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味|回不去的童年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中期，那时我们国家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里走出来，好多地方都还在闹饥荒。
而我们浙江这一带，相对于其它地区，情况还算好，虽然主食仍以杂粮为主，吃得稍微稀点，但勉强还能吃饱。
等我懂事的时候，已经进入七十年代。记得家里的日常食谱是玉米糊糊、地瓜粥，偶尔母亲会用玉米面做几餐玉米年糕。
由于父亲走得早，大哥成了家里的主劳力。所以家里仅有的一点大米，是给在砖瓦厂上工的大哥吃的。妈妈先把米放入一大锅水中烧开，再把差不多熟了的粥米，捞在一个钢蒸盒里，让哥哥带上，他只要把钢蒸盒放在烧砖瓦的窑洞口，等到中饭时间，经过窑火的蒸烤，这半成品的粥米就成了香喷喷的米饭了，这叫“煮粥捞饭”。
给哥哥捞完粥饭之后剩下的米汤，可以照得见人影，于是妈妈再切点地瓜进去熬成地瓜粥，或者撒一碗玉米面进去，用筷子使劲搅拌，做成浓稠的玉米糊糊。
那时候的玉米糊可没现在的玉米糊可口好吃哦，一个是玉米的品种不够好，还有碾玉米粉的设备也没有现在先进。大队里的碾面机碾出的玉米面，又粗又硬，吃在嘴里还戳口，可谓是真正的粗粮。
记忆中，秋收后，每家每户都会踩上一大缸萝卜咸菜。先把一个个半大的萝卜倒入缸中洒上盐，大人或小孩洗完脚，入缸把它踩出水，然后再铺上芥菜，撒上盐再踩，铺一层踩一层，最后再用石块压出水，过一两个月后就可以食用了。
所以玉米面虽然又戳口又无味，但是配上脆生生的腌萝卜，却感觉特别的美味。那时候候每到饭点，隔壁邻居的大人小孩都会端着一碗玉米糊，手里拎着一个腌萝卜，聚集在门口的空地上。“呼噜呼噜”的喝玉米糊的声音，伴随着脆生生的咬萝卜的“嘎吱嘎吱”声，俨然成了一曲“玉米糊糊交响曲”。
在那个勉强能够维持温饱的年代，吃肉就成了一种奢望。记得难得有个把贵客上门，母亲才会买点肉，做个青椒炒肉或者芹菜炒肉，这在当时可是少有的高级菜了。
我家一年到头几乎见不到荤腥，家里的菜籽油吃完了，母亲会买点板油熬猪油，那香脆酥松的油渣就成了人间美味。
大多数家庭，唯一能真正吃上肉的时候，也就是过年。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的孩子急切盼望过年的原因。因为到了过年，条件再差的家庭也会买上点肉，用以招待亲友，而条件相对好的人家，还会买上糖果、花生、瓜子，还会给孩子扯上几尺布，做几件新衣服。
以前的节日少，除了端午、中秋，就是过年了。那时候大人一年到头辛苦劳作，只有在过年这几天才能像样的休息几天，趁机走走亲戚，拜访好友，聊聊一年的收成，谈谈来年的希望。
所以，一年当中，过年也成了重中之重的节日。所以大人们待秋收后，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
首先是酿米酒，待秋收完毕，每家基本上都会选出一两百斤上好的糯米，用以酿米酒。一般都是在年前的两个月左右，各家各户都陆陆续续地动手做米酒了。我们这边做米酒用的是红曲，糯米经过浸泡，蒸煮，摊凉，然后拌上红曲，按比例加入适量水，放入酒缸中让其发酵，前几天还要用酒耙不断打压经过发酵筑起的红米饭，等酒水慢慢的渗出，酒渣沉淀下去，红红的米酒就差不多好了。这个过程差不多要一个月左右。
我们这边的红米酒
酿酒期间偷米酒喝这事，想必是很多人小时候都干过。我家货货就因在酒缸里偷喝米酒，醉卧稻草堆里，害得家人及众乡邻找一个晚上。现在谈起这事，他还美滋滋的。
快过年了，就是舂年糕，切年糖。年糕是糯米和粳米按批例经过浸泡，用小钢磨打成粉，然后放蒸笼里蒸熟，用人工放在石臼里舂透，再压成一个个面饼。现在用机器轧的年糕，没有人工打压的年糕膨胀松软。
切冻米糖也是件很烦琐的事。妈妈们先把糯米浸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洗净，蒸成糯米饭，然后放在露天冻一个晚上。第二天找块空地，摊上地垫(比篾席大还结实的晒具)，然后把已经冻成一块块的糯米饭团，用力挪散，把每粒饭粒都分开，这个差事很费劲。记得妈妈们干这活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开心地脱掉鞋子，在地垫上追着玩。
待冻米晒干，经过炒制，摊凉。晚上就请切糖师傅过来切糖。那时候因为只有红糖，而红糖的粘性不够强。熬糖时的老嫩成度掌握不好，很容易散糖(粘性不够，散掉了)切不起。所以每家每户切糖的时候，都是关着门不喜欢别人来，说是有糖“鬼”，门一开，糖“鬼”进来了，糖就散掉了(其实这些都是托词)。所以妈妈们知道别人家在切糖，都不许孩子们跑到人家家里去，万一人家糖散掉了，会被人家埋怨。
经过冻制的冻米糖是真的好吃，既松脆又香甜，还不沾牙。那时候我们一放学就赶紧回家，然后就攥上一叠冻米糖，在小伙伴面前咬得“喀嚓喀嚓”响，惹得那些家里还没切糖的直咽口水。而母亲知道谁家还没切糖后，总会装上一条糖，让我送过去，先给孩子解解馋。后来条件好起来了，米花糖啊，芝麻糖啊，豆糖啊等等，过年切糖的品种也多了起来。
临近年关，就开始杀年猪了。腊月二十以后，一大早总会听到此起彼伏的二师兄的惨叫声，杀年猪的序幕拉开了。
那时候民风淳朴，每户杀过猪的人家，都会把煮好的猪血，给隔壁邻居送上一碗，体面一点的人家还会再猪血上放一点板油，以此和大家分享过年的喜悦。
然后把值钱的板肉，猪蹄，内脏卖出，自己只留一个猪头和不值钱的猪下水。而必留的还有那个猪心肺。
因为以前我们这边有女儿家杀猪，要给娘家送猪心肺的风俗。而娘家母亲收到这个猪心肺后，总会拎着它到人多的埠头去洗，埠头上洗涮的妇女都会啧啧称赞：“你家的女儿真孝顺，杀了猪就给你送猪心肺来。”而那老母亲定会在一片称赞声中，露出骄傲的神态。所以我们这边有“儿子养一世，不及女儿一个猪心肺”一说。
既使没有年猪杀，家长也会买回一个猪头，几斤猪肉过年，而且还会杀上一只养了一年的鸡。
记忆中最开心的事，就是“掰猪头”。母亲总是先把鸡和那几斤猪肉煮好，捞出，再用同一锅汤煮猪头。煮熟的鸡肉和猪肉我们是不能吃的，因为一盘白斩鸡和一盘白切肉，在过年期间是必不可少的“坐碗菜”，是专门招待客人的。
所以我们最盼望的，就是快点煮好猪头，因为只有猪头肉我们才可以享用。那猪头在锅里还没熟透，我们几个小不点，就已经围着灶台淹口水。
待热腾腾的猪头捞出锅，放到砧板上，我们就一个个伸长了细细的脖子，两只眼睛随着母亲拿着菜刀的手，骨碌碌地转，喉咙“咕咚咕咚”地吞口水。
母亲先是切下猪耳朵、猪鼻子，然后把猪脸两旁边的肉切下，猪耳朵和鼻子是用来切冷盘的不许吃，两旁边的面横肉是拿来做夹馒头的乌肉的(现在都用扣肉)，也不许吃。取完这些只剩下一些边边角角的碎肉，妈妈会拿个盘子装上，倒一碟酱油，然后让我们敞开肚子吃，不过最抢手的，还是那几块掰下来的骨头。因为从骨头上啃下来的肉特别的香，而且捧着大大的猪面颊骨，用牙齿撕扯下一片片肉，是特别带劲的事儿。
啃猪头骨
等我们啃完，妈妈再把一些肉沫扔回到煮完猪头的肉汤里，然后再把油泡掰开，放进汤里，旺火煮，待油泡浸透了肉汤，再把它倒入盆中，待它冷却、上冻后，就成了上面结着淡黄色油的猪头冻。这也是过年期间，可以让我们日常下饭的美味。
小时候让我记忆最深的，是舅舅家的羊糕。那个时候我们出去拜年，妈妈总是吩咐我们，不能碰桌子上的坐碗菜，因为每家每户备的肉啊、鸡啊都很少。那几个坐碗菜，就是摆摆样子，用来撑场面的，所以大人们基本上都不碰的。往往摆完一个正月，所有的客人招待完了，那几碗肉还没少去过。
到现在我们都还在感慨，过去的乡邻都很善良，越是日子不好过，大家越相互体谅。
而到舅舅家拜年，舅舅知道我们家一年到头难见荤腥，所以我们一落坐，吃完荷包蛋，舅舅就往我们碗里夹鸡肉，夹羊糕，而且他总是直接把鸡肉撕开，把羊糕捣碎，因为撕开的鸡肉和羊糕放不回坐碗里，我们可以大胆地吃。吃馒头的时候，必定拿两个馒头夹上肥肥的乌肉，看着我们可劲的吃下去。
那个年代，我们这边养羊的很少，既使养了自己也舍不得吃，肯定把它卖了，贴补家用，所以羊肉简直是稀罕物。而舅舅总是把自己养了一年的羊，杀了做成羊糕，招待客人。
那凉丝丝的鲜美的羊糕，我现在想着还流口水。羊糕上结成的白白的羊油，硬硬的，咬着“嚓嚓”响，和菱角肉一样香。
所以，虽然到舅舅家拜年，要走三十多里山路，但是我们兄妹几个，还是个个趋之若鹜。
在我印象中，每年过年，我们镇里的剧团，总会在我家门口的老市基上，演上几天戏。那时候没什么娱乐活动，看戏成了男女老少唯一的精神享受。
那个时候没钱，大家对食物和娱乐的都没多少奢望。一碗荷包蛋、一块鸡肉、一块羊糕、一颗糖果、一件新衣裳，都会让我们幸福好久。
现在的条件越来越好了，而人们的欲望却越来越强，天天山珍海味，新衣新袜，却找不出幸福的味道。
虽然年假变长了，却已没了儿时的味道。年糖不切了，年猪也不杀了，过年招待客人都上酒店了，所以年味也在一年一年的变淡了。年轻人都喜欢过洋节了，什么圣诞节啊，平安夜啊，年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在这个追逐名利的年代，钱成了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重要标准，“笑贫不笑娼”已成了常态。过年同学朋友聚会都只是相互攀比，职场官场年终聚餐，同事间温柔的笑脸背后却是互相倾轧。在这“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氛围下，而我却特别怀念那碗，邻家杀年猪后送来的猪血……
随着年龄的长大，我们失去了曾经的天真烂漫，多了些世故冷漠和沧桑。儿时真诚相处的小伙伴，都很少有几个能交心的，曾经灿烂的笑脸上，多了一个虚伪的面具。
日渐消失的不止是儿时的年味，还有我们回不去的童年！
