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大与小

        黄仁宇教授作为一位美籍华人，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明史的研究，富有自己的特色。其中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不仅仅以明代万历年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为叙述对象，而且提出了“大历史”的观念，引发国人的重视。我曾经断断续续阅读过这本书，也断断续续思考过一些历史学叙述中的问题。

      按照黄仁宇教授的理解，明万历十五年这个看似平常的年份，潜藏着不平常的因素。万历皇帝的懒政，文人官吏的短视，执政首辅的乏力，都给了这个大国王朝以消极的影响。而书中有关万历皇帝、申时行、戚继光、张居正、海瑞、李贽的社会活动和活动效果，构成了一幅画卷，显示出明代社会的景象。本来，历史就是繁复的，是综合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人物及其活动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多重因素。虽然经济和政治的作用十分明显，文化作为国家和社会机器的润滑剂，具有持久的作用。黄仁宇借助各种文献资料，全方位地透视明代社会历史运行的有机过程。

      作者不愧为西方史学研究的专业训练的学者，对于历史人物及其活动的把握，不仅仅有深刻的特征，而且有从容的态度。特别是有关海瑞和李贽的研究，不仅抓住了海瑞官场另类的特点，道出了他无法置身群中的尴尬和无奈，而且指出了他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个性缺失。李贽本人不仅学术研究上有鹤立鸡群的特点，而且由于其个人在家族中的遭际，遂使他最终坠入佛门，并且锒铛入狱，愤然身死。这样的人物形象，增加了读者对明代社会士人生活的直观形象和深刻体察。历史在读者的心目中不再是死寂的，而是有血有肉，富有活力的。

      就本书涉及的范围和时段而言，应该说是很小的；而就历史叙述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又是很大的。这本书体现出了历史研究之小与大的交织。由小观大，以大观小。大是视野，是胸襟，是深度；小是微观，是细部，是具体。我不是学习历史专业的人，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只是历史学的爱好者。我无法说出更为专业的话语。但是，就本书而言，我看出了历史叙述的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以大观小，由小及大。显然，这与时下学界有关断代史、专门史的叙述明显不同。应该说，正因为有了大的历史视野，才能有大历史的观念。也正是在大历史观念的引领下，作者的细部分析才能够服务于长远发展的战略，透视出宏观的历史眼光。

      当然，我们承认这种叙述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它就无懈可击。毋宁说，我们讨论历史问题，不仅需要大的视野，而且需要细的把握。例如，究竟“以道德代替法律和技术”的状况，在明代的具体体现是怎样的？万历皇帝究竟在哪些诏告中提出了太子废与立的主张？张居正对于明代社会治理的功过是非如何评说？海瑞的政治业绩应该如何看待？再如，明朝的灭亡是道德问题还是清兵入关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没有给出更加清晰明确的叙述或判断。显然，这就有些令人无法满足。或者说，《万历十五年》在给予读者极大满足的同时，还留下若干需要继续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借用我国现当代历史学界一位著名学者的话来说，研究历史需要“实事求是”，写历史剧则需要“”实事求似”；似乎，黄仁宇教授的这部著作介于“实事求是”与“实事求似”之间。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黄仁宇先生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已经出版七八种，每一种都有可观的销售量，这是难得的史学著作的出版情形。而《万历十五年》一书，则已经成为专家和大众争相阅读的名著，多年来畅销不衰。这种不同寻常的历史叙述方式，无疑给中国的历史学术界以巨大的冲击和有益的启示。历史学的研究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应该逐渐多样化。所谓的多样化，不仅仅应该有供专家学者阅读的学术论文那样的著述，而且需要透视历史演进过程的大历史的叙述，还要有关于人物、制度、事件和生活状况的分析。历史学的繁荣，首先有赖于历史学研究的更加深入，也有赖于历史学叙述的多样化。

历史的大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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