天都不是愚人节，再说也没有人恶毒到咒人死去。

我向曾经的朋友求证。她说，没错，真的死了。我的心里猛地一沉。老板娘年轻、漂亮，记忆中她的身体北常好。没人会把她和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世事太无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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